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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杰出的乡村最后一个诗人。是热情讴歌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和时代歌手，他博采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等多种艺术流派之长而自成了“叶赛宁意象体系”,他的诗弦上跳动着清新、沉郁、轻柔的音符是家乡、祖国、人性和爱情。他的诗以即景诗和爱情诗见长，作品中能“那么出色地捕捉到了俄罗斯的乡土气息”(帕斯捷尔纳克语)。叶赛宁诗才初露锋芒是在他15岁写出的称得上杰作的抒情诗：《湖面上织出了朝霞的锦衣……》,向俄罗斯诗坛发出了一颗新星即将升起的最早信息。他写出不少清新优美的乡村抒情诗，他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号的《小天地》杂志上发表的处女作《白桦》,将象征与比喻相融合,描绘了大自然的美丽与朝气,颂赞了青春和俄罗斯。可是，叶赛宁早期的乡村诗中,也有稍许作品笼罩着哀愁的薄雾,它们唱出了诗人在目睹美丽的田园遭到冷落和荒芜后发出的惋惜的声音：《你是我背离了的故乡……》,另外，他对人生、爱情、友谊等永恒主题都有自己独特的开掘，如那首用人化自然与物化情思、象征与白描相结合的手法所写的《狗之歌》。   

    叶赛宁被大诗人勃洛克视为“才气横溢的农民诗人”。他的诗歌主题是哀叹人间疾苦,而不是寻求天国的幸福。在他的抒情诗中大自然的美与诗人恋乡爱国之情达到了物我难分的境界,赋予了叶赛宁的诗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叶赛宁以俄罗斯土地的魅力撼动着俄罗斯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弦，如：《你多美,罗斯,我亲爱的罗斯……》:“假如天兵朝着我喊叫:“快抛弃俄罗斯,住进天国!”/我定要说:“天国我不要,只须给我自己的祖国。”十月革命是俄国新旧社会和新旧思想交替的转折点,这时仅仅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叶赛宁在各种观点、思潮、流派争斗的漩涡里寻找自我。叶赛宁重视形象的更新和开掘,他认为它是“人与大自然的主要结点”,是“开启人的宇宙殿堂般心灵的钥匙”他的：《玛丽亚的钥匙》就是最好的佐证。但是他对俄国意象派同行们的“语言和形象就是一切”的观点始终不肯苟同。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间叶赛宁随新婚的妻子、美国舞蹈家邓肯到德、意、法、比、美等国观光。资本主义的“铁的密尔格拉德”同时给了他金元帝国的衰落和大工业的兴起这样两重的深刻启迪,使诗人在徘徊已久的城乡关系上获得顿悟,他在揭露金元帝国内幕的随笔《铁的密尔格拉德》一文中表示:“从此刻起,我再也不爱贫穷的俄罗斯……从这天起,我更加热爱共产主义建设了。”由此，他的诗中便充满了对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憧憬，而且立意奇特,想像瑰丽,气势宏大。这类作品有:《八重赞美诗》、《决裂》等和讴歌十月革命的《变容节》、《约旦河的鸽子》、《乐土》、《天上的鼓手》等。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是叶赛宁创作的高峰期,这时的他思想趋向成熟、艺术也达到了炉火纯青。从创作的数量而言,他的作品约占全部创作的四分之一，就创作的质量而言,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诗人对祖国的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沉,观察现实的视野已经远远广于早期的乡村诗人和精神危机时期的“无赖汉”诗人。他以急起直追的姿态写下了大量使他得以跻身于伟大的时代歌手之列的优秀诗篇。如叙事诗《伟大进军之歌》，诗人借用民间故事的韵味,采取今昔对比的手法,讴歌了为苏维埃而战的“那些穿皮上衣的共产主义者”。并且在歌颂革命的同时他在许多诗篇中讴歌了革命的舵手列宁,如《大地的船长》、《风滚草》等。他的叙事诗中反映时代最广和最深的是：《安娜·斯涅金娜》,这也诗人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两部诗作之一，在《安娜·斯涅金娜》中,诗人采用叙事与抒情水乳交融的手法,叙事主人公与抒情主人公交叉或重叠抒写的技巧,用诗的形象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等各个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用诗的语言歌颂了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推翻地主富农的急风暴雨,完成了诗人毕生为之苦苦探索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命运这一宏大的主题,解决了在诗剧《普加乔夫》中有待解决的归宿问题,这是叶赛宁在苏联文学史上所做的一大贡献。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苏联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农民革命家形象之一——普隆·奥格洛勃林,并且生动地勾画了农村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典型脸谱。作品的描写角度也是新颖的,主人公是一个被革命的风暴抛到海外的地主小姐,情节的核心是她和抒情主人公之间被革命浪潮淹没了的初恋史。长诗以一个飘流海外而心向苏维埃的时代弃儿的赤子之心向读者暗示革命的威力和祖国的魅力。 

    叶赛宁的诗作和英美意象派一样用意象来代替语言表达的细微的感情色彩。但是叶赛宁对意象的追求是与俄罗斯民间文学象征的传统相吻合的,他强调了意象的生活之源。他所独创的“叶赛宁意象体系”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他的诗歌不但凭靠天才的灵感,而且植根于民族的文化,并得益于生活之泉的滋润。叶赛宁抒情诗的创作,在最后两年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诗人除继续写早年即已纯熟的田园风景诗外,还频频写出以内心独白为主体的即景抒情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给母亲的信》、《给一个女人的信》,都是由诗人因内心矛盾新的激化而抒写悔恨主题所要求的。叶赛宁第一个用诗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新旧交替时期人们心田里掀起的万顷波澜,他们的情感世界所体验的苦难历程。这是叶赛宁独特的自我表现,又是对大革命后新旧交替时代的侧面折射,与马雅可夫斯基从正面表现新时代的精神风貌相互补充,共同描绘了一幅完整的时代画卷。叶赛宁的创作精美绝伦而又充满矛盾:他一方面写出了向往美好的抒情诗精品组诗《波斯抒情》,另一方面又写了长诗《黑影人》,出色地表现内心深处新我与旧我激烈搏斗后的绝望情绪。叶赛宁毕生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情与美的交融,它们最充分地体现在《波斯抒情》之中。这里有美景、美人,更有美的心灵、美的情操、美的升华和对美的追求。但是,《黑影人》暗示了他的自杀情绪，他在精神抑郁症发作的情况下自缢身亡,年仅30岁。叶赛宁之死是一个悲剧,它虽然结束了叶赛宁的创作,却开始了对叶赛宁的褒贬之争,到五十年代中期评论界得出一致的结论,称他为“伟大的民族诗人”(高尔基语)、苏联诗歌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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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在一个世纪以前叶赛宁带着爱和忧来到这个世界,经过三十个春秋以后他又带着爱和憾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法国评论家法朗士说的:“……不能使用通常对于合乎理智的人们所使用的尺度来衡量这位诗人,他享有我们并不享有的一些权利,因为他站得比您无比的高,同时又站得比您无比的低。这是一个无意识的存在物,这是一个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诗人。”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叶赛宁为什么被誉为“天才诗人”又被贬为“颓废诗人”(或“流氓诗人”)的奥秘了。而这个“一百年才出现一次的诗人”的诞生至今真的已经一百余年了。一百余年,叶赛宁的悲喜剧就是昔日的“颓废诗人”变作今朝的绿色诗圣,昔日的“革命同路人”成为今天保护自然的先知了。这盖棺定论的诗学地位，我想如果叶赛宁地下有知也应该含笑于九泉了。因此可见，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时代的歌者，文字才是一个最真实最有价值的身份证啊，正应了另一位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一切在我身上,我在一切之中”的不朽名句。 

叶赛宁的确是非常独特的,一提起他,人们总会联想起他的传奇性、复杂性、悲剧性、独创性的一生，这个天才而又复杂的诗人使苏联文坛为他的诗作争论了近半个世纪。他的思想、感情、性格、审美理想、创作实践等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他写人性论也写阶级论,他崇拜神灵也亵渎神灵，他参加过意象派又著书(《生活与艺术》)反对它。作为一个诗人，他对大自然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力和亲和力，是大自然给了他诗歌的生机、旋律、色彩、想像、灵感……叶赛宁用他的诗情给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最善意的灵性和魅力。他的诗是和大自然亲密地结合起来充满了生活的真实的气息，并且具有了一种神奇瑰丽的魅力儿光芒四射。诗是心灵与大自然撞击的火花,没有心灵既不会有诗也不会有诗人，没有大自然既不会有诗思的火花也不会有诗情的泉流。叶赛宁深深懂得这个奥秘,并且用诗不断探索这一真谛。如在《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中:“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诗中吟唱简陋的木桥,站在落叶缤纷的白桦间,参加它们诀别前的祈祷。”这是叶赛宁与行将消失的乡村景色生离死别的心声也是他与大自然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见证。大自然是诗人最基本的审美对象,诗人的使命就是将自然美转化为心灵美和诗意美。一个优秀的诗人的出神入化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使大自然进入诗歌中的同时也使自己融入到大自然里。如他的《四旬祭》是以一匹红鬃马驹与一列火车角逐的悲壮故事为“乡村俄罗斯”唱出一曲深情的挽歌。这首诗歌曾被俄罗斯诗坛视为糟粕的诗作, 为叶赛宁这位大自然的卫士敲起了注定以悲剧告终的丧钟。应验了《四旬祭》中红鬃马驹在铁轮列车前惨败的悲剧，极富有预见性地为叶赛宁与大自然都划上一个的句号。而今天，我们从新品味这个诗人的诗作无不被他的前瞻性所震撼，它无异是世界诗歌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因为它充满了现代的忧患意识和人与自然的亲和意识。这首诗不但早在二十年代为人类粗暴对待大自然敲起了警钟,就是今天也依然具有深刻的惊醒之力量。   

叶赛宁是个悲剧诗人,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大自然的悲剧、个人际遇的悲剧、友情的悲剧、爱情的悲剧……这一环套一环的悲剧之链终于使这个饱经了心灵创伤的诗人窒息而死了。可他的独创的诗篇确是牢牢地扎根在民族的土壤中,是与俄罗斯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密切相结合的，他诗歌里那些声情并茂的意境、妙趣横生的通感、独辟蹊径的诗情、一唱三叹的意象……无不说明叶赛宁这一个大自然的忠诚的歌者的睿智和气度。他以抒情诗见长,但在叙事诗的领域里也不无创造,特别是在扩大诗歌体裁方面更是成绩斐然。他与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诗歌史上是两支突起的异军,形成了包括当代诗坛上的“轻”派和“响”派在内的两大基本的风格源流,对世界各国的后代诗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宽容的，闪光的不见得真是金子,但金子即使被淹没很久也不会被剥夺闪光的权利。正如俄罗斯著名诗人多里佐说:“我不能设想我的青年时代可以没有叶赛宁,正如不能设想俄罗斯可以没有白桦一样。他也许属于数百年才出现几个的诗人之列:他们不但进入俄罗斯的文学,而且也进入俄罗斯的景色,成了俄罗斯景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犹如河岸的垂柳,犹如原野上的庄稼,犹如掩映在它们中间的彩霞,犹如俄罗斯的美女白桦。”我想，就是拿我国古典文论的术语来说, 叶赛宁的诗歌就是达到了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最高的艺术境界了。也正是如此，叶赛宁这种对故乡大自然至死不渝的爱才使叶赛宁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甚至是超越时空的诗人，对于他的英年早逝，世界各国的诗人学者无不深深扼腕，智利诗人聂鲁达说:“叶赛宁之死使世界诗坛失去了一位多么杰出的天才啊!”苏联评论家维霍采夫说:“叶赛宁是我们星球最受欢迎的诗人之一。”……叶赛宁珍爱大自然的那颗金子般的心是和大自然一样不朽的。他不仅仅属于俄罗斯民族也属于全人类，他不仅仅属于昨天也属于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