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与文明的相互抚慰
——李轻松诗歌片论
张墨研
【内容摘要】李轻松的诗歌创作因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其个性的写作技巧，从一开始就没有缺失对疯癫与文明这一对影响人类文明史进程的概念的阐释，本文试图通过对李轻松诗歌中智性的判断与精神的张扬的揭示,挖掘出李轻松诗歌这种人性关怀的因素，并对其诗歌价值进行确认。
【关键词】李轻松
疯癫与文明是一对持续争斗着的社会学概念，福柯在其论文中对二者相互纠葛、相互渗透、相互冲突的现象进行了历史学层面的考察，使我们看到疯癫与文明之间的张力指向了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李轻松的诗歌文本对此有着个性化的思考，她推崇精神之维的释放，并以精神疾病——这种释放的极端或者病理形态来对现实生活中麻痹、迟钝的个体进行矫枉过正式的救赎，在复杂的多重二元对立关系中，我们会在李轻松的作品中看到争斗的趋缓、对抗的式微，最终是平和的自然形态，是隔绝两岸的事物的积极对话与相互抚慰。
一、疯癫与文明
对于疯癫与文明的问题，李轻松有着最原初也最自然的判断，在她诗意地阐述中，这一对吊诡的词汇被赋予了更加私人化的象征意味，并且常常作为一首诗的起点为诗人的创作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能量。《一个病人》、《萨满萨满》、《精神漫游》、《意外之美》等作品无不显示了对疯癫与文明、精神与现实、理性与激情、伦理与身体这一组组二元对立事物的思考。
在一首诗《一个病人》的开头，诗人便通过最原始的感官引入了对文明的感知，“这个秋天，我的身上散发着道德的气味”，时间的限制词给予了读者现场般的萧瑟情绪，秋天携带着传统意义上的疾病的象征力量，为身体与道德的交锋提供了背景。由感知到判断，诗人的原则几乎不用通过反射弧便急于展现出来，布罗茨基曾认定了诗歌第二行的重要性，不论他的指向是什么，在眼下的这首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一首诗的第二行在全诗中的地位，“它甚至比腐烂还坏”，诗人为道德进行的判断，带有左翼革命似的洞穿力又隐约有着无政府主义式的宣泄情绪，“坏”是一个不需要更多修饰成分的形容词，但诗人将其与身体的腐烂进行了比较又认定了其程度之深，诗人的意图绝不仅仅是将道德带来的损害贴上刺鼻与无药可救的标签，腐烂暗含的身体质感与道德所指向的文明领域直接碰撞，由一个简单的比喻造成了一个深刻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具体且不失力度，这样的技巧具有相当可观的效用，也就不难明白诗人的“妥协”和这种妥协的目的。李轻松擅长的便是这种对疯癫与文明二元概念剧场化呈现的技巧，往往带有了个人鲜明的立场，并且诗中更多的冲突的多重进程类似电影中复杂的场面调度，消解了诗歌可能的观念先行之嫌。
在《萨满萨满》这首通灵般的巫医与神对话的诗行的最后，在诗人酒神精神的狂欢之旅之后，她骄傲地称“我漂浮在呼吸之上”并且“也沉醉在物质之中” ，在上与下之间，诗人对精神层次性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萨满纵然背负着无尽的宗教意味与神秘色彩，但撇开诗人可能的个人化目的，萨满在这首诗中所担任的是一个符号作用，其承载的是精神漫游中的导师，一种个人精神的神性追求，因此，在诗人精神之旅的飘忽之中，这种身形的光芒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华”出现的，诗人不容置疑的将这种飞翔的姿态与其属性的地位暗合起来，也就导致了诗歌的结尾，对另一方面的贬低，对于此刻的诗人来说，生活是僵死的，而精神之翼仍在飘渺之处飞翔，这种对秩序的挣脱与自我放逐的姿态正是福柯认定的疯癫的最初形态。
而在《精神漫游》中诗人对精神与生活的思考呈现出更加隐晦与私密的态势，首先诗人以个人精神面对日常生活时显得暧昧不明，既揭示着生活的残忍，又暗示着对生活之锈迹的不安，在这之中精神具有纳粹的形态，被不明的事物所隔膜，在这里，纳粹一词也许指向着更加激烈与被压抑的诗人内心的专制话语，而不仅仅是被生活或俗世的思想所隔绝，诗人的不言说正是言说，“什么”也就是指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不仅暗含象征意义上的含混也突出了诗人对这种隔膜的忍受。
意外作为艺术家们的至爱具有为可能性施展才能的原始能量，它常常充当了艺术之美的现实表现物，也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所追求的陌生化或者戏剧门类中的间离效果。而对于精神疾病来说，意外往往就是疾病的成因，或者至少是许多“正常人”病发的导火线。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出于对一定时期由疯癫所引起的焦虑的考察，福柯引用了他人的一句话“一个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绪波动就会一下子把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1]，意外成了疯癫损害理性的“帮凶”，直指人类文明的基石——理性——最不可靠的一面。李轻松也许并没有刻意地向福柯的“考据”工作致敬的心态，但在李轻松的短诗《意外之美》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她与众不同的对意外的审美趣味。在诗篇的开始，诗人诚实地流露出对意外之美的担忧与惧怕，“在我之前的美，隔着嘴唇将我损害”，诗人分明已经通过肌肤之亲接触到了这潘多拉之盒、塞壬之歌般的诱惑，而在诗歌的后半部诗人已经完全被这幻美的词汇所征服，从感官到精神，诗人已然洞悉了意外之美的魅力，而更重要的是，诗人通过意外的呈现清晰地看到了之中带有毁灭性的力量的意义，对于“熟知”、对于“假装”，对于很久以来的成见、理性的建构、文明的秩序，诗人已经义无反顾的爱上了这另外一种腐朽，可以说在这首短诗中，诗人成功地完成了对“意外”之味的赋魅。
诗人将疯癫与文明和与之相关的许多二元概念并置于自己的诗歌文本之中，将精神与现实、秩序与意外、神性与智性等纳入到个人思维中加以判断，这种分析也许不比弗洛伊德的指向内心的哲学更具戏剧效果，也许不比桑塔格的散文更具逻辑性，甚至也许不比同行的海子更具死亡意识的厚重性，但是，在当下的诗人中，李轻松对于疯癫与文明的个性化的思索，以其内化经验的能力与外化情感的技巧而凸显出与众不同的美学风格，也便代表了新世纪一个中国新诗创作者应该具备的超乎普通大众的精神敏感性。
二、自然与生活
福柯说疯癫是文明的产物，如果没有对自然与伦理，精神与现实的清晰观照，任何对疯癫与文明的认识都会被言辞消解，而失去立足之地。自然与现实的二元对立是解释疯癫与文明的一个背景或者细节，而个体的精神意志是自然与现实之间胶着的一个关节点，当然它也混融其中。
李轻松似乎有意识地回应了上述这种潜在的质疑，她不仅细致地描绘了自然与生活，并且又一次成功地避免了片面而简单的言说，在对自然的亲近中保有生活化的感悟、在对生活的诉说中又溶入自然化的审美。而诗人的精神境界与诗歌文本中的精神意象便为这两个纬度的交叉描述提供了主角。
在《杜撰桃花》中，桃花具有微暗的花瓣，香气与血构成了它的凉气，它具有血腥的力度，对自然事物传统隐喻的更新是李轻松关于“自然”的诗歌的一个基本策略，她颇具想象力的私人化的审美方式也为新的隐喻出场提供了支撑，如果说“桃花”一诗中诗人将自然与生活化的欲望联系起来，那么在《与云相亲》中，诗人将生活的困难抛向了自然，现实生活的不安与虚无感，还不及与云相亲更有切肤之感，诗中有“一片云，它是多么虚无！”，这是诗人刻意的反讽，或者说是另一种寄托的落空，在诗歌的末句诗人坦陈这层悲哀的意蕴“我早已失去了飞翔的钥匙”。而《与林对峙》则体现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诗人分明痛恨自身被生活所消耗的天真与纯净，她忐忑地感到自己在自然面前是“一个过客”、“一个侵略者”，从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诗人对神圣自然的虔诚之心。在《水的蔓延》中，诗人将这种情感发挥到了极致，她没有再提及生活的裹挟，而是直接将身体摆在明处，感受一个面对大自然时的沉重肉身赤裸裸的羞愧，诗人渴望天然，儿歌似的唱起“有谁拍一下我的额头，我就跟着他走/而且光着脚，披散着发辫”。也许由于抒情诗人的天性，描写自然的美好是必不可少的创作，我们必须反观诗人另一方面的文本——她对生活本身的领悟——才能更好的看清诗人的姿态，她对自然与生活关系的立场。在《你好，亲爱的厨房》中诗人表现出了对日常生活的倾心，甚至觉得厨房里的“烟火味儿”都带有“一股人间的香味儿”，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儿化音的设置，从诗歌的外在形式上诗人就表现出了统一诗歌生活化趣味的企图，另外一处是这两个“味儿”的修饰对象，是 “梅花”和“荷花”——诗人那些描绘自然的诗歌中最得宠的一类意象，这也证明了诗人衔接自然与生活的自觉性，其实从本诗的标题我们就能看出诗歌主题已然暗含的生活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这首诗，诗人对生活的关注常常集中在与饮食有关的位置，这绝不能够简单归结为诗人的癖好，而应是一种至少在潜意识上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对于诗人来说，厨房或者早餐或者饮茶都象征了生活中人与自然的交换过程，尽管这种交换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因素，然而无疑蕴含自然之精神的事物进入人体的这个事实具有隐喻这种联系性的先天优势，它直观、可感、常见，更重要的是它常常被忙碌的人们所忽视，被机械化、程序化，诗人的敏感使她不会放弃对这场战役的坚持。与之类似的作品还有《一顿早餐》、《夜生活》、《来杯茶》等。
李轻松并不期于将自然与生活隔绝开来、绝对对立，相反诗人将二者反复提及，交互谈论，在诗歌文本的互文性中，绝对的立场被消解了，诗人清楚自己的身份却带着童真般的对自然虔诚的信仰，诗人明晰自己的追求因此在生活的场景中提炼着自然的美学。在福柯看来，疯癫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人与自然本性的决裂中产生的一种新秩序[2]，人与自然的隔断，被工业文明所麻痹而异化的现象导致了疯癫，李轻松的诗歌正是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应，一方面诗人的作品细腻而富于技巧地对自然或生活本身进行再描绘，在不断更新的隐喻中追求陌生化的极限，引发读者对二者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便是若有似无地将两者联系起来，或者准确地说是将自然和生活之间必然却被遮蔽的联系显性化，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体现了一位女性诗人的母性关怀。
三、医生与病人（精神病院）
对于福柯这位曾经的结构主义者来说，疯癫与文明的各自内涵并不是关键，或者至少不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追求，福柯关注的是疯癫与文明的关系或者其中历时性的相互转换，也就是说疯癫于文明组成的关系结构才是福柯为分析西方文明史而产生的兴趣点。我们由此出发可以看到，在文明史的发展中有许多具有二元关系的范畴与疯癫与文明的结构形成一种相类似的同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文明对于疯癫的应对措施，医生与病人正是这样的关系，医生代表体制对病人施治，从原初的简单而粗暴的排异进化为表面温和与关怀的隐性拘禁，精神病患作为异类的身份并未得到丝毫改变。李轻松以其多年的精神病院医护经验对这个封闭空间之内的各种矛盾冲突有着直观的感触，对于精神病院的这种独特而具有鲜明的文化象征意味的医患关系，她有着自己的理解。
布罗茨基曾敏锐地分析道“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比如说一座房子——里的矛盾冲突，通常都会演变为一场悲剧，因为这个长方形的空间本身就会助长理智（reason），约束感情（emotion）的发展”[3]，这为我们理解精神病院的内在隐喻性提供了一个直观的依据。在这封闭的空间中，不仅理性约束着感情、还有更多的、更为残忍的桎梏在呈现。精神病院首先是一个医院，在这个场所中，最显见的二元关系是医患关系，在漫长的对待疯癫的历史中，文明最终选择了这种具有表面化道德感的形式，医生对患者的具有救赎的意义，然而这层意义在精神病院却是特殊的，医生救治的是患者的精神、是患者的灵魂，福柯的敏锐地看到，现代精神病院对患者的态度相对温和，却终究不是一种对非理性的释放，仍然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正常人’）对异类的排挤与控制的权利，体现出软暴力的内在形态。在上文涉及到的李轻松的一首诗《精神漫游》中有这样一句话，“最终我们将从正常回归异端/被扭曲的心，终将被精神病所抚慰”，诗人对精神病所象征的精神一极的突围极力张扬，一方面对抗了文明对人类美丽的精神后花园的损害，另一方面质疑了文明对于疯癫所谓的救赎。而与之同时，与疯癫与文明这对主题性质的二元关系具有同构意味的现象，诗人都在思索。对于身体与精神，诗人呼号，“请把我的血肉和精神放在一起/让血肉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