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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画家顾福生:我画我的,与别人无关

(2016-02-02 09:40:56)
标签:

顾福生

白先勇

三毛

分类: 白先勇
顾祝同之子 三毛老师 白先勇发小
台湾画家顾福生:我画我的,与别人无关
【南方周末 2016-01-29】记者王寅
台湾画家顾福生:我画我的,与别人无关
顾福生作品《秘密房间》。执着于赤裸、修长男性躯体的刻画,显示了顾福生对同性之爱的独特理解。顾福生供图

  在很多人眼中,顾福生是一个怪人,身为画家,却怕看画展,更怕参加自己的画展,他希望在开幕式上不穿西装,不打领带,不上台发言,最好是干脆不出席,他不止一次在画展开幕之前,向画廊请求:“我不要参加展览,可不可以回家?”
  不久前在台北诚品画廊举办的《自我之歌——顾福生画展》汇集了顾福生从1960年代到2015年的代表作品,展出的六十幅画在开幕前,就已有大半被藏家预定,尽管这可能是八十高龄的顾福生在台北的最后一次个展,但画家依然希望自己可以消失。

台湾画家顾福生:我画我的,与别人无关
   年轻时,顾福生(左)和白先勇(右)时常彻夜长谈,白先勇不止一次做过顾福生的模特。  顾福生供图

与白先勇:两个将门“黑马”的莫逆之交
  顾福生1935年生于上海,他的父亲是一级上将顾祝同,曾任陆军总司令。顾福生的母亲是上海人,所以家里一直说上海话,时至今日,他和姐妹们交谈还是用上海话。顾福生至今记得1949年离开上海前,他们曾在福开森路(现武康路)住过的英式住宅。
  顾祝同希望这个二儿子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军人。顾福生却爱上了绘画,参加了由刘国松、韩湘宁、庄颉等人创建的“五月画会”。顾福生的母亲觉得绘画很难维持生活,坚决反对,顾福生早年的画全被母亲扔到了垃圾箱里,一起被扔掉的还有顾福生的老师朱德群等人的作品,尽管如此,顾福生还是“扔了再画”。
  在顾福生痴迷于绘画的同时,比他小三岁的白先勇放弃了成为水利专家的梦想,报考台湾大学英文系,写起了小说。白先勇和顾福生都是将门后代,却都走上文学艺术的道路。白先勇说:在我家里,我是黑马。顾福生又何尝不是?白先勇的三哥娶了顾福生的二姐,白先勇和顾福生成了姻亲,两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哥哥姐姐的婚礼上。但真正结缘,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还是看到了对方的作品之后。
  顾福生读到白先勇的小说《玉卿嫂》,吓了一大跳:“我比他年纪大,但他要成熟得多,这么年轻,却知道这么多事情。”白先勇去看“五月画会”的画展,没想到展览中有顾福生的作品。
“他那时画的,都是形态很孤独的作品,颜色很阴郁。印象最深的,是画面中有一个没有头的青灰色人体,变形得很不寻常。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时候他开了刀,所以作品里都有好长好长的裂痕。”白先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1960年代的台湾在社会上是一片废墟,我们需要重新建起新东西来,所以求生望变,某种形式上来说,这是台湾一个迷你的文艺复兴。”
  由于共同的志趣,白先勇和顾福生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彻夜长谈。“他那时候画很多画,我就跑到他的小房间里看他那些画,我还做过他的模特。”白先勇说。顾福生没钱请模特,白先勇就常做他的人体模特,《月梦》就是当时的产物。白先勇不下十本小说的封面,采用的是顾福生的画,如《寂寞的十七岁》《孽子》《纽约客》和《台北人》等。出版《台北人》的时候,编辑选的封面被白先勇退了17次稿,后来他从顾福生的画里挑出一张适合的作品作为封面。“我的小说写的都是人,福生的画以人为主,有文学内涵,非常能够表现我小说里的世界。”白先勇如是说。
  完成于1969年的《河滨公园》也做过白先勇小说的封面,这幅在纽约创作的作品,采用的是画布和综合材料,顾福生把去油污的钢丝球扯平,做成画中女子身上的毛衣。用擦手纸做成纸浆,堆成女子身旁的小狗,尤其是狗的耳朵,有着强烈的浮雕效果。顾福生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这幅大画。虽然此后辗转各地,顾福生始终带着这幅画,并且挂在卧房里。
  白先勇对此画也心仪已久,但知道这是顾福生的最爱,就等着哪天画家自己愿意把这幅画拿出来,就收掉它。当白先勇知道此次展览上将会有《河滨公园》时,立刻给画廊打电话,订购了这幅作品,画还没运到台北,白先勇已经捷足先得了四幅,“老朋友的作品是一定要支持的”。

台湾画家顾福生:我画我的,与别人无关
      对三毛(右)来说,顾福生是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的恩师。    顾福生供图

与三毛:拉起自闭女学生的恩师
  顾福生当年在台北的学生中,有后来的名作家三毛。那时候三毛还叫陈平,由于在学校遭受不当体罚,休学在家长达三年多,出门使她恐惧,街上的人更让她害怕,除了双亲,她不与其他人交谈。她唯一的活动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
  直到跟随顾福生开始学画,三毛才改变了自闭的人生。三毛每周出门两次,唯一的目的地就是顾福生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画室。三毛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顾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见过的任何老师,事实上他是画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觉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种温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在顾福生的印象里,三毛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在绘画上并无太多天赋,他送给三毛《笔汇》合订本和几本《现代文学》杂志,鼓励她尝试写作。三毛从中读到波德莱尔、加缪、里尔克、卡夫卡、横光利一等人的作品,大受启发,开始写作。
  白先勇回忆:“三毛的第一篇小说是顾福生拿给我的,说是他的弟子写的,很会写东西。我一看果然。其实我就住在她隔壁,她常常看见我的,那时候巷子后面有一条小路,我去散步,她也散步,她看到我就躲,就跑,她很害羞,不好意思,她那时才十六七岁。”
  三毛的小说《惑》很快发表在白先勇主编的《现代文学》上,这也是三毛的作品首次发表。当三毛从画室里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去时,狂喊着:“爹爹!我写的,变成铅字了,你们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虽然顾福生只教了三毛十个月,就远赴巴黎,但对三毛影响深远。他的耐心和温柔扫除了三毛心中的自卑,失学少女日渐开朗,走出了封闭的自我。在三毛眼中,白先勇是伯乐,顾福生是“那个擦亮了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经自愿淹没的少年时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师”。

台湾画家顾福生:我画我的,与别人无关
顾福生与自己的父亲顾祝同、母亲和大姐。顾福生的母亲起初觉得他靠绘画很难维持生活,把他的画全部扔进了垃圾箱,顾福生便“扔了再画”。                                                            顾福生供图

蹲着画、趴着画,80年没有遗憾
  顾福生1961年前往巴黎学习绘画,从此走上职业画家之路。据不完全统计,顾福生的绘画作品有一千五百张到两千张,现在能找到的在600张左右。
  常常在画完之后,顾福生就和那幅画说再见了,很多画被顾福生送给了亲朋好友,他搬家时,带不走的大批绘画就留在了房东家。被他随身带走的并非是最喜欢的作品,只是随机的选择而已。
“假如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画画就是我全部的生活,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生活细节全都在里面。”顾福生搬到洛杉矶后,和住在圣塔芭芭拉的白先勇并不太远,但也很少见面。“他连电话也不打的。”白先勇笑着说。
  害羞、内向的顾福生隐居在洛杉矶靠近沙漠的一座小城镇。顾福生平时不开车,车库就是他的画室。每天吃过早餐以后,他会一直画到中午,午餐之后午睡,下午看情形,有时候画,有时候看看东西,看看电视,晚上不工作。作息非常有规律。“我现在还是喜欢孤独,我在一个小城很安静,很干净。最早我喜欢像纽约、芝加哥那样的大城市,越大我越喜欢,台北人多,我也喜欢。但是现在我来了台北就怕。”顾福生说。
  诚品画廊总监赵琍去洛杉矶探访顾福生,看到画家作画的情景,令她颇感意外:“他没有画室,他不需要,他只要有一个空间,一个角落,有一个墙,有一个地板,旁边给他放上颜料,不要打扰他,他就可以画,而且画得很快。室内有一张桌、一张椅和一个柜子,他作画时只能靠墙画,画到画的下半部分,他就跪着、蹲着画,画到最下面就趴着画。环境造成了他独特的作画习惯。”
顾福生作品最多的时候,就是他最穷的时候,手上有纸就拿来画,有钱他就去买画布和颜料。虽为将门之后,顾福生却并没有获得家里在经济上的支持。“那个年代,军界的人收入也是有限的。”顾福生淡淡地说道。事实上,顾福生骄傲的性格也不允许自己接受来自家庭的资助。有一次,顾福生的二姐找了大姐,约顾福生谈事,她们觉得顾福生无法靠绘画生存,劝他放弃绘画回台湾。顾福生非常生气:我又没有求她们帮助,还要她管什么闲事。
  顾福生多变的画风和实验性的创作风格并不为当时的画廊所接受。他选择远离市场,以修复画为生,专注自己的创作,始终是三毛形容的那样,淡寞而精致,白先勇则认为顾福生其画其人绝不媚俗。
  顾福生将这一生对绘画的选择归结为两个字:固执。“这是天生的,我去巴黎的时候,我的老师朱德群说:不要画,就看,在台湾根本没有机会,看博物馆。我看了一个星期受不了了,我自己找到一个地方,买了颜料,就开始画,看别人的作品好像跟我无关,不起作用。我画我的,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画好。别人怎么评价其实无所谓。”顾福生说。
  在顾福生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是奔跑、跳跃、飞翔的形象,画中人好像要逃离这个世界。执著于赤裸、修长男性躯体的刻画,又显示了他对同性之爱的独特理解。当记者问顾福生与其有三分相似的画中人是否是自画像时,他淡淡一笑:不是。眼睛里有一些羞涩,更有一丝俏皮。
  顾福生患有白血病,2015年又被查出肺癌。靶向治疗后,他长出新的头发来,而且是黑色的。顾福生说,现在是这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什么事都不用再在乎了,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顾福生的近期创作不再仅仅是单个的人体,色彩越来越艳丽鲜亮,基调越发喜悦、乐观。海滩青年、滑板少年等运动形象出现在类似梦境的超现实画面上,表达的是不同时空里的生死际会和神秘缘分。
  顾福生现在抽的烟,从2015年夏天的每天六根,增加为八根。“这80年我很满足,是自己要过的生活。那个时候,医生说我大概还有四个月的时间。我说好,我没有什么遗憾,这一生过得很开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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