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郭培的前两天，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带着他们学习服装设计的学生来到玫瑰坊参观。校长对郭培说，“你知道吗，你在哥伦比亚很有名”。“我当时就想，哥伦比亚？在哪呀？他说他通过我的作品认识我的，他就从杂志上看到那一两件作品就能断定我一个很优秀的设计师，这让我特别感动。”

    还有一件事，带给郭培更大的鼓励，就是她为章子怡设计春晚礼服，章子怡第一次到玫瑰坊试穿我们的礼服时，和郭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做工真好，试了很多国外的衣服，你们的真的比他们的要好”。她的这番话让郭培很欣慰。“因为我从没接触过国外的制作过程，没有一个对象可以去模仿借鉴，发展到今天，完全是我自己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自己琢磨出来的。”

    1982年，15岁的郭培准备报考美院，但那年的美院不招生，“我们学美术的就转到了和美术相关的专业里，那时我看到了服装设计，就去考了”。

    邻居问我，考的什么专业？我说服装设计，他们又问，服装设计是什么？不就是裁缝吗？其实当时我也解释不清楚。

    郭培与另外25个人成为美院里第一届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郭培是里面最小的。“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服装设计要如何教如何学，学校请美院的教授教我们素描和与绘画有关的知识，再请时装技校的老师教我们制衣。”

    毕业后的这26个设计师，成为社会上的抢手货。“我们那时学的东西很有限，和现在的服装设计专业学生所学的是比不了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追随着别人，你穿什么我穿什么，时尚是很多人重复认识的流行。我觉得重复追随是最早的一种时尚形式，所以我们这些设计师就有很多机会。”

    当时那段时间，郭培帮助朋友设计了两款衬衫，一上市就被一抢而光。“有一天和我弟弟去看电影《二子开店》，就看到‘二子’穿着我设计的那款衬衫出现在很多场景里，这是我设计的衣服第一次上银幕，当时我特别高兴，感觉特别幸福。” 

    后来郭培到了天马——一个新成立的服装公司，做首席设计师，一做就是七年。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款式能销售五万件，每天我至少能看见有10个人穿着我设计的衣服，“那段时间，我不愿意去商场，即便去也会绕着我的品牌走，不好意思去看。在我的心里那些都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心里总想追求一种完美，却实现不了，我很想做一条美丽的大裙子，不是为了谁只是满足我身为设计师的一个愿望，可是现实中没有人愿意穿，无法创造效益。”

    最终郭培决定自筹资金，创办公司“玫瑰坊”，开始了她的“定制之路”。“最初人们对定制还是有一些质疑的，我的每一个客人都要问，为什么做衣服比买衣服还贵，我需要一个个地解释，定制不是裁缝。但是到了2000年人们就不会再这样问了，大家都知道做衣服比买的贵，而且贵很多。最早，在北京的街头有大量的浙江裁缝和上海裁缝，那时候做一件衣服是5块钱，10块钱的裁缝就好得不得了，其实价格就能反映一种现象。”

    2006年，是郭培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推出了自己的高级时装秀。“2006年的那场高级时装秀才是我最初的起点。在做时装秀的前期准备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人们看不懂，我怕台下的人说这种衣服什么时候才能穿呀？这衣服能穿出去吗？因为前几年模特们要是穿一些奇怪的衣服，人们就会说这是什么啊？但是让我特别欣慰的是，整场秀结束后，没有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质疑，他们知道你这是艺术，是高级时装，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高级时装才真正开始了。”

    郭培说她疯狂地爱上高级定制，在798郭培有一个展厅，里面有一件礼服是她第一年秀场上的压轴礼服，“这件衣服的刺绣，我当时用了一百多人做了不到两个月，工时罗列起来有五万个小时，五万个小时按照一个人工作的时间来计算要十五年，一件用十五年完成的衣服，给我多少钱都不会舍得卖的，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热爱到了疯狂的地步”。

    2007年，郭培再接再厉发表了“童梦奇缘”系列，其中一件就是章子怡在春晚上穿的“天女散花”大礼服。时隔不久，章子怡又穿了“童梦奇缘”系列的另一件鹅黄色的小礼服步上美国2008年格莱美颁奖典礼的红地毯，美国人称赞章子仪的礼服很漂亮，她说这是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事后章子怡给郭培发短信说：“作为一个中国演员很骄傲可以穿着中国设计师的作品走上国际的舞台。”

    现在越来越多的明星选择中国设计师设计的礼服亮相国际舞台，郭培认为，这要归功于中国设计师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前国内的设计师与国际设计师的差距很大，不仅是设计，还包括视角和选材，之前我们都没见过那么好的材料，现在的国际展上能看到许多中国设计师，我们的视角打开了，与时尚的国际设计师站在同一个平台，同时我们的设计没有问题，工艺也提上来了，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

    有一些中国品牌已经和国际接轨，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国际级的设计师，也没有出现国际级的名牌，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毕竟我们的品牌只有三十年，而国际上任何的大品牌都超过了上百年。郭培相信有那么一天，中国一定会出现顶级的设计师和顶级品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也许不是今天，但是今天是一个造就的过程，中国现在的时代就是造就世界品牌，世界顶级设计师的时代，所以用不了几年，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就会中国就会出现中国顶级的设计师和大品牌”。

BQ:新中国建立60年，以10年为一阶段，中国人对服装看法的改变？

G:上世纪50年代时尚对于人们来说纯粹是空白的，那个年代的人们忙于擦掉过去，在认识里根本没有“时尚”这个词，就只是单纯的衣服。

    60年代开始了大生产大跃进，人们一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对时尚也是没有意识，所有的女孩都梳一样的发型，别个卡子就很美了，烫头的人都很少。那时候我妈妈很爱漂亮，穿衣服时会戴朵小花，衣服的颜色就是蓝色、灰色、绿色。

    70年代我家里的哥哥都爱穿军装，还有挎包、帽子，我上小学的时候人们对于衣服的追求就是格子、条纹、小花、碎花，很少会有大花朵的出现，我小时喜欢那种白球鞋，每天上学在鞋没干时用白粉涂，干了之后把白粉刷掉，鞋子就白白的，穿蓝色的裤子就很漂亮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到六一儿童节就可以穿裙子了，所以每年都盼着过六一，可以看电影穿裙子。上幼儿园的时候，每三天要换一次衣服，我有一套红格子的衣服，为了那个格裤子能配上我的格上衣，我硬是背着老师穿了一个礼拜的裤子没换。后来我小姨送我一双红皮鞋，那时的皮鞋很时髦，我喜欢的不得了，每天睡觉之前都擦得很干净，摆整齐。

    上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重磅真丝，主要是出口，什么商绸缎，台湾的朱立纹，后来就是有名的的确良。那个时候，我在百货公司看上了一件镶金丝线的夹克，50多块钱，很贵，但我妈妈破天荒地给我买了，我特别喜欢就穿到学校去了，没几天老师就找到我妈妈，说我穿这衣服有资产阶级的思想。

    其实被这样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在同学里面一直都是最爱美的，上学的时候就自己改衣服，我姨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布料，我给自己做了件衣服，一穿出去，就被大院的邻居指手画脚地说“这个孩子有资产阶级的思想”。

    到了80年代，顺理成章地我开始学习服装设计，那个时候，人们有时装萌芽的意识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从1986年到1996年，没人懂流行款式，大家都在问流行色是什么，而且大家都认为流行色就是一个颜色，但是现在很少有人问我流行色是什么了。出现时装这个词，之前叫服装，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款式的变化都是有限的，到了80年代出现了时装设计。从衣服到服装再到时装，中国人用了20多年。

BQ:从80年代的“时装”到现在大家认定了高级时装定制我们又用了多长时间？
G:我觉得80年代初期人们还没有定制这个概念，后来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开始追逐国际化。但我认为，要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国际化不是你的方向，它是一个很虚的概念，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到了21世纪人们开始追逐个性的东西。

BQ:中国人对潮流的意识比国外要晚10年，您认为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国外有了交集？
G:其实最早我们与国外的差距不只是十年，如果时尚退后到30年前的话我们比人家退后了50年，也许还要多，但是慢慢地我们的距离已经是很接近了，如果从今天来讲我们是没有退后的。
    在我认为九十年代之后，我们在每10年都会追上他们一大步，今年是2009年，我觉得我们是100%和世界同步的，在方方面面，包括我们的消费群和我们的消费平台，世界上的顶级品牌和高级时装都瞄准了中国，说明我们的市场已经是国际化了，以前一听到中国，人家根本就不会去考虑，他们认为中低档的品牌才能进入中国，而现在不是了，我们已经和世界是平等的了，我们的消费者的认识也有了飞速的提高，他们对于时尚的认知不低于一个设计师，甚至是高于一个普通的设计师，我觉得消费者水平的提高也会带动我们的品牌，很多中国品牌也在努力面向世界做出大步地跨越，有一些中国品牌已经和国际接轨，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国际级的设计师，也没有出现国际级的名牌，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毕竟我们的品牌只有30年，而国际上任何大的品牌都超过了上百年。

BQ:高级时装秀是一个怎样的标准？
G:全部100%手工，惟一的原创的，都是有故事有情节的，都可以成为历史的，我们的高级定制从头到脚都是手工的，没有一件是来自市场的成品，包括手上的戒指，它完全可以和法国的高级时装媲美。当时现场的一位很有名的法国服装评论员，在网上给我写了一篇文章，他觉得我的这场秀可以和法国的时装秀做比较，给了我很高的评价。2007年我做第二场仍然给了很高的评价，2008年我为奥运会礼仪小姐做了200套衣服，奥运会很重要，虽然没有作秀但是很值得，今年11月我还会有一场秀，我觉的它是我们时装行业很期待的一场时装秀，我觉得人们已经接受它了，没有人问我那些我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了。

BQ:我觉得特别不容易，之前都是追别人的东西，现在是别人追咱们。

G:太多了，能看出来现在国外的作品是受了我们的影响，像我们的奥运会影响了世界，我们的奥运影子影响了世界。          （本刊实习记者陈亚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