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弹子的BLOG

文革40年祭   (转帖)

    时光如流，岁月匆匆。从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个年头。
  40年前的5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5.16”通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播放了经毛批准的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8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即《十六条》；在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他与刘少奇的斗争表面化。从此开始了灾难深重的十年文革。1976年，华国锋为首的一些人采取了非常手段逮捕了江青、张春桥等人，不久宣布文革结束。文革从开始到结束，经过了整整十年。
文革是不应遗忘、不能轻易地掩没的，需要让后人们牢牢地记住、深深地反思

　文革是一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运动，是一场危害如此深远的运动，是一场性质如此恶劣的运动，但是，文革却又如此地淡忘，在中国，几乎没有研究文革的论文和著作，几乎没有好好保留文革的遗物，几乎没有真实地记录文革的文学艺术，下一代的人几乎不能完整地认识文革。文革已经被遗忘了。
  文革是不应遗忘的。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后代也不应该忘记，热爱文明、关心文明进步的人，都不应该忘记中国发生的文革。
  第一，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基本纠正了，但并不彻底。文革的遗留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文革的理论反思几乎没有认真去做。有个美国图书馆学学者，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某市的国画院院长，收藏着许多文物，名画。他自己也有很多画作。这些文物是他们整个家族几代人的收藏，但是，文革后基本没有归还，仅仅象征性地发给每个子女一幅父亲的遗画。当年查抄的文物并没有丢失。当年查抄是违法的，但是，文革后几十年没有归还，也不想归还。这不是蕴含着当年的掠夺是正确的吗？他对此有意见，但是无可奈何。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所的一位教授在大陆的房产，也一直没有归还。此类问题可能还不是个别的。全国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收场的不幸者有相当数目，没有人对他们说过一句道歉的话。即使是平反的纠错的，也缺乏一种人文的关怀。有个１７岁被打成右派分子、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文革中本人被斗争，坐了多年的大牢，父亲被打死，妻子被逼疯逼死。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千辛万苦，处理他的问题的某公安局才作出了一纸决定书。决定书全文写道：“某，男，现年四十一岁，某某市人，现住某地。某于1960年四月在某县文教局工作期间，被送劳动教养。现经复查，撤销1960年某日对某收容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当时因何种原因被处劳动教养，现在又因何撤销，一字不说，对于被害人二十多年的苦难，没有一字的道歉，对于他的精神的和人生的损失，一文不作补偿。至于关于文革的比较深层的理论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更少有人思考和研究，更没有公开讨论。这段历史，渐渐埋入了地层，成了化石，总之，这段历史，还遗留着很多问题，但人们渐渐淡忘着，历史渐渐地模糊着，歪曲着，理论上的认识则空缺着。
  第二，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事件，也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极其罕见、极其惨酷的事件。文革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大灾难，数百万人在这场运动中被迫害而死，１亿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湖南道县、北京大兴等地还发生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事件。文革中打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人，挖出了多少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批斗了多少人，实在难以统计。对于这一页历史，我们需要认真记取，深深地反思，不应该遗忘或掩饰。一心一意企图掩盖的人，是在有意地掩盖着人世间最大的罪恶。中国人民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之广之烈，一点也不比日本侵略中国的惨痛逊色。
    第三，文革是文明的大劫难。无数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遗存，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全国几乎所有的文物，如古建筑、名人墓地、书画陶器、历史遗存，有的烧掉，有的毁掉。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日本侵略者对文物的破坏，也远远超过太平天国运动对文化的破坏。与此同时，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的几乎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术名流，所有的著名演员、艺术家，几乎所有的文化人，所有的教授，所有的作家，所有的校长，所有的画家，等等等等，都受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上最残酷、时间最长的凌辱和虐待。几乎所有爱国志士的陵墓都被毁棺鞭尸。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战友、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宋庆龄的父母的陵墓也被破坏得不像样子。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吴剑雄父母的墓被毁坏，连中国古代爱国志士袁崇焕的陵墓、一代清官包公的陵墓等等都被毁坏得不成样子。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这样惨酷的自我破坏、自我作践的事件是不多的。
  第四，文革使中国的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出于高压政策和洗脑运动，文革中夫妻反目、儿女成仇、好友揭发、私下告密之类人类心灵中最阴暗的事情比比皆是，层出不穷。邓拓的儿女与父亲划清了界线，巴人的独生女儿不认自己的父亲，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在受迫害的父亲背后又插上了一刀，道县的贫农家遗弃的女儿竟杀死收养自己的富农养母，学生毫不手软地鞭打着老师。中国传统美德的破坏始于更早的反胡风、反右等极左运动，但是，破坏量最大、使传统道德轰然崩溃的却是文革。文革对中华传统美德破坏的恶果，直到今天，它的影响还随处可见。
  第五，文革的不应该被遗忘，还因为文革留下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说，

被称为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为什么发动了领导了给国家和民族空前绝后大灾难的文化革命运动？历史在哪里失足？

为什么有着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政党，有着几百万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大党，却丝毫没有能够阻止文革这样的大灾难呢？

为什么文革能够畅通无阻？

文革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究竟是什么？

    它留下了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历史等着我们去回答。不回答这类理论问题，是这一代人对历史的欠账。

文革，是以非常手段而不是用民主的办法结束的。什么时候可以使用这类非常手段呢？

文革中出现的所谓的两个大的反党集团，何以在文革中产生，如果不搞文革，这么大的反党集团会不会出现？

为什么号称为了反修防修而开始的文革，却孕育出了“两大反党集团”？

    这些问题都是应该思考、必须回答的。对于文革，需要作出理论的说明，文革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清理。
    文革经过三十年的禁止和封锁，中国人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我曾经问过９０年代一位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她不知道文革中的抄家、杀人、大量的自杀，武斗。

    《读者》杂志2004年登载了一篇文章，该文作者问自己17岁的读高中的女儿，问她四人帮是谁，他说是江青、林彪，“还有一个叫魏群吧。”父亲说，大串联总该知道吧。她说，“那是从村这头跑到村那头串门。”她也不知道走资派，不知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父亲批评她，她却问父亲，“你知道不知道中国足球的黑色星期五？”
    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国人民经历的如此深重的苦难，是不能轻易地掩没的，是需要让后人们牢牢地记住、深深地反思的。然而，文革的资料在流失，文革的历史在扭曲，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在淡忘。对于现在的年青一代的大学生，他们不知道文革，不知道抄家，不知道批斗，不知道大字报。惨痛的历史在民族的记忆中成了似有似无的微痕。中国大地上，水晶棺里睡眠正香，韶山冲里游兴仍浓。大跃进中全国几千万人饿死的历史惨剧，文革中一亿人挨斗的历史悲剧，都在国民的心中渐渐淡忘了，我们的民族真的患了健忘症了吗？
刘少奇的妻子也受了多年牢狱之灾，子女离散，家不成家，但是时至今日，她却依然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其实，文革是既结束，也没有真正结束。四人帮下台后，中国还曾经发生过多起类似的小文革事件。   

　　文革在人们的思想上，即使是在受害者身上，也远远没有结束。刘少奇的妻子虽然丈夫惨死，自己也受了多年牢狱之灾，子女离散，家不成家，但是时至今日，她却依然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似乎她在秦城的几年，只是在上课而已。她是好学生，她的丈夫也自然是好学生了。她们夫妇俩是好学生，M 自然是好老师了，文革自然是好学校、好课堂了。受到文革如此深重打击，而又身居高位的人对文革的认识尚且只有这个水准，文革这一页历史，就更不能遗忘了。历史的教训是应该深刻总结、牢牢记取的。

文革的教训在哪里
    文革的教训在哪里呢？文革为什么在中国畅通无阻？它为什么没有能够被制止呢？
教训一、中国社会缺乏监督权力的机制和力量。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发动得那么轻松，似乎只是举手之劳。全国性的抄家，是违反宪法的；将一个国家的主席未经人大罢免、未经法院审判就关押，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一个接一个违反宪法的行为，几乎没有遭到阻力。连ZH 这样的人，也整天举着小红书，胸前挂着纪念章，口里喊着万万岁。全国党代会上给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性，上千个党代会代表，只有一个人没有举手。ZH 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担任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他难道真的一点也没有看出这是一个冤案？如果他看出了问题，为什么自始至终，竟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偌大的中国，人才济济，为什么会被几个小苍蝇搞得天翻地覆？
 　政治体制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一种没有帝制的皇权，其权力的高度集中性，一点也不比封建帝制时代差。如果领袖思想有了偏差，几乎就没有纠正的约束的机会，就有可能推波助澜地发展下去。大跃进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我们不是有八个民主党派吗？我们不是有民主集中制吗？民主党派经过反右之后，早已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了。其头面人物的一言一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紧张地看着上面的脸色行事，那敢越雷池一步，更不要说监督了，他们那里还有一点监督的勇气和能力？民主党派早已成了摆饰，成了帮闲或者帮凶。如果　Ｍ　1976年10月不去见上帝，四人帮不下台，文革继续搞下去，那么春节元旦的社论，依然满纸革命。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依旧会发表几句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之类的讲话，他们照样会发出拥护文革、坚持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流行语言。它们已经成为没有自己政治目标和政治操守的一群，它们没有独立的党格，要靠他们起监督作用，是不可能的。
  民主党派不能监督，全党和民众更不能监督。因为事实证明了一个逻辑，表示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志新想对文革表示一点不同的意见，结果被杀害。遇罗克只是对反动的出身论表示不满，也被判死刑，江西的李九莲对文革稍有异议，也不见容于世。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人民无法行使监督的权利。在这样的集权体制下，文革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教训二、法制的践踏。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并没有想到彭德怀有人身权利，彭德怀的自由和权利是受宪法保护的。1966年，他主持党中央工作，向北京一些大学派出工作组，当工作组狠揪反动学生的时候，他和另一个领导着文革运动的大人物，不断地下达着批判、斗争反动学生的指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些学生拥有宪法赋予他们的思想自由神圣权利。

　后来，中南海里也开始了造反行动，国家主席兼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自己被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派批判斗争，他甚至也被打了，他的电话线被卡断了，他住的屋子外面，一夜间造起了一座高墙，将他围在其中。此时此刻，他才想起了他是国家主席，他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这是他的一个进步。但是，他的醒悟是如此之迟，从他对别人权利的漠视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主席对宪法如此陌生。当公民遭受超越法律的迫害和打击时，国家主席或者没有感觉到这是违反宪法的，或者支持着这种违反宪法的迫害行为，使法律事实上成为一张废纸。法律已经成了一种遮羞布的时候，刘少奇们又怎么能希望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呢？从国家主席对法律的淡漠可以看到，中国整个社会的法制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而这正是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文革中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是无法无天的。
  Ｍ自己可能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政治纠纷，解决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可以通过党内的民主程序、国家的法制程序来加以解决。国家主席的剥夺必须经过人大的法定步骤。他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打倒政敌，搞得天下大乱。对法制的践踏使整个社会变得无法无天。文革中，对运动对象，可以任意地斗争，可以任意地抄家，可以任意地剃阴阳头仍至杀戮。文革中对某些所谓犯罪分子的惩处，采用群众讨论的办法。在极左的社会思潮下，常常轻罪重判，制造了许多冤狱。一个国家法制不全，不按法办事，结果连地位很高的人也朝不保夕，更不要说普通的老百姓的权利难以保护了。至于那些运动对象的权利，则被践踏在地，剥夺得干干净净。
教训三、国民素质的低下。
    中国的国民素质，既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有自私、狭隘、落后、愚昧、残忍的另一面。这种落后的国民性，是造神运动的社会基础，是暴民政治的社会基础。总体而言，中国国民素质低下，包括知识分子素质低下，这是文革畅通无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文革运动与义和团运动有着某些内在的相似性。义和团众是迷信的一群，文革也是迷信的一群。义和团迷信的是神符仙丹，文革中迷信的是则是Ｍ和他的小红书。义和团以为念了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文革中人们以为一读小红书就可以战无不胜。义和团是西太后的工具，红卫兵则是Ｍ的工具。义和团放火烧德国使馆，杀使馆人员，杀传教士，甚至想杀学习西方、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红卫兵则火烧了英国领事馆，将北京使馆区的道路改成反帝路，反修路。义和团设坛拜神炼功，文革中的义和团们则早请示晚汇报，吃饭睡觉，都要对着神像念念有词。所不同的是，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文革的口号则要美得多，反修防修，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听起来非常美妙。义和团是对物充满了迷信，文革则是对人充满了迷信。
  愚昧必然盲从。人们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打语录战，斗私批修不过夜，灵魂深处闹革命。中国人自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虔诚地相信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文革年代，农村中依然有几亿农民是文盲或者半文盲。新闻的封闭使人们失去了辨别真伪、辨别善恶的参照系。文革中间的游街，批*斗，虐待，与中国国民素质的低下有关，也与中国国民性中内在的破坏欲有关。马克思在研究印度宗法社会的后果的时候，曾指出，落后的民众使几个小丑就可以统治一个国家，就可能造成民族的灾难。文革表明，事实确实是这样。
  鲁迅用他的笔深刻地剖析了中国的国民性。他笔下的阿Ｑ，．．．．在《药》这篇小说中，．．．．。我们继承了他们的凶残和麻木。阿Ｑ这样的人，也曾经想革命，如果他真的卷入革命大潮，革命真的成功了，阿Ｑ如果没有得到改造和提升，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呢？80年代台湾学者柏杨也批判中国国民的素质低下，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存在着不良的文化。如果Ｍ照样发号召，如果“四人帮”照样被重用，但中国人换成美国国民或英国国民，他们在Ｍ和中央文件的指引下，会不会也会像我们那样掀起文革的巨澜呢？我想不会。他们不会那么盲从，不会那么凶狠。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国民的素质没有得到较大的提高呢？
    一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积淀实在太深厚，文化无意识实在太根深蒂固。改造落后的国民心理结构是不容易的。多少年来，人们在极左路线的高压下做顺民。而顺民和暴民往往是相通的。遇到狼的时候像羊，遇到羊的时候则又像狼。在别人的压迫下像是顺民，在压迫别人时就成为暴民。
    二是农民在解放以后，没有成为公民，他们在合作社化后，第二次失去了自己谋生的土地，他们除了在这块土地上求生外，别无求生之路。离开了土地，他们将无法生存。他们将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烟票…… 工人的命运在于工厂，如果离开单位，他就无路可走。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经济的不独立，人生的依附性使中国人无法独立地思考，无法独立地成为一个公民。
    三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培育恶劣的国民品格。大量的事实表明，反右运动中说真话的人很可能成为右派，大跃进年代说真话的好人很可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越左、越跟着风跑的人很可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很可能升官发财。不断的阶级斗争造就了一帮又一帮坏料，也无形之中培育一种跟风、斗人的行为模式。人们似乎都懂得，跟着批跟着斗，就有可能步步高升，至少可以保个自身平安。而说真话做真事，很可能不得安宁。国民素质渗透在每一个国民的身上，它们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在起着无形的作用。优秀的国民素质促进国家的创造、推动国家的建设。而低劣的国民素质则制造着混乱，扩大着破坏。国民素质包括着多方面的内容，道德素质，人文素质，科学素质，文化素质，等等。文革是国民素质的展览，改革开放中的种种社会事件，也是国民素质的表现。提高国民素质，应该成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简而言之，监督机制的缺乏、法制的践踏、国民素质的低下，是构成文革大破坏的重要因素。完善监督体系、实行以法治国、提高国民素质，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任务。

文革为什么被掩盖
      文革成了历史的一页，如何对待文革历史，才是正确的态度呢？
      现代世界一些国家对待历史的过失，其态度是不同的。
    　德国对历史的态度是正视自己的错误、愿意深刻地反思。德国总理向犹太死难者作了深刻的忏悔，得到了被害国家的谅解。国家鼓励对历史的自我认识。有个犹太小女孩安妮因为受到排犹运动的迫害，不得不过起了逃亡生活。他担惊受怕地躲进地下室，过过暗无天日、担惊受怕的生活。她最后在集中营里被迫害而死。他的父亲侥幸地活了下来。安妮留下了一本日记，记载着少女时代的痛苦经历和内心煎熬。在德国主管文化和宣传的部门的支持下，出版了安妮日记，拍摄了安妮的电影，在安妮生活过的地下室前建立她的塑像。安妮的日记，成了德意志反思历史的教材。
    日本对历史的错误是正视不够，反思不足。南京大屠杀就不敢正面承认。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讨论，有关部门并不会禁止。日本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反映了日本民族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缺陷。
    我们对待文革的态度同样缺乏科学地对待历史的态度。许多年来，文革成了禁区，文革的书是禁止出版的，报刊也不准刊登关于文革的事情。就是像文革后揭露“四人帮”时披露的一些关于张志新等人的材料，现在也是不便说的。文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禁区。巴金老人曾经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支持，更不要说落实了。
    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革，却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又不准讲文革呢？
   1，首先，爱好面子、报喜不报忧，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更是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大跃进岁月里，明明是亩产几百斤粮食，但亩产几千斤、几万斤的好消息三天两头登在报纸的头版。全国性的大饥荒期间，报上不动声色，仍然是形势天天大好。十年文革，天怒人怨。但是，报上仍然是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美好景象。2003年，非典明明在不少地区流行，卫生部官员却根本否认，面子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至于水库塌坝、煤矿爆炸，特大污染，凡是影响面子的，总是能掩则掩，能瞒能瞒。理由据说是家丑不可外扬。文革在某些人看来，虽然已经推给了“四人帮”和林彪，但是，四人帮是在文革后期才形成的，文革前期的批判、抄家、武斗，让他们全部负责，他们也负责不了。林彪则是个不贪权、不管事、不好色、不好吃的角色，将脏水全都泼在他头上，也似乎难以令天下人相信。不管Ｍ多么英明正确，不管ＧＣＤ多么光荣伟大，文革总不是一件光荣伟大正确的事，它自然符合家丑不宜外扬的原则。因此，三十年来对文革采取不张扬、不批判、不准说的方针，是符合我们几十年来的传统的。
   2，其次，中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历史上，皇上总是圣明的，错误都是臣下的。这种为尊者讳的恶习流传至今，对于文革，人们也常采用这种态度。几年前中国出版了一套中国通史，据说是重大科研成果。书中关于文革的发生是这样写的：“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发动后，运动愈演愈烈，远远超出毛泽东的预想，形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22卷，第一章，毛泽东，928页）这本通史，得到了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赞扬，但是对于文革的由来和责任的表达，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历史真相相距甚远。它将姚文元的文章作为文革的导火线，它也没有写清文革真正的发动者是谁，并且只字不提文革的破坏，轻描淡写地说成只是超出了Ｍ的预想。

　　姚文元的文章是导火线吗？

　《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没有大背景，姚文元会写吗？

　　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还是他只是支持了姚文元的文章？

　　文革只是超出了Ｍ的预想吗？

　　为了掩盖或者淡化Ｍ的错误，文革的历史被描述得不伦不类，支离破碎。上文中的“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是谁发动的？遮遮掩掩，似乎是姚文元发动的，责任似乎是姚文元的，Ｍ的错误只是支持了姚，只是超出了他的预想，才造成了十年动乱。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历史研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家，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再其次，文革是Ｍ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之一，而Ｍ是中Ｇ执政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宪法上还赫然写着他的思想是共和国的指导思想。Ｍ从批胡适到批胡风，从反右到大跃进，从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到全国大饥荒，从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折腾了二十多年，对于国计民生、文化学术，几乎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的事。大跃进使3000万到4000万人饿死，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刘少奇曾说过，这是要刻石记事的。文革的后果比大跃进更甚。要是认真反思起文革来，人们更有可能将历史一件一件放在太阳底下清理一番，人们自然会对他作出科学的评价，自然会对文革的责任作出合理的评价。Ｍ的真相的揭穿，有人担心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教训四，文革是极左思潮的登峰造极。但是，文革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由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作为铺垫的，是相当一批人一次又一次推波助澜造成的。许多身受文革迫害的人，其实也是有责任的。包括刘少奇的责任。没有他带头的造神运动，Ｍ不会那么异化为神。如果研究文革，细细推究起来，有些人一贯正确的外衣会露出原形，在深受四人帮迫害的背后，也会露出曾经残酷地迫害别的无辜者的一面。文革的早期，资产阶级路线猖獗。当时领导文革的人，派出了工作组，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又一次反右，因此，将许多学生和老师打成了反动分子。当时领导文革的人的一些指示，也是咄咄逼人的。他们的批示，完全是反右运动的那一套。当社会上出现打人事件时，当北京街头公然打死人的时候，全国文革运动的领导者并未有效地加以阻止。大破四旧时全国性的大抄家，运动还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运动早期抛出了一大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所谓有历史问题的人，正是他们领导的结果。北大清华运动初期狠狠整了许多无辜的学生，也是当时的领导运动的人设计和指挥的。文革的事情，如果认真反思起来，很可能会拨出萝卜带出泥，这是这些同志非常不愿意的。

　　细细研究文革史和文革前史，就会发现，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是极左路线横行的历史，也是千百万无辜的人饱受极左路线摧残的历史。有些与这条路线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自然不愿意将历史的真相昭示天下。

　　当然，我们提出要反思文革，清算文革，主要不是要追查个人的责任，而是要提高整个民族的认识，认真地吸取历史的教训。
    文革是民族集体的噩梦。文革深深地影响了整个国家，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人，直到现在，还在深深地影响着，影响着社会的道德，影响着社会的思维方式，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掩盖文革，回避文革，都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是正视它，揭露它，批判它，找出它的根源，认清它的危害，使它成为民族的教训。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一个民族要想快步地前进，是需要放下包袱的，轻装才能捷行。历史的包袱应该清理，历史的教训应该记取，以免重复历史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