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员辽阔的青海大地，自古以来多民族在这里聚居、繁衍、生息，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文明。考古发现表明，上至石器时代 ，下至明清，都有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青海诸多文化遣址的发掘，不仅对研究青、甘地区石器、青铜器时代诸文化的序列，相互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对研究古代羌人的社会性质、经济生活、中国奴隶制的起源、原始宗教的产生以及原始农业经济向畜牧业经济转化等，都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同时，众多的文物古迹和名胜，极大地丰富了我省的旅游资源。
古遗址
从中石器时代到明清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生活遗址。其中旧石器时代仅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地区发现几十件打制石器，目前尚未发现有遗址，但这些难得的实物，证实了早在二三万年前的青海并非荒无人烟之地，而是有比新石器时代更为古老的人类在此生存，创造了更为原始的远古文化。O
中石器时代遗址：贵南县拉乙亥遗址，有30个灶炕，出土遗物1500余件，多以打制石器为主，种类繁多，做工精细，类型稳定。骨制石磨制技能很高，骨针细长、尖锐、有眼。同国内同时期遗址比较，具有时代古老，面貌独特，文化内涵及遗物数量丰富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遣址：有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其中马家窑文化在省内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民和、乐都等地，现已发现文化遗址，墓葬数百处，比较重要并经发掘的有大通上孙家寨、乐都柳湾、脑庄，民和核桃庄、阳洼坡，贵南尕马台及循化苏乎撒等处。由于文化内涵和地域的差异，又分石岭下、马家窑、半山和马厂4个类型，其间共延续了2000年之久。
铜石并用时代遗址：境内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湟谷地，其中以民和、乐都较为集中。经考古发掘的有乐都柳湾、贵南尕马台、大通上孙家寨和民和清泉等处。尕马台出土的一面铜镜保存完好，铜锡之比为1：0.096，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镜。制陶、纺织有突破性进展。
青铜时代遗址：境内为辛店文化，化隆、循化、民和、乐都较集中，发掘遗址有民和核桃庄、乐都柳湾、大通上孙家寨、互助张卡山、共和合洛寺等近80
处。
青海土著文化遗址：主要有卡约文化和诺木洪文化。
汉代以来，河湟谷地、环湖地区保存有大量的古墓葬。现已发掘的汉代墓葬240余座，其中上孙家寨200余座。随葬品有不同质量的陶、铜、铁、金、银、玉、石、木等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及车马饰器、印章、钱币、兵器、刑具等1万多件珍品。一匈奴墓中出土篆刻有“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文字的卧驼铜印，另一墓中出土一批汉代木简残片（400片），隶体墨书，流利俊秀，内容为公爵、等级制度、征战功绩、赏赐、军队编制、操练规定、作战部署、兵车配备、弓弩使用等。另有一部分为新发现的《孙子兵法》佚文。平安县城附近发现汉代画像砖墓，是难得的艺术珍品。热水唐代吐蕃墓葬群，有墓葬200余座，出土了皮靴、镏金饰品、木碗、木碟、木鸟兽、古藏文木牍等。特别是丝绸文物，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余，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均属罕见。织物有织、绣、缬3大类和锦、绫、缂丝、平纹类织物（绢、纱、絁、紬）与繝等，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唐代所有丝绸品种。墓地曾被列为1983年全国6大重要发现之一。明代墓址仅发现6座，其中有祁秉忠和柴国柱之墓。
自古以来，青海是中原通往西域、吐蕃的重要通道，加上古代诸多民族形成的割据政权，因而有较多的古城堡遗址，据省考古工作者调查，已知古城遗址百余处，较为重要的有：
伏俟城:又称铁卜加城，位于青海湖西7公里处。城墙保存较好，东西长220米，南北宽200米，墙高12米
，宽17米，南门宽10米。城为吐谷浑在公元6世纪修筑，是晋、南北朝、隋、唐4代吐谷浑王国国都，为当时中西交通枢纽。
石堡城：位于湟源城西20公里处的哈拉库图，坐落在褐红色三面断崖的方台上，又称西山营盘台。吐蕃始筑于唐宋元六年（718年），叫铁仞域。因地处交通要冲，地势险峻，唐时为一重要军事据点。唐蕃双方反复争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曾发掘出开元通宝300枚及陶、砖片等。
石 窑 寺
河湟地区有西宁北禅寺石窑、平安寺台尕寺石窑、夏宗石窑等。北禅寺石窟位于西宁土楼山半崖中，有近200个洞龛，初建于北魏。现遗存有隋、唐、宋、元时期壁画。
原始舞乐史上的一颗明珠──大通上孙家寨出土舞蹈花纹彩陶盆
1973年秋季，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了一件距今约5000年的珍贵文物。这就是曾引起历史、考古、艺术、体育界的极大兴趣，闻名中外的舞蹈花纹彩陶盆。
彩陶盆高12.7厘米，口径28.5厘米，平底侈口，质地细腻，器表呈桔红色。更为可贵的是陶盆内壁绘有三组舞蹈人花纹，每组五人。舞蹈者头上留有发辫，背后下部飘拂着饰物，手拉着手，似在劳动、狩猎之余，在草地或小河边，踏着音乐节奏，尽情地跳舞、唱歌，以祝丰收。它再现了先民们生动活泼的舞乐活动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情趣。舞蹈花纹陶盆出土于上孙家寨甲区第384号墓，伴随出土的还有彩陶盆、粗陶罐、骨纺轮、蚌壳装饰品等，说明墓主人不仅是一位生产能手，而且是一位舞乐艺术家。
这件彩陶盆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马家窑类型。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该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在青海除了上孙家寨，在乐都脑庄、民和核桃庄也有发现。马家窑文化以精致的陶器和流畅的花纹著称，但出土这样形象地反映原始社会先民们舞乐活动的文物，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
柳湾遗址──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
1974年春天，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发现了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青海省文物管理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工作队经过连续六年发掘之后，清理墓葬1700余座，出土珍贵文物35000余件，其中各种形制的彩陶器皿达15000件之多，真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彩陶王国。
柳湾墓地在乐都县高庙镇东面两公里处的柳湾村。村北有一处东西走向的旱台，氏族墓地就在这里。
柳湾墓地按考古学文化分期，分别为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厂类型文化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青海民和马厂塬而得名，广泛分布在甘肃西部和青海河湟地区，距今约4000年。柳湾出土的彩陶器中，以马厂类型最丰富、珍贵，其数量之众，造型之美和花纹之繁缛，为其他古文化之冠。
陶器是先民们的日常生活用具，彩陶得体地把器形和优美的花纹融为一体，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品，不但是制陶工艺发达的标志，更是古代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彩陶表面为桔红色或紫红色，配上黑色线条的几何形花纹或动物形花纹，更加光亮艳丽。彩陶的器形主要有盆、壶、罐、瓮、豆、碗，显得新颖多样。
柳湾墓地发掘马厂类型墓1000余座，占总墓葬60%，由于墓主人生前身份和拥有财产不同，墓室规模和随葬之彩陶数量也各异，一般可分为大、中、小3种类型。小型墓随葬陶器10多件，最多也只30多件，中型墓随葬器则达五六十件左右，70余件以上的可谓大型墓。发掘出的第564号墓，墓室全长约5米，宽和深各3米左右，墓主人为40多岁之男性，这个墓随葬文物颇多，除了石刀、石斧、石凿和一件绿松石装饰品外，仅陶器就有91件之多，这些陶器中，彩陶又占绝对优势。
值得重视的是，柳湾墓地马厂彩陶不但以数量和花纹著称，而且一部分彩陶壶的腹下部，绘有各种不同的符号。这些符号是陶器制造者的记号，或代表氏族的徽号，还是我国最原始的古文字？对于这些内容的探讨，将为研究彩陶王国增添新的课题。
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是因1923年首先发现于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而得名的。卡约为藏语，意为山口前的平地。卡约文化是青海省古代各种文化遗址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土著文化。东起甘青交界处的黄河、湟水两岸，西至青海湖周围，北达祁连山麓，南至阿尼玛卿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湟水中游的西宁盆地，遗址最为密集，显然是其分布的中心地带。
卡约文化中，先民们的居住遗址和墓葬近年都曾发掘过，发掘的墓葬不下2000座，出土文物除各种生活用具陶器外，生产工具有大量石制的刀、斧、镞、臼、杵、锤，骨制的镞、铲、锥和铜制的刀、斧、凿、镰、镞等。还发现粮食（粟和麦类）和较多的牛、羊、马、狗等家畜骨骼。根据这些文化遗物，我们可以对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状况作一些分析和研究，勾画出一幅大致轮廓：当时人们大体上过着以定居农业为主，畜牧业占有很大比重，狩猎和采集活动也是生活来源的重要补充的经济生活。当然这种经济生活构成在如此广阔和自然条件区别很大的地域内，不会是完全相同的。一些适于农业生产的黄土河谷地带，农业生产的比重自然会占得大些；在一些林木茂盛、水草丰美的地方，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成份就占主导地位，甚至还有游牧经济的形式存在。这些情况在墓葬中常常有一些有趣的反映。例如在一般常见的三件陶器中，一件放粮食、一件放肉、一件放水。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人们出于原始宗教信仰，认为死者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继续需要这些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反映农业、畜牧业和狩猎产品是人们的生活来源。再如，墓中多次发现在四个牛蹄骨和一条尾声骨周围放上四个狗爪子或一个狗头。直观地看，这是否意味着狗在忠实地守卫着畜群这样一种情景呢？进一步想想，畜牧业和墓主人生前生活的关系又是多么密切呀！
在男性墓葬中通常随葬铜刀、斧、戈、矛以及石、骨、铜质的箭头、箭箙等物，而女性墓葬中则常见骨针、骨管(针管)以及骨、石纺轮等物。这种现象说明男女性别不同，随葬的器物因而不同，又反映了当时男女之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即妇女主要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男子的主要职责则是经营畜牧业、狩猎业和部落的保卫活动。
卡约文化因为有大量青铜器出土，虽然仍旧广泛地使用石器，却已进入青铜时代。根据放射性碳14测定，卡约文化距今约3000年左右，相当于我国中原的西周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000年左右活动于河湟地区的古代居民只能是羌族。卡约文化的分布范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它就是古代羌族的文化遗存。在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文化曾经给周围地区以很大影响，同时周围地区的各种文化也给中原地区文化以重要影响，卡约文化也是这样。在青铜时代，羌族多次参加过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在以后的历史时期里也发挥过重大影响。
诺木洪文化
我国著名的三大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素有聚宝盆之称。但人们是否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
1957年，青海省考古工作者在盆地东南部的考古调查中，首先在都兰县诺木洪的搭里他里哈发现了古代人类活动的踪迹，采集到先民们使用过的大批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装饰品等。1959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业工作者，在搭里他里哈遗扯进行了考古发掘，从而揭开了柴达木盆地古老文化之谜。
经过发掘的搭里他里哈遗址，位于今诺木洪农场第三作业站的西面，靠近一条已经干涸的河床，这曾是古代诺木洪人赖以生存的水源。这个遗址共发现房屋残迹11座，用土坯围成的坑圈9个，木栅栏1处，瓮棺式墓葬3座。出土石器、陶器、骨角器、铜器、木器、毛皮缝织物等文物数千件。从这些遗迹和遗物分析，当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的生活，以农业、畜牧业和狩猎活动为其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
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颇具特色，主要有石斧和骨铲。石斧呈长方形或梯形，下端磨出斧刃，便于握执或捆绑绳索，制成有木柄的复合工具。骨铲出土数量很多，用牛、马、骆驼等动物的肩胛骨加工而成，骨臼的一端凿有长方形的槽，可以安装木柄，作翻土之用。发掘中还发现有麦类的痕迹。
搭里他里哈遗址出土的饲养牲畜的圈栏和大量的牛、羊、马、骆驼的骨骼及粪便堆积，说明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当时的制陶和冶金等手工业也比较发达。生活用具中的陶器有盆、碗、罐、杯、瓶、瓮等，有的表面压印三角、圆点、波浪、人字、平行等花纹。作为生产工具和狩猎工具的铜器，有斧、刀、钺、箭头等，铸造工艺比较精致，铜钺上还饰有方格纹和乳丁形纹。遗址中还出土数量相当多的羊毛绒、羊毛绳、毛布和皮制革履，还出土两件16根辐的车毂(车轮的轴头部分)，是研究古代交通工具的实物例证。
诺木洪人的文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发掘出土的乐器有骨笛和骨哨，一件捏塑的陶牦牛，腹大体壮，长毛坠地，形象十分生动，是难得的古代艺术品。还有用玛瑙、玉石、兽牙和蚌壳制作的装饰品。
诺木洪文化是因首先发现和发掘在诺木洪的搭里他里哈遗址而被命名的。类似文化的遗址，在柴达木盆地的宗加、香日德、夏日哈等地也有发现。这种文化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距今约3000年。诺木洪文化的发现，是青海省五十年代考古工作的重要研究成果。
汉代西海郡和新莽石虎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城西面，有一座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当地群众称之为“三角城”，这就是汉代西海郡治所，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座落在青海湖东北水草丰盛的金银滩上，濒临麻许河北岸，南北山峦环抱，东西为开阔的大草原，地势十分险要。
城呈方形，东西长约650米，南北宽约600米，城墙残高4米，墙基宽10米，东、西、南、北有4 座城门，各开在城墙中部，城内沿东西中轴线的建筑遗迹隐约可见，西南部有一个大土丘，高8米，直径10米，疑为烽火台建筑。历次考古调查中曾发现汉代钱范及五铢、货布、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解放前出土的一尊石雕老虎和有“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文的瓦当。
石虎用整块花岗岩雕凿而成，身长1.32米，高0.46米，昂首张口，蹲伏在长方形石座上，形象十分生动。虎座正面刻有篆体铭文三行，文曰“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园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等字。
青海湖周围是汉代羌人活动的中心地区。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携带大批财物，到西海地区诱骗羌人献地称臣，羌人西走，王莽便在此地筑城设置西海郡，和早已设立的东海、北海 、南海并称。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5县，还在青海湖周围广设驿站和烽火台。居摄元年（公元6年），羌人首领庞恬、傅幡等怨恨王莽夺走他们的地盘而设郡县，于是攻打西海太守程永，程永败走，西海郡又复落入羌人手中。第二年春天，王莽派遣护羌校尉窦况率兵反攻，遂重新控制了这个地区。新莽地皇4年（公元23年）；王莽被农民起义军杀死，新莽王朝崩溃，西海郡也随之废弃。东汉永元中虽曾一度恢复西海郡建制，但不久又废弃了。
西海郡出土的这尊公元9年造的石虎，不仅是青海省最早的石雕文物，而且是一件有很高水平的艺术品，为研究青海地区汉代政治、经济、交通和政权建置，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
吐谷浑王城──伏俟城
青海地区古城不少，青海湖西岸的吐谷浑王城──伏俟城就是其中最著名的古城之一。这座古城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乡以北、菜济(切吉)河南，东距青海湖约15里的地方，周围是一片地域开阔、水草丰美的大草原。古城所在位置与史籍中“夸吕立，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此城当地人称“切吉加夸日”，藏语‘夸日’为城，称汉人为‘加’，意思就是切吉地方的汉人城。因为这里自古以来，一直是兄弟民族游牧之地，他们没有筑城而居的习惯，加上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它的来历，就误认为是汉人所筑，其实它就是公元6-7世纪赫赫有名的吐谷浑王城！
建于1400年前的这座古城，至今仍然保存得相当完整。城略呈方形，东西长220米，南北宽200米，墙基宽17米，高12米。在城内的中轴线两侧，有几组建筑遗迹仍然隐约可见。城内偏西处有一长、宽各约70米的小方城，城外尚有用砾石筑成的外郭。外郭的北墙已被河水冲毁，完整的南墙长达1400米。这种城内有城，城外有郭以及中轴线为基础的建筑布局，反映了汉式城郭制度的基本特点，又颇具民族风格，体现了吐谷浑文化的多元性。
吐谷浑是慕容鲜卑的一支，最初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西晋永嘉时，其首领吐谷浑率众徙于陇右袍罕（今甘肃临夏）甘松地带，进而占领四零以西（今青海湖以西），西极白兰（今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南）数千里，并以吐谷浑为氏，成为部落的名称。其活动范围包括今青海海南、海西和果洛北部一带，而靠近东部农业地带、自然条件较好的海南北部、海西东部是其重要的根据地，很多重要的军事活动都在这一带进行。
_3V^"^4}千年古雕与“文成公主庙”
从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府结古镇溯巴塘河南行约十多公里，便是唐代文成、金城两公主结姻吐蕃（音：波）在此小憩时留下的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大日如来佛雕像和它的庙宇，俗称“文成公主庙”。
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在江夏王李道宗护送下，远嫁吐蕃时，路经这里，被美丽如画的自然景色迷住了：东有滔滔通天河，西邻滚滚巴塘曲，南北两侧怪石突兀，峭壁高悬，山谷温泉奔流，雾气弥漫，青松古柏，黄花绿草，交相辉映，对此良辰美景，公主流连不舍，竟在这里逗留了一个多月。
在此期间，公主亲自制定了佛像的尺寸、格局和图案，令随从工匠在座北朝南的峭壁上凿刻了九尊浮雕佛像，又亲笔题字摩柯·毗卢遮那（梵语。藏名为昂巴昂泽，汉名为大日如来）。其中高七点三米的主佛大日如来栩栩如生，神态端庄稳重，娴静慈祥，两手交叉腹前，双腿盘坐在刻有双狮拱抬的莲花宝座上。顶端刻有六字真言，头顶后部则是象征光明普照，佛慧无量的五彩光一尘不染 。主佛两侧是八尊高约四米的侍立佛像，分上下两层，他们分别是普贤、文殊、金刚手、除盖障、虚空藏、观世音、弥勒、地藏等菩萨。这八大随佛子脚踩莲花，形象逼真，神态各异，相互之间排列有序，对称协调。佛像两旁，从上至下，刻有三尺宽的藏式花边图案，雕刻精致细腻，独具匠心，与整个佛像群构成一幅完美的艺术体，充分体现了我国唐代雕刻艺术的高超技艺，是藏汉文化互相交融的结晶，也是唐蕃道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唐蕃第二次联姻，金城公主嫁藏王赤德祖赞。途经此地时，见这寄托文成公主心愿，精心雕刻的佛像受到风雨剥蚀，乃令侍从工匠和当地匠人一起修盖庙宇，并对佛像进行加工粉饰，赐名为“文成公主庙”。踏进庙门，走廊左侧是手持刀械，面容威严的武士，右侧是身空武功服，头戴八角帽的骑虎壮士，映壁小墙则是飘然欲飞的骑鹤仙子。一座外表三层实为一层藏式建筑，底层大门幽谧古雅，中层窗棂交错典朴，顶层则收进庙墙，直抵岩石，并一排六扇天窗。殿内三间经堂，高敞幽深，堂前两根一尺见方的木柱直撑庙顶，另有两根木柱支撑着正面主佛像下的莲花宝座。而另外几根主柱却都镶嵌在庙墙之内。这些建筑既有藏传佛教寺院的神韵，又有唐朝宫庭的风格，实为古代藏汉建筑艺术之精华。
多少年来，藏族人民敬仰这两位公主的功德，怀念他们传播农耕、编织、技艺的情谊，不断徒步至此，顶礼膜拜；就连西藏、四川、甘肃等地藏族群众也不远千里，到此朝拜，使这座镶嵌于山峦峭壁间的古老庙宇，香火不断，昼夜灯火通明。
青海古城堡
城堡这个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伴随着奴隶社会、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我国筑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立国之前，这在秦汉以来的文献中不乏记载。
青海地处祖国西陲，秦汉时期是古代羌族的聚居地区。当时羌族社会发展尚处于“不立君长，无相长一”的情况，谈不上建立什么国家，甚至连固定的部落联盟也没有形成，当然不可能出现城堡。对以游牧为生的民族来说，他们并不那么看重和需要城堡，就连南北朝时期在青海立国三百年之久的吐谷浑，直到五世纪中叶才开始建城，“始邑伏罗川”；六世纪中叶，其王夸吕始称“可汗”，“居伏俟城”。但其习俗仍然是“虽有城廓而不居”，“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确切地说，青海地区古城的出现是和汉军进入河湟地区相联系的。汉代以来，历代中原王朝开疆拓土，屯田戍边，设郡置县，不断开发河湟以至更为广阔的地区，在青海的湟水流域、黄河河曲以东地区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古城遗址。它们是构成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青海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
西平亭（城）是青海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座古城。汉武帝元狩2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斩断匈奴人与羌人的联系以后，进军湟水流域，在今西宁一带建立军事据点西平亭。以后，陆续在湟水流域设立临羌 (今湟中多巴)、破羌(今乐都老鸦)、允吾(今民和古鄯)和安夷(今平安)等县，这是青海历史上建立较早的一批古城，至今仍有遗迹可寻。
临羌县是湟水流域第一个县级建置。顾名思义，临羌城就是在靠近羌人居住的地方建立的城堡。建置时间应在武帝元鼎6年(公元年111年)，和李息、徐自为讨平羌乱之事有关。这个临羌城，唐代曾一度改称临蕃（音：波）城（因为吐蕃人代替了羌人和吐谷浑人）。但这只是官方称谓，民间仍沿呼旧称。直到宋代收复河湟地区，也曾一度改名西宁城，当地的唃（音：古）厮啰人仍称林擒城、林金城等，实际还是叫它临羌城。
破羌城建于汉宣帝神爵2年（公元前60年），当是后将军赵充国安定羌乱以后新建置的。1942年在乐都老鸦城附近出土《三老赵掾之碑》一通，墓主人赵宽就是赵充国的五世孙，他是从原籍上邽(今甘肃天水)徙居破羌县的。此碑建于东汉灵帝光和3年（公元180年），反映了西汉以来大批汉族人民从中原各地迁来湟水流域，与这里的羌人、小月氏人共同开发祖国边疆这一历史事实。
在汉代城堡中，规模较大、至今保存较好的要算建于西汉末年的西海郡城──海晏三角城，它是建于青海省腹地、时代最早的一座郡级建置城。当时的西海郡内还有新建的五座县城，如果按照惯例，首县即为郡城，则另外尚有四座县城。考古调查不负有心人，在今青海湖环湖的刚察、兴海、共和诸县正好发现了四座汉代古城，加上郡治三角城，正是当年的环海五县所在。矗立于青海湖畔丛草之中的这些古城，使人不难想见昔日“周海亭燧相望”的壮观情景。
在环海诸城的行列里，人们不难发现一座内外两重形制比较特殊的古城，它位于共和县石乃亥乡的切吉河畔，东距青海湖15里，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谷浑王城──伏俟城。
公元397年到公元414年这18年中，在青海东部曾由鲜卑族秃发部建立过一个南凉小王国。它的国都先后数次迁徙于廉川堡（今甘肃永登境）、乐都郡（今乐都）和西平郡（今西宁）之间，而以乐都建都的时间为长，其故址就在今乐都县城以西的大古城一带。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灭李轨后，西平郡入唐版图改西平郡为鄯州，下辖湟水（今乐都）、鄯城（今西宁） 和龙支三县。龙支位于河州和鄯州之间，地处河湟古道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龙支故县究竟在哪里，很长时间以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近年来在民和柴沟北古城内出土了大量隋唐时期的文化遗物，古城方位里距均合于文献记载，它就是赫赫有名的龙支城，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今日民和县境的隆治沟、隆治河、隆治乡所以称为‘隆治’，实则是古龙支的谐音。民和建县之初，县治就设于北古城附近的古鄯， 稍前的明清时期，古鄯一直派有重兵把守，只是由于兰州西宁间近代交通的兴起，古鄯昔日的重要位置，才由川口镇逐渐替代。
唐宋时期的军镇堡寨在湟水南北、黄河两岸比比皆是。打开地图，以古城命名的地方屡见不鲜，称作塌城、黑城、白城、红城的地点也到处可见。
在龙羊峡口，夹河而立有两座古城，人称“姊妹城”。城中出土陶、瓷碎片和唐宋铜钱，当然是这一时期的军镇遗址。其实，从黄河河曲到积石峡口数百公里的黄河两岸，这种联翩而立的“姊妹城”还有很多对呢！它们大都建于两岸陡峭，河面较窄，形势险要而附近地形又比较开阔的葫芦口上。想来，当时附近必有桥梁，以控制交通要道，它们的军事功能自然再明显不过。 『青
在万顷碧波环绕的青海湖海心山上也发现了一座古城。城中的残砖碎瓦和其它文化遗物可以向人们作证，它就是唐代名将哥舒瀚所建的“应龙城”。海心山当时人称龙驹岛，因吐谷浑人在岛上培育良马而得名。
在湟源县南境日月山乡哈拉库图村附近有座山，人称大、小方台。山上有座古城，建于悬崖绝壁之上，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这就是唐蕃双方多次易手、反复争夺过的石堡城。石堡城的争夺战虽然导致唐蕃双方的一时失和，但藏汉两个民族团结友好的甥舅情谊却一直是双方关系的主流，附近日月山上的分界碑和家喻户晓、至今留传在民间的友好传说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西宁这座高原古城，若从西平亭建城算起，已经历了2100年的漫长岁月。在西平亭故址上改建西平郡城则是曹魏时期的事，距今也有1700余年的历史。此后，其名称虽屡有变更，称州、郡也好，叫卫、府也罢，直到近代改称县、市，西平──西宁一直是青海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今日繁荣昌盛的西宁市曾经孕育在西平亭、西平郡 、西宁卫、西宁府的襁褓之中，她们不仅是西宁历史发展的里程碑，更是西宁历史发展的见证。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吐谷浑的历史上有一位杰的首领阿才。他不仅开疆拓土“兼并氐羌数千里，号为强国”，而且同时与中原地区南北对峙的两方政权睦邻修好，求得安定的外部条件，使吐谷浑休养生息，得到生存和发展。在临终前，他还留下著名的“折箭教子”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成为千古佳话。故事中的箭，在青海省土族中被当作‘护法神箭’一直供奉着。这件事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明，存在于土族和古老的吐谷浑民族之间的微妙的历史渊源关系。
到了吐谷浑首领夸吕时，国势已经相当强盛。公元540年，“始称可汗（王），都伏俟城。”隋炀帝大业5年（公元609年）破吐谷浑，以其地置西海、河源2郡，西海郡治就在伏俟城。隋末中原战乱，烽火四起，隋王朝统治摇摇欲坠，没有力量顾及边疆，吐谷浑人又返回原根据地，重整旗鼓，仍以伏俟城为王都。直到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灭亡，伏俟城一直是吐谷浑的王都所在地，前后至少有120年之久。
伏俟城东连西平（今青海西宁）、金城（今甘肃兰州），南下可达益州（今四川成都），西通鄯善（今新疆婼羌）曾经在中西交通线上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河西走廊一度阻塞不通的情况下，东西商旅往来多取道祁连山南，经青海西达南疆。这样，伏俟城就成为这条交通孔道上的重要枢纽。吐谷浑人是善于做买卖的，他们的商队经常出没于益州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公元553年，由东魏(都邺城，今河南安阳附近)返回的一支拥有驼、骡600头、人员240人的庞大商队，一次就运回数以万计的杂彩丝绢，当然他们去时也是满载各种货物的。史称吐谷浑人曾得波斯良马，反映他们和波斯也有贸易往来。1956年在西宁隍庙街曾一次挖出近百枚波斯萨珊王朝和俾路斯王朝(公元457-483年)时的银币，就足以说明吐谷浑人控制的这条东西贸易通道在当时是多么重要，而吐谷浑人选定伏俟城作为王都，与为了更好地控制这条交通孔道恐怕不无关系吧。
唐蕃古道
顾名思义，唐蕃古道就是唐和吐蕃之间的交通大道。著名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王松赞干布走的就是这条大道。它的形成和畅通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公元七世纪初，在祖国中原地区，李世民父子创立李唐王朝。几乎与此同时，吐蕃王国也迅速崛起，建立了强大的奴隶主专制政权。进而向北扩张，最后于公元663年攻灭吐谷浑，从而与唐王朝接界，互为邻壤。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首次遣使来到长安，开始唐蕃双方第一次友好交往，贞观15年（公元614年），唐太宗答应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妻，双方结为甥舅之邦，揭开了唐蕃友好历史的新篇章。在此以后的200年中，双方虽然也曾发生过误会、摩擦甚至一时失和的情况，但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却一直是唐蕃双方关系的主流。从吐蕃首次遣使来唐到两个王朝覆灭前夕，有据可查的使者往来就达19多次，可见双方关系的密切和频繁往来的情况。因此可以说这条古道的重大意义绝不仅仅限于道路本身，而在于当时乃至以后的漫长历史岁月里，它起着维系唐蕃甥舅情谊、加深和强化藏汉两大兄弟民族友好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这条大道的起点是唐王朝的国都长安（今陕西西安），终点是吐蕃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跨越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4个省区，全长约3000公里 ，其中一半以上路段在青海境内。它的大致路线是，从长安沿渭水北岸越过陕甘两省界山──陇山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溯渭水继续西上越鸟鼠山到临州（甘肃临洮）。从临洮西北行，经河州（甘肃临夏）渡黄河进入青海境内，再经龙支城（青海民和柴沟北古城）西北行到鄯州（青海乐都）。以上可以称古道东段，全在唐王朝境内，这是汉代以来从中原进入河湟地区的传统路线。它的历史甚至可以上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沿着这样一条路线开拓前进的。
古道西段经鄯城（西宁）、临蕃城（湟中哆吧）至绥戎城（湟源县南），沿羌水（湟水南源药水河）经石堡城（湟源石城山）、赤岭（日月山）、尉迟川（倒淌河）至莫离驿（共和东巴），经大非川（共和切吉草原）、那录驿（兴海大河坝）、暖泉（温泉）、烈谟海（喀拉海）过海 （玛多黄河沿），越紫山（巴颜喀拉山）、渡牦牛河（通天河）、经玉树地区、过当拉山（唐古拉山查吾拉山口）到藏北那曲（阁川驿）继续沿今青藏公路经羊八井(农歌驿)到逻些(拉萨)。可以看出，在西段的古道线路中，从西宁到玉树、从那曲到拉萨这两段线路大体上是沿着今天的青康公路和青藏公路行进的。
唐蕃古道西段山高路险，气候严酷，至今仍然是人烟稀少的牧业地带。时至今日，在现代条件下，以车马代步，走起来也还是比较艰辛的事情。人们不难想见，当日文成公主进藏、使节商旅往来长途跋涉的困苦情景。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对唐蕃友好、藏汉兄弟情谊做过重大贡献的人们，历史是不会忘却他们的丰功伟绩的，各族人民也将永远怀念他们。昔日偏僻荒凉的漫漫古道，如今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牧区，追昔抚今，使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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