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在追求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平衡。人对自身的认识永无止境，故对未来有神秘感；人对自己的未来无法预测，希望知道。……故而世间有人存在，就有宗教存在。——宗教不灭。
公元前五六五年四月初八日，一位圣哲在遥远的文明古国印度诞生了。这个名叫悉达多的王子，后来于公元前五三○年十二月初八日顿悟成“佛”，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怀着一颗救渡苦海众生的大慈大悲之心布道、说法，欲以拯救世界上被种种烦恼所缠绕、迷惑、颠倒的灵魂。于是，有了佛教。
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并同中国的传统学说交相缠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的佛教。佛教给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使中国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异彩纷呈。全国各地的名山胜地、岩洞石窟、丛林古刹之中，金碧辉煌的寺院建筑，千姿百态的塑像、新奇多彩的绘画、悦耳动听的佛音，使佛教艺术成为了重要的审美对象和信仰中心，成为东方宗教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汇成了一条夺目的艺术长河。
于是，就有了贯穿古今的佛文化、寺院文化。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故事——
关于碧落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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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佛教讲“缘”。
我之于碧落寺，碧落寺之于我似乎也都未能逃出一个“缘”字。
寺名碧落，清新素雅，这一与众不同成为它最初吸引我的所在；“暂谢风狂迁石谷，不随雨梦到巫山”的意境，再次给了我感性上的朦胧与神秘。于是，我决定造访。不料满怀希望与企盼的初次相会所收获的竟是一道闭门羹，横亘眼前的冰冷铁门瞬息间凝固作了历史与现实之间几百乃至几千年的时间阻隔。我默默地伫立着，想象着里面的世界。仿佛可见树冠的老槐的迎风沙沙作响，依稀能窥的殿角飞檐的琉璃脊饰在艳阳下的熠熠发光，都分明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穿越时空扑面而来的亲切和让人不能自持、无法抗拒的魅力。
难道三生石上，情缘已定？
由于繁琐的日常事务，关于碧落寺的这些记忆搁浅了许久。半年后的一个炎炎夏日，我再次怀揣满腹虔诚踏上了这方圣土。曲阿路转幽深，拈花扪萝，在苍翠葱郁间幻化进了碧落古寺这枚硕大的琥珀。脚踩着荒凉，手抚着沧桑，我有一点点激动，有一点点困惑。一种强烈的另类感觉不时拨动着我的灵魂触角，这是一种与古人不期而遇、面面相觑的感觉；是面对面，互相睁大了眼睛，大张着嘴巴，但不知说什么好的感觉……
残垣，断壁，废洞，枯泉。
繁盛已隐退，记忆已失落，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怀古的悠情，还是无奈地寻觅？老佛殿三窟中已惨遭“砍头”之灾的神像无言，新建毗卢殿内金装木雕佛主无言。我所能的，只有站在石壁题识前顶礼拜读，钻在摩崖石刻间认真椎拓。
轻轻拂拭岁月的尘埃，让历史近些、再近些。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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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千年
在晋城市区西北约十五华里处的泽州县巴公镇南连氏村东，碧落寺默然伫立了一千五百多个年头。它背靠碧落山，面对万松岭，坐北朝南，依山而筑。寺周群峰环抱，怪石参差，花木丛生，蜂飞蝶舞，环境优美。而旧时这里更是溪泉清冽，长虹卧波，松柏苍翠，山绕寺院水抱楼，俨然一个幽雅静谧的世外桃源。“一水涧于两山，诸天峙于南北”，“深青浅碧与夫殿阁佛龛相错于烟光日影之间，微风时至，瑟缩澎湃，与泉声不相辨，使人萧然有尘外之想，真入佛界而不知其在人境”。
佛传东土
西汉末期，佛教由印度经中亚地区传入中国。佛教初传，仅仅是在上层贵族间流行，同时由于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宗教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中国本土当时流行的神仙道术而存在、而发展，成为一种涂抹着深重的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色彩的汉代佛学。
公元220—265年，三国鼎立，战火连绵，至公元280年一统归晋，但不久又进入“八王之乱”，接着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到公元420年，逐步形成了以江淮为界的南北朝，直到隋朝统一。在这长达370年的漫长年代中，南北战乱，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凉景象。因此，这一时期，无论是上层统治阶段还是中、下层平民百姓，都纷纷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了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和佛、菩萨身上。
另外佛教在该时期之所以得到隆兴的主要原因还有思想界玄学之风的盛行。士人贵族轻视礼法，崇尚清谈，玄虚淡泊、放荡不羁的避世态度和以无为本的世界观很自然地同佛教般若学关于万物性空的理论相结合。门阀士族推崇，统治阶级提倡，佛教因之而大兴。与此同时佛教原有的教理教义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日益结合起来，并不断地发展、变化，从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形成了极富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
就在这一崇佛、奉佛达到近乎狂热程度的特殊时期，在中原大地，在古老的泽州，一代名刹碧落寺悄然诞生了。
碧落初肇
碧落寺是古泽州境内创建时间最早、建筑规模最大、声望最为显赫的寺院之一。它创建于北魏时期，早期称圣佛院，初建时规模很小，仅“佛殿两座，殿各五间，比肩并立，佛无专位”。可这些并未影响它的成长，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它同中国佛教一起不断发展，逐渐壮大，始终展示给我们一种不可按捺的勃勃生机。
隋唐时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中国佛教也达到了巅峰时期。此时的碧落寺，在经过前代多次鼎新扩建后已颇具规模，并从此开始步入其全盛阶段。
在整个盛唐时期，碧落寺雄居太行，香客云集，佛事活动名目繁杂，钟罄悠悠，木鱼声声，香烟雾岚缭绕，盛况空前。达官显贵、文人墨客接踵而来，祈福、祝寿、题字、赋诗，哪怕是简单而世俗地留下一句“×年×月×日，×××到此一游”，总之无不尽力表达自己的景仰膜拜之情。
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太尉韩王李元嘉子譔等在此为其妣妃房氏祈福造弥勒像、刻篆碑、作屋宇。
文明元年（684），雍地富平县人王崇简为外祖父韩王府参军陶藏仁敬造阿弥陀佛。
极为武后所赏识的唐代著名文学家陈子昂慕名而来，并题诗石壁曰：“览胜诗千首，登高酒一壶，此情谁管领，分付石浮图。”
唐文宗时泽州刺史皇甫曙，兼以诗书名，州多题咏。开成元年（836）于碧落窟前石壁题诗二首，曙诗李道夷书。
除此还有武后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年，中宗神龙二年，懿宗咸通十年等多次题识，足见当年之繁盛。
法难重重
唐代晚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加剧、恶化，玄宗天宝年间，终于祸起萧墙，安史之乱暴发，历时八年的战乱使唐朝国力急遽转衰。继之，公元779年又发生了河北、山东“四镇之乱”，公元782年“四王二帝之乱”，公元821—859年“朋党之争”，再后来，唐王朝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潮中寿终正寝了。长年的战祸，加上武宗灭佛（845），佛教文化陡然跌入低谷。伴随与此，碧落寺也逐渐结束了它的百年辉煌，一步步地走向了衰落。
五代十国，王朝更迭变换，战乱频频，整个社会形势每况愈下。后周广顺年间（951—953），五台山高僧普龙云游至碧落寺，因“甚钟爱其泉石，遂留而作终”，整葺殿阁，重建寺院，潜心日修，广纳徒众，掀起了碧落寺历史上的一次小高潮。孰料天有不测风云，仅隔三年后，周世宗于公元955年兴起了大规模灭佛运动，此即“三武一宗”灭佛之“一宗”（“三武一宗”灭佛是对中国历史上四次大规模灭佛运动法难的习惯讲法。“三武”：北魏太武帝于公元446年下令灭佛杀僧；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公元574年下令毁废佛寺4万余所，强令200万僧尼还俗；唐武宗在公元845年下诏灭佛，拆寺4万余所，僧尼还俗26万人），在其黄河流域的统治区内，共废寺3万余所，相当于此之前90%的佛寺、佛像全部被毁。地处世宗统治区中心的碧落寺自然也未能幸免，虽然所有资料对此均疏于记载，但当时惨状可想而知。遭受这次沉重打击后的碧落寺一度曾颓废至极，所幸者住持普龙仍率众门徒虔诚奉佛，惨淡经营，直到北宋建立才开始逐渐复苏。
艰难的复兴
北宋的九位帝王，除宋徽宗赵佶信道教外，其余全部信佛，各地修寺造佛活动不断，碧落寺也得到了重新恢复。“（宋太祖）建隆初（960），敕有古寺，故籍供本□俾度门人，时住持者普龙之徒□□□等□□门人，其间卓尔可称者云速，其人□□十数年间一新其院，又重建护碑阁，功□□初安慈氏罗汉其上，皆饰以金。次西创五十三佛殿五间，朱漆其帐，以安圣像。”（沙门永庆《重建治平院记》）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碧落寺嘉誉达上，众与其善，因以年纪敕以“治平”号其院。至崇珪继任住持，在南山“创建观音阁，五间连楼，大殿轮奂，殿中壮丽，增级丹□焕耀。……继开险路凿石使其冷垣□桂未免锯齿之阨。”自此往后，碧落寺就像突然间隐逸了一般，除了两款宣和年间的“……到此一游”、“……同游”题识外，至今尚未发现其它有价值的记载。而金代状元、著名诗人李俊民《过碧落寺》诗中的“古寺荒凉不计年”句，一语道破了其百年沉寂。
也许历史就是如此，总在反反复复，又于反反复复中不断发展、前进。金代时先后两个人对碧落寺的重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是许安仁，他虽仅明昌五年，六年（1194—1195）在泽州任了两年刺史，但却在泽州留下了众多的文记和书法，《碧落寺摩崖碑记》即其中之一。在该碑记中，许安仁就碧落寺的地理环境，创置沿革、鼎盛繁华、传闻轶事等均作了介绍，尤其详尽记述了黄公祈福造像及摩崖篆碑的有关情况，成为后世研究碧落寺的最重要资料之一。另外一人即李俊民，这位被誉为“文章、理学、经济备于一身”的奇才在其《庄靖集》中共收录有关碧落寺的诗、文近二十首（篇）之多。况其本为唐韩王元嘉后裔，不觉间就又多了一份传奇与神秘，以及对碧落寺的几分亲近。
失落的记忆
金代建溪堂、山堂，元至元五年（1268）再次大规模重建并更额“碧落”，明代嘉靖间创建东、西阁，清康熙四十四年重建大佛殿，其间还夹杂有多次补修，总之碧落寺在这段时间内是屡建屡圯，不一而足。这一阶段，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了没落，碧落寺虽然依旧香火缭绕，但其风韵却明显不抵当年。尤其是窟龛及前代石壁题刻，在许多明清时期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已经近于荒废。有些至今仍存的遗迹，由于当时某种原因的疏漏而致以讹传讹，在各种史书志记中认为“早已不存”、“已毁”、“失传”。就这样，碧落寺本来就所剩无几的先辈遗存彻底地被湮没了。
经过晚清腐败，军阀混战，碧落寺依然在修修补补生生灭灭中度过。虽然在当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期，这里仍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僧侣过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佛门生活，但实际来讲，它早已为世人所淡忘了。解放前夕，号称“文物大盗”的“国军”首领孙殿英手下一马姓团长驻扎晋城，对碧落寺进行了大肆洗窃，那砍掉了历史脉络的斑斑斧痕至今仍历历可见。解放后，寺院先后为马厂、牛奶厂占用，寺内建筑拆的拆，改的改。1964年碧落寺被原晋城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又经“文革”的洗礼，使这一千年古刹风采不再。
由于历史原因，碧落寺古建保存不多，且多为清代建筑。近年来，碧落寺文物管理所对该寺古建进行了大规模复修，先后修复了毗卢殿、地藏殿、水陆殿、观音殿，并重新翻刻了已毁的唐代重要文物——碧落碑，同时建成了碧落碑亭。碧落寺受到充分重视和保护。
2004年7月碧落寺被批准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荣升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刹梵宇
碧落寺的整体布局和构建非常独特，它不同于传统常见寺院的中轴对称形制，依就山势及溪流走向分建南北两院，北为主院，南山建观音阁，溪水穿寺而过，中以双桥相连，充分体现了早期佛寺建造自然随意的特点。主院由东而西分列三院，主要建筑有五佛殿、钟鼓楼、水陆殿、西阁（上为地藏殿，下为十殿阎君殿）、观音堂以及斋堂、僧舍等等。
寺名由来
说到碧落寺名称的由来，《山西通志·寺观》是这样记载的：“碧落寺，古名圣佛院。唐时太尉韩王李元嘉诸子为其妣妃建为资荐之所。后周广顺间重建，宋治平中赐号治平院，至元五年再建，更今额。”
若据此，似以“碧落”冠寺名始于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金明昌五年（1194）泽州刺史许安仁所作碑记已用“碧落”之名，李俊民诗中也多用“碧落治平院”称之。而其北魏初建时名“圣佛”，宋治平年往后名作“治平”，此二者均毋庸置疑。故而仅剩北魏至宋前期之间，包括隋唐五代在内的这一历史阶段，实际上也就是碧落寺历史上最为辉煌、繁盛的时期对其名称的记载呈现出一大段空白。
志载，韩王元嘉先到泽州，后转绛州。又云，其在泽州碧落寺造弥勒像及摩崖篆碑，在绛州龙兴宫再作天尊像，亦刻碑记，与泽州碑“词异篆同”，故世传绛州碑名为“碧落碑”，“泽、绛立碑相去十年”。据此可知，“碧落”之名在唐高宗时（650—683）就已有之，或可推其自唐高宗一直沿用到北宋汉平时改赐“治平院”止。但其北魏后期到隋再到唐高宗初，究竟哪年由“圣佛”改称“碧落”却无从考知。
“云卧山门隔几重，半天吹落碧芙蓉”，清太守朱樟的这句诗生动、形象地概括了碧落寺周遭优美的环境。南北东西杉松栝柏杂众而生，郁郁葱葱，苍苍茫茫，似若碧玉天降，或许，这就是寺名所以用“碧落”之“落碧”本意吧！此其一。
其二，“碧落”在《辞海》中被释为“天空、天界”，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句。如此，碧落寺也就成了天上的寺院，清康熙朝重臣陈廷敬《重游碧落寺》中的“碧落天边寺”即此起意。
古刹概貌
碧落寺总体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达200多米，南北则最多不逾百米。寺分东、西、中三院，西院建筑主要是西阁，高有数丈，其旧为十王殿，早遭回禄，明朝时重建之为阁。阁内上塑毗卢佛，下供地藏王，墙上遍饰壁画，五彩异色，非常美丽。西阁正当山门，巍峨耸立，为入寺之首观，可惜明阁早年已毁，现在的西阁是2000年——2002年在原阁旧址上重建的，上为地藏殿，下为十帝阎君殿。地藏殿内绘有壁画，内容为地藏王传说故事。
西院自古还是主要的生活接待区，香积厨、斋堂、客堂、僧舍、库房、浴室等均在此院。
中院依就地势，自北向南，由高而低分层建五佛殿、水陆殿（俗称七星洞）、护法楼。五佛殿居顶，供奉五方佛；护法楼面北而立，内塑韦驮、关公、二郎等神像。如今俱毁。据记载，中院尚有溪堂、山堂等建筑，可惜今天我们已不得见。
1997年2月至1999年4月，碧落寺居士及远近善男信女经多方筹资，依五佛殿旧基重新修建了毗卢殿，工程历时三年，内奉金装木雕佛像5尊，并于1999年4月初8佛诞日隆重开光。从此，殿宇宏开，庄严可观，古老的乡间废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水陆殿原为五孔窑洞式建筑，历久经年，坍毁严重，故于2000年整修改建为普通廊房式建筑，并更名为玉佛殿。
寺之东院，南为禅房，北面就巨大的连山石而开凿洞窟3个，小龛64个，大小雕像共102尊，主要是佛、菩萨、弟子，还有武士、供养人等，有坐有立，形态各异，雕工洗炼，隽秀精美。其中西窟内壁的佛像间隙还布满了供养人线刻画，举手投足，一招一式间无不透着浓郁凝重的古朴气息。东院石窟是碧落寺现存遗迹中最具价值所在。窟前原覆以殿宇，即东阁，八柱七开间，入则为窟龛，设计构思巧妙之至。今殿阁已毁，但从幸存的台明、柱顶石以及窟龛上方当年为架梁而凿的小阶台来看，我们仍可以想象其曾经的恢宏气势。据传东阁原来亦有壁画，另外其二楼廊道上有“活拉拉板”，人行其上，板活能动，其声悦耳，是寺之有名古迹，可惜随着东阁的毁败，一切均不复存。
碧落三窟中以西窟为最早，开凿于北齐年间。中窟、东窟从造像艺术来看属典型的唐代风格。许安仁《碧落寺摩崖碑记》载：“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太尉韩王诸子、谊、撰、谌为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弥勒像”，所云疑指中窟。
“面山筑寺院，背水立观音”。与北院建筑遥相呼应的南山观音堂也是碧落寺不可缺的一部分，它始建于北宋末期，原有旧制已不存，只剩遗址，今见者是前些年复修重建的。
《西阁记》描绘的碧落寺
明嘉靖十二年（1533）邑举人张宗明为新建成的西阁作《碧落寺西阁记》，碑文对当时碧落寺的建筑布局及概貌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寺坐连氏村下，西北有水界山经寺南流”。道出了寺院的具体位置及山水围绕的优美环境。“门稍东双桥……桥北稍东为旧阁（即东阁）……阁旧为殿，殿旧即石龛……（东）阁咫尺对溪堂五楹。入山门东二十余步，中并为山堂，檐前壁嵌许刺史文简公碑。中上依山甃石，间两阁，为水陆殿”。主要描绘了东阁、溪堂、山堂及水陆殿的分布状况，十分详尽。但无奈荒废太甚，除了从仍存的石窟可推断东阁所在外，其余如溪堂等的具体方位、形制均难以确定。
“……月夜管笙与楹鼓齐鸣，常也；风天松涛与铎韵并奏，时幽禽弄噪，或怪兽惊啼。骚人墨客达官游与夫闲士客子寓留其中，真可驱尘凡而豁俗虑，不自觉其心神爽快焉。”古刹、美景、雅趣，张先生的妙语珠玑，将一幅宇界仙境的图画呈现于人们眼前。
双桥
观音堂与寺之北院中间，古来有一涧溪相隔，寺僧、居士、信徒往来膜拜甚为不便。明宣德七年（1432），碧落寺僧闻性空建木桥一座，天顺五年（1461）三月，门人淳瑜又重建石桥，十月终工毕，此为东桥。
东桥为两孔半圆形拱桥，主孔跨于河道上，侧跨为立交通道，拱顶镶嵌着一块石匾，上书“大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由本寺僧闻性空初建木桥一座，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三月有门人淳瑜重建石桥，至十月终工毕”。东桥桥长18米，宽4.8米，高5.2米，主拱跨径6米，由15道纵肋并列砌筑而成，拱厚36厘米，桥台高1.7米；侧孔跨径2米，由13道纵肋并列砌筑而成。该桥为廊桥，无桥面，上建桥房数楹，往北直通碧落寺中院。
东桥往西约四十米处即为西桥，创建年代不详，单孔半圆形拱，跨径6.5米，全长14.5米，气势较东桥稍逊。当地称该桥为“奈河桥”。“奈河”是佛教传说的地狱中的河名。传说人死后都要经过此河，河上有桥名“奈河桥”，恶人的鬼魂过此会堕入河中，被恶鬼毒虫所生食；而生前为善者过此桥则可顺利通过，来世再投生为人。旧时一些善男信女常到桥前烧香化纸，施舍钱物，只求神灵保佑自己死后顺利过桥。
两桥拱顶侧面均刻有线刻花卉图饰，线条细腻流畅，非常漂亮。
东西阁与经书
据记载，碧落寺是过去晋城所有寺院中藏经书最多的。而东、西阁则是当时的藏经之所，故老百姓俗称其为“东经阁”、“西经阁”。今二阁俱毁，世道轮回无可深论，可经书哪儿去了呢？“解放初期被拉到太原了！”乡亲们大都这样讲，还说是当时那种靠烧木炭作动力行驶的“汽车”拉了好多车，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对这种车是没什么概念的，不过可以想象其庞大笨重，而到底拉走了多少册书呢？谁知道。
另外据说历史上碧落寺曾经向同为泽州四大名寺之一的松林寺赠送过一大批经书，今松林寺亦废，此言又疏于记载，故是真是假也就无从说起了。至于那些“拉到太原”去的经书究竟是归属了哪儿？存在何处？亦不得而知。据村民讲，文革中村里造反派还烧过两箱寺里的经书。
石佛灵光
石窟艺术产生在古代印度。最初，它只是利用山间自然的洞窟作为佛教僧人坐禅、修炼、集会和生活之用，后来人们自己开山凿洞，并在洞中设置佛塔、佛像，绘以壁画。开始时的造像，壁画除了有供养的意义外，主要是供禅定时的观想所用，后来慢慢演变为装饰功能，石窟也就越造越华丽，越来越壮观了。
石窟艺术稍晚于佛教传入中国，并很快在河西走廊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发展起来，而后逐渐东扩，至南北朝时达到了鼎盛。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460—465）开造著名的大同云岗“昙曜五窟”，到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前后，从旧都平城（今大同）到新都洛阳沿线更是大兴此风，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或开凿大窟，或刻造小龛，而古泽州大地也未能免谷，于是就有了羊头山石窟、吴家沟造像、岳神山造像、石佛岭、佛堂沟……当然还有碧落寺石佛谷。
独具特色的造像艺术
早期的中国佛像由于受外来影响，明显地表露出一种外域特征，高肉髻，波浪状发式，深目、高鼻、厚唇、外族服饰。虽然这种影响在随后的几千年中一直或多或少有过出现，但总的来讲到南北朝时就已基本被摒弃了，产生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风格。另外随着朝代的更迭变迁，又有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这些变化与发展无不显示出时代的特征，而当时甚为风靡的石窟造像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充分展现其特征的理想载体。
北朝的造像更多地融合进了中国传统艺术，创造出了新的形式。造像者们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宗教仪轨的限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源泉，创造了一大批具有永恒魅力的佛像杰作。
碧落寺西窟雕造于北齐武平七年（576）前后，佛像庄严慈祥，面带微笑，显现出文雅、和善、亲切的神情，具有汉民族文化特有的凝重、典雅气息。那一尊尊充满生命活力，极富人间气息的佛像就象刚刚离开遥远神秘的古代天国降临于人世，造型古朴。它们不求大家气魄而气魄天然雍容，不刷理论色彩而自有理论深度，不仅浓缩着艺术之美，也浓缩着人类漫长的文明之梦，它留给人们的不只是艺术的享受，还有历史的思考。
在西窟的内壁上，在窟内或坐或立、或大或小的佛、菩萨、弟子间，布满了供养人线刻画像及题名，据初步统计，有供养人题名84处，线刻供养人近千。其中计有像主21人，大都邑主6人，邑主1人，教化主2人，都维那5人，唯那4人，邑子44人，另外尚有比丘、比丘尼等多人。根据题记和记中职官等推断，大部分为北朝时期，少量的为唐时物，可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刻的结果。画中人物大都头梳高髻。腰系羊肠纹裙，袒胸露臂，或赤足，或高靴，显露出一种庄重秀丽、温柔典雅、明朗而含蓄的神情，衣褶纹饰随肢体的运动而起伏聚散，流和如铁线描，既显现出丝质服装的柔软光洁的特性，又透露出覆盖于衣服下的人的肌体之美。作者巧妙运用阴阳结合的线刻技法，使得线条柔和流畅、疏密有致、刚柔相济，颇具神韵。
西窟线刻画对研究我国线刻画的历史沿革、线刻画与佛教之间关系的源流及绘画艺术、邑社组织、社会风俗等均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碧落寺中、东二窟为典型的唐代风格。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最繁荣的时代。这一鼎盛与繁荣在佛教领域则突出表现在佛像艺术上，其时的许多造像，神态自如，肌肤丰润，比例适度，装饰华美，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在这一时代，佛像艺术才真正走向了独立和成熟，其形象之丰富，技艺之精湛，风格之特异均是空前的。
碧落寺中窟凿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主尊佛通高2.3米，结跏跌坐，左手似结施与愿印，右手似施无畏印，衣饰华美，线条流畅，衣裙由座上下垂，形成“落裙”。虽头部已残缺，但仍透体尽现雍容典雅的气质。加上那美观大方的火焰纹背光，更烘托出了大佛的崇高与神圣。
碧落寺的石窟造像损坏程度非常严重，中、东二窟唐代造像共14尊，全都没有了头部，肢体的残损也相当厉害。比较而言西窟还算是不错，保存下来了9尊完整佛像。
东窟窟形和造像与中窟相同而略小，同样是雕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
建造年代考
碧落寺石窟的建造，在有关记述中一般被认为是始于唐永淳二年太尉韩王元嘉诸子为妣妃房氏祈福造像之时，但是此说历来异议颇多，而就现有摩崖题记及碑碣来看，亦不甚可信。
西窟门坎下方山石上有一题记曰：“寺本是/□太和六年造至/唐太和六年三百/五十年僧道弘再/终此寺故刊记/□□正白君亮”。
考历史上年号为太和且逾六年者有五：
1、三国魏明帝曹睿之太和（227—232），共六年。
2、东晋废帝司马奕之太和（366—371），共六年。
3、北魏孝文帝元宏（拓跋宏）之太和（477—499），共二十三年。
4、唐文宗李昂之太和（827—835），共九年。
另外西窟门外西侧还有一题刻“大齐武平七年”的摩崖，这是目前碧落寺所发现的最早的明确纪年。“大齐武平”即南北朝时北齐后主高讳之年号，武平七年为公元577年，岁次丙申，这可能是西窟完工之年。
中窟窟门东内侧有一题记，文义似为子祈寿语，但文前纪年已剥落不存。该文在相关志书中均有记载，但关于其纪年，一说是“大魏孝昌二年岁次景午二月”，一说则为“大唐神龙二年岁次景午二月”。《晋城金石志》“金石题录”第41题“弥勒佛石壁又记”中对此考曰：“景午”是避唐高祖李渊父李丙讳，将“丙”作“景”，证明应为神龙间物。而与上述题记同在一块石壁上、且经考证可以确定为唐中宗神龙二年时的一则题记中，并未避“丙”作“景”，倒是“日”字字形谨遵武后之制。可知到唐中宗时避李丙之讳并不认真，而中宗神龙时，武后刚退，唐号初复，其用字遵后制实属正常。再说前一题记，考唐中宗神龙二年题刻字形绝然不似，隋开皇六年丙午年又不符，惟北魏孝昌二年丙午与记合，至于“丙”何以作“景”，或避作者家讳，或另有原因。
综上所述，可知碧落寺石窟造像自北魏已有之，并不始于韩王元嘉，元嘉及其子撰等只是在前代基础上重加修葺、以龛凿窟增新、发扬光大而已。
黄公祈福造像
“唐高宗末，韩王元嘉转泽州剌史，其子黄公譔等在碧落寺为母房氏祈福因石壁造弥勒佛像，并立摩崖篆碑，建屋宇”。
这是对碧落寺石窟建造最多的记载，也是史学界最普遍的一种说法。
韩王元嘉，唐高祖第十一子。母宇文昭仪，隋左武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女，早有宠于高祖。元嘉少以母宠，特为高祖所爱。武德四年，封为宋王，徙封徐王。贞观六年授潞州刺史，九年，授右领军大将军，十年，改封韩王，授潞州都督。高宗末元嘉转泽州刺史，及武后临朝摄政，乃进授元嘉为太尉，后与其子通州刺史黄公李譔及越王李贞父子起兵倒武，兵败而诛。
元嘉少好学，聚书至万卷，又采碑文古迹，多得异本。在任泽州刺史期间，颇有建树。元嘉妻房氏，名相房玄龄之女，房遗爱之姊也。
黄公李譔，元嘉第三子，少以文才见知，诸王子中与琅邪王李冲为一时之秀。高宗末，元嘉刺泽，譔随之往，于永淳二年（683）为其妣妃祈福于碧落寺，并造弥勒像。另外还有一说认为该事发生时间应为高宗咸享二年（671），时元嘉任潞州都督，潞、泽相近，且碧落寺经南北朝及隋代的发展，至唐代已颇具盛名，譔专程由潞州来碧落寺为母祈福似乎也未尝不可。不过此说较为牵强，不足采信。
对于黄公为母祈福造像说，《凤台县志·金碧落寺创修溪堂记》一文曾驳之曰：“武后得政，自以光宅改元，加元嘉太尉徙定州。又考房妃为房遗爱之姊，遗爱于高宗永徽四年以谋逆伏诛，妃几连坐，以元嘉之贤获免。是时（武）后立法严峻，意在剪除宗室，韩王诸子恐未敢于泽州显为妣妃祈福。”考元嘉于永淳二年（683）刺泽，至武后光宅（684）听政尚有近二年时间，如若至武后称帝、改国号为周（690）则有八年，在此期间，元嘉有足够的时间率子为房妃造像祈福。该文别载：“据元嘉本传，王至孝，在潞州闻（宇文）太妃疾，即涕泣不食，及居丧京师哀毁骨立，或此为宇文太妃祈冥福也。”此说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比较而言，还是元嘉子譔为妣妃房氏祈福造像之说更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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