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执罪”应成为反规避执行的利器
　　
　　李文斌
　　
　　为解决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执行兑现难问题，根据最高法院的部署，各地法院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追究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行为人（法人）的“拒执罪”，是反规避执行的利器。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法院很难启动“拒执罪”的追究程序，“拒执罪”几乎成为休眠条款。要发挥“拒执罪”在法院执行中的作用，笔者建议：
　　
　　一、启动侦查的主体作出调整。改单一的法院移送公安立案侦查，为裁判文书指向的权利人控诉相结合。权利人是最关注自己权益实现的，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拒执行为，赋予他们向公安机关控诉的权力，如公安机关不予立案，权利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决公安作为，变公安可推托立案为必须立案侦查。由于公民有控诉权，法院退出移送启动拒执罪立案侦查的角色，法院要启动“拒执罪”，仅限于暴力抗法行为的移送。
　　
　　二、放宽“拒执罪”的适用条件。“乱世用重典”，在执行难备受社会关注的形势下，严厉打击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行为，有利于建立起法制的威严和社会的诚信。除法律已明确的“拒执罪”构成条件外，还应在拒执行为情节严重的认定上考虑“多次被法院执行而无履行意识表示”的条件，或判定拒执行为情节严重的排除性条件仅为“不可抗力”，即具有履行法律义务人遭受天灾人祸不能履行不能认定拒不履行外，有履行能力而发生拒不履行行为，经法院多次执行不作出履行意识表示都可成为构成条件。
　　
　　三、审判管辖权的调整。权利人向公安控诉并为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的“拒执罪”案件，可归入案发地法院审判，如是法院移送到公安启动侦查的拒执案件应上提一级法院审理，或由上一级法院指定管辖，执行地法院以证人身份出现在审判法庭上，对行为人发生的拒执行为作出知情的证明，确保审判中立性和公正性，避免“自己审判自己的案件”的程序性逻辑错误。
　　
　　四、建立负罪免责和政府救济制度。刑事惩罚是对人生最严厉的惩罚，应高于财产权益的实现。“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情节严重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并不当然致使权利人的权益灭失，它是对法律权威的损害，法律上有制裁的其他方式选择，给以刑事打击仅是获取惩罚犯罪，树立法律权威的社会效果，故被执行人因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而受到刑事处罚，是一种超民事责任的处罚，在此后，应酌情减轻其财产责任的承担。因拒执行为造成权益人利益迟延实现，行为人因此受到制裁的，其判决、裁定中的间接利益可以免除，直接利益根据刑期适当冲减；造成权益人权益完全损失并无法由拒执行为人弥补的，行为人受到刑事制裁后，应由国家给与救济，救济比例为30%左右为宜。免除责任或国家实行救济后，执行应该全案终结，不能仍然成为执行积案。行为人以后恢复履行能力，国家启动追偿程序，将免责份额或救济份额追回，存入救助基金。
　　
　　（作者单位系安化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