如果当初我不是跳楼，而是被逼杀人了，他们还会给我这个结论吗？
终于又呼吸到新鲜自由的空气了，抬头看看蓝蓝的天，想想家里年迈生病的老母亲；看守所门外焦急等待的女儿；我默默地收下了这张特殊的释放证。“疯就疯吧”，“疯”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
我举报人家，人家怎么可能“傻呵呵”地坐以待毙？他们花钱雇用社会上的地痞流氓，他们收买九化工人的败类，他们对我用尽威胁、利诱、监视之能事，他们进我家偷东西如入平地，他们预谋指使无耻的崔家母子对我大打出手，他们多次企图制造车祸置我与死地…
除了如山的铁证外，我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手中的“铁证”不但对人家没有造成丝毫的损害，反而对我产生了致命的杀伤力。
有好心的律师要帮我推翻这个“结论”理由是：这个结论使我从此再也不能上访告贪官了，而且今后连选举权都没有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做人的权利都没了。
想想江帆，我拒绝了，我不想走江帆这条路。
开封市第二职业中专校医江帆因为多次控告家庭暴力而被鉴定为精神病，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几乎崩溃。为了推翻这个“结论”她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而最终江帆虽然没有成为真正的精神病患者。但巨大的心理压力却导致了江帆身体受到了癌症的致命侵害。
在会议室里他们只和我谈了一次，不到三个小时，十几天后这个精神病鉴定结论就出来了。
把正常人鉴定为精神病实在是太容易了，也许只用二个小时就够了，但是你要推翻这个结论却很难，江帆虽然用了十年的时间，所幸的是她总算推翻了这个结论。而压在我身上的这个“结论”远比江帆那个来的要“合理”复杂的多，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去推翻它了。我连国家宪法附于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无法保障，我连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要不要那个所谓的“选举权”又有什么用呢？
我之所以实名举报腐败贪官，是因为相信政府，相信做为举报人，我的人身安全能够得以保障；相信最终正义能够得到申张，相信腐败分子能够得到惩处，相信百姓的利益能够得以维护…
“如果一个社会，只要有权力，就可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那么，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被指认为精神病的。”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二十三点北京东城区看守所内，
管教问我“犯什么事了进来的”？
“跳楼”。
“你法轮功啊？”她惊讶地看着我说。
我一笑“不是。想跳楼自杀，没跳好，跳这里来了。”她也笑了。
打开监室的铁门，我走了进去。监室内不是很大但是很高。一条大约七、八米长的木板炕上，满满躺了有十个人。床上面的墙上有一个监视器，对面是用透明的玻璃间隔起来的厕所，最里面朝北，还有一个门，和我刚进来的门正好相对。紧挨着门的地下也躺着一个人。两个带着个小黄帽子的犯人，面无表情不停的在地上转着弯的走来走去。
我被指定紧挨着地下的那个人，脚对着门躺了下来。这个门底下中间，有四五条线型横缝，大概是为了通风用的吧。躺下来才觉得北风正好从这里由我的脚下一直吹到我的头上，再加上门缝两边的风更是把我全身吹的透心凉。先是双脚、然后是腿、小肚子、两支胳膊，最后一直吹到脸上，从下到上，从外到里一下子全凉透了。
我不停地起来用双手捂着被冻的冰凉麻木的双脚，双腿。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的双手也早以是冰凉的了。我感觉自己的腿就要不会动了，小肚子也开始疼上了。这时，一个棉衣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身上，我感激地抬头看了看那个扔给我棉衣的人。她仍然面无表情地在地下走着，发现我在看她时，朝我点了下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刻，这件棉衣一下子温暖了我的心。我想我永远都不该忘记苟金存这个名字。
监室里的灯彻夜长明，屋里犯人不停走着，门外每隔一段时间还会有看守走来走去不时地透过窗户向里张望。
如果不是因为反腐败，如果不是因为双台子区检察院拒不批捕打人者崔显政，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走到这里来的。
白天北京民警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你以为你自杀了就有人管了吗？你死了更没人管了，死也是白死。”
我不怕死，开始我并没想真的去死，但是事情总也得不到解决，实在是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才想此下策，希望这样做的结果能引起有关方面注意，能够有人来查一查九化公司的贪污腐败问题，给我的七年举报一个说法，也给我被打的母亲一个公道！
崔显政打我母亲的一幕，将一生定格在我的心里。
那天母亲看到我被打倒在地就急忙跑过来拉崔显政，没想到他却回过头来用力一拳将我母亲打飞了三米多远。就像电视剧里的特技境头一样母亲是团着双腿飞出去倒在地上的。我以为母亲一定要被他打死了，崔显政打倒母亲后，又跑步来到我面前，重新对着我的双眼大打出手。当时我以经是倒地不起，并且两眼流血不止了
我努力眼开双眼去寻找母亲，只见老人家爬着来到崔显政面前，再次去拉他时，崔显政又是一拳将我母亲再次打倒在地。可恨崔显政那同样年老的母亲，非但不阻止儿子野蛮行为，反而和儿子一起大打出手。
母亲在被打之前，好的时候，每天早晨五点多我都要带着母亲到辽化儿童乐园的转盘那锻炼身体，然后到天河市场早市买菜回家。
每天当我回到家里时，母亲总是把饭菜早就做好了等着我，晚上我还会为母亲做一个全身按摩，在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还会给她拔拔火罐针针炙。吃完晚饭我会和母亲一起再到养鱼池边上走走…
这一切至从母亲因我被打后，全都消失了。从此，母亲再也没起来过。原本不重的心脏病也变成了心衰。到现在人瘦的完全脱了像，半年的时间就住了快十次院，每天当我面对着七十八岁老母亲因我被打，而不得不躺在床上受罪的样子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说不出的恨。
半年多了，双台区检察院的拒不批捕，打人者崔显政全家的过份嚣张，更让我恨之入骨。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为我可怜的母亲讨回一个公道。
头顶上那个唯一可以看到外面的长方型的小窗户终于露出了一线光亮，天就要亮了。
现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样了，虽然我告诉车站的警察不让他们给盘锦打电话，但是可能吗？母亲一旦要是知道了我现在的情况她的心脏还能受得了吗？女儿也一定会为我担心，这么大的压力她能承受得了吗？家里也一定乱了套了。
一想到母亲，我后悔死了，我明明知道她有严重的心衰，却还是不顾一切的这样做，我太沉不住气，做事也太冲动了，万一我真的要了她的命，我这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安宁了。
这一夜不用说睡觉，我连眼睛都没闭一下。
这是我有生一来最长的夜。
天终于亮了，吃完早饭不一会，管教提我出去见预审，这是一个姓赵的男警官，大约五十多岁，长的有点像东北人。给我的第一印象，这个人粗中有细很精明，但又是比较实在的那种人。我对他有一种信任感。
进屋不一会，女儿的电话来了，我听到赵警官提到了女儿的名子，我便不顾一切的对着电话大声的说“齐宁，妈妈很好，你不要惦着妈妈，告诉你二姨不要让姥姥知道，就说我在你那里”。
好心的赵警官看了我一眼“齐宁你妈让你告诉你二姨别让你姥知道，你一会过来可以，但是你见不到你妈。”
“为什么事进来的？”坐下来的第一句话他问我。
因为想跳楼自杀。我说。
“为什么要自杀？”
“ 因为反腐败。因为我和我母亲被打没人管。”
“你都告谁了？”
“九化公司原经理史维成、九化公司原经理现任中化总公司付经理孙国恩、九化现任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汪月新、原九化公司总会计师候学海、原九化沈阳项目部指挥王平、会计毛可法等多人。”
“你告他们什么？有证据吗？”
“告他们贪污，他们以给包工队工程款为名，将九化的国有资产最少转入他们自己家里上亿元。我有银行和九化公司帐目为证。我希望有人能查，如果查证他们贪污不超过二个亿，我愿意为此做牢不出去了。”
“你们公司的全称是什么？”
“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第九建设公司。”
“你都到过那些地方告了？”
“盘锦市检察院、辽宁省检察院、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国资委、计工委、中纪委、国家审计署、是高人民检察院。”
“都和谁去的？”
“我和公司职工代表去过总公司、中纪委、国资委还有辽宁省检察院。但大多数是我自己去的。”
“他们怎么给你答复的？”
“他们没给我任何答复。”
“你这次来是干什么来的？”
“我这次来是想做最后一搏的。我没有想到国家会这么腐败，我很绝望，但还是希望最后能有人管。”
“这次来你主要到了那？”
“国资委、计工委。因为我给国家审计署的举报信，他们告诉我转给了国资委。我到国资委去查他们说没收到。我又到计工委，我和信访办的人在门卫通的电话，他回答没收到我的举报信，我说希望他们收到的时候不要再往下转了。但他告诉我肯定还要转给总公司。我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你们总是往下转呢？我和我母亲现在以经被人打了，你们还转，难到一定要逼我去跳楼去自杀你们才肯管吗？他很干脆地说“好！好！我等着！”就挂断了电话。
“然后你又都到了那？”
“这时候我以经不报任何希望了，我想到了死。我首先来到了梅地亚宾馆，我觉得这里紧挨中央电视台，而且宾馆里也有很多新闻单位，是个最好的新闻中心。但是当我来到十一楼的一个房间时，我发现这里的窗户是死的不能打开。我想没等我打开这玻璃跳下去，我就得被人抓住了。因此我又来到了北京天安门，这里到处是明的和暗的警察，根本就不可能死的了。我想真死这影响可就大了，也有损国家的形象。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因此我从天安门一路又走到了火车站，这时意外地发现车站对面有个旅社窗户是活动的。因此我就住了进去。”
“你到了那个房间？干了什么？”
“我进了808号房间，我把“决命书”和我被打的相片贴在了房间的门外，我把事先印好的“决命书”大概还有三十多张扔出了窗外。同时把一个十五米多长的（北京站派出所量的）白布横幅挂到了窗外。”
“横幅上写的是什么？谁弄的？”
“横幅上主要写的是‘强烈要求中纪委派人彻底查处九化公司领导的贪污腐败问题，严惩腐败分子还我工人血汗钱。’上面有二千多职工的签名和手印。是2003年站马路那年工人自发弄的。”
“然后你又干了什么？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
“我站在窗台上，不一会门被打开了一条缝，我告诉他们谁也不要进来，再进来我就跳了。这时旅社的那个女同志和一个男同志一直在劝我，我告诉他们我什么都不想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因为我以经绝望了。一会一个警察对我说；“你这样死太冤了，你等会我给你找个记者。用不了十分钟你等着啊。”说完就走了。”
“是谁怎么把你拉下来的？”
“是旅社那个女服务员把我拉下来的。”
“当时看那个警察，我觉得他真的是给我找记者去了，但是等了半天还没来，我就着急了，我说我不想等了，楼下不远就是公路，我担心，围观的人多，出车祸意外什么的。这时旅社那个女服务员就对我说，“你再等等，马上就来了，你不用担心下面，有警察不会出事的。”在我不注意时，她一下就进来把我拉下来了。”
“我被那个警察给骗了。”
“骗子，这个警察是个大骗子。”赵预审笑着对我说。
我也笑了，“我让他给骗了，我怎么能相信他会给我找记者呢？！”
“当时底下有多少人围观？”
“没看清，有二百多人吧，”
“你当时都看到什么了？看到警车、看到救护车、看到消防车了吗？”
“我看到警车了，下楼后看到了救护车，吊车，没看到消防车。”
“吊车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的。”
“那不就是消防车吗。”
我笑了。没说话。确实不知道，不过一想也是，我看到消防队员在梯子上面了，梯子竟然能升到八楼之高，所以也没想就认为这是吊车。
在最后一次审问我的时候，我将从盘锦带来的举报材料和证据交给了赵预审，他答应按规定转给有关部门。
管教说大概三十天我就可以出去了，所以这段时间我的心态基本稳定。
这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十几天后的第四次提审给彻底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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