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 翻译
摘要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所谓翻译，无非是通过一种语言转达另一语言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说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历来有经验的译者或翻译研究者都比较注意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只要在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认真研究与该语言相联的文化，大量的文化信息是可以等值传递的，这就是有关两种文化共性的东西，至于与两种文化的差异相联的内容，它构成了翻译中的难题，这种难题也是很多的，任何译者都会经常遇到。由于这一问题的广泛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加上任何一位译者精力、时间和知识的局限性，要全面探讨与总结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简直是不可能的。本人仅文化翻译的原则与方法，文化传播，文化观念等方面谈谈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以期引起读者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倍加注意这一问题。
关键词：化翻译的原则与方法 文化传播与翻译 文化观念与翻译
第一章 文化翻译的原则与 方法
基本原则―――
基“信、达、雅”本方法―――直译法、转换法、译注法、意译法、音译法
“他一家子在这儿，他的房子、地在这儿，他跑？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 周立波（暴风骤雨）“Escape? But his home and property can’t
escape. ‘The monk may rub away, but the temple can’t run with him!’ ”
力大如牛as strong as a hors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lead a dog’s life
笑掉牙齿laugh off one’s head
饿得像狼as hungry as a bear
亚洲四小龙four Asian tigers
挥金如土spend money like water
胆小如鼠as timid as a rabbit
打草惊蛇wake a sleeping dog
The staff member folded like an
accordion.这个工作人员就像合拢起来的手风琴似的 --- 不吭声了。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keh Liang, the master mind.
班门弄斧 Show off proficiency with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
这不是打落水狗么? 三先生欠公道，薛宝珠有什么功劳升她？
Why, that’s Kicking a man when he’s down! Its not fair and what’s
Hsuch Pao-chu done that she should be promoted?
--- Hsu Meng-hsiang 译
对中国人来说，狗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动物，汉语中常用狗比喻坏人，如“狗头军师”、“狗腿子”等。而西方人眼中的够是非常可爱的动物，是忠实的象征。由于这种文化概念的差异，如果把“打落水狗”直译成
hitting a dog when he falls in water, 西方人会认为人类太残酷无情了。
It is a Greek gift to you.这是图谋害你的礼物。
“Greek gift”
出自希腊神话中希腊人智取特洛伊城的“木马计”，其意思是“图谋害人”。如果把这句话照字面译成“ 这是给你的希腊礼物”
，就会失去其文化内涵，读者也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狗不理”包子 Goubuli Baozi
叩头 kowtow
功夫 kongfu
炕kang
a Judas kiss犹大之吻
Achilles’ heel阿基里斯的脚踵
Trojan horse特洛伊木马
Hamburgar汉堡包
为使译文读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差异特别大时，用直译无法使译文传达信息，译者就要仔细在译文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进行意译。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仅举几例，以引起读者思考，创造性地进行翻译实践。
第二章 文化传播与翻译
关于文化传播之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
通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跨文化传播将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方式。美国学者亨廷顿就这样地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要让世界充满爱，充满理解，充满和平，跨文化传播的通畅与否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往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这三种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形、义。作为人类创造的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约定性、聚合性和衍生性都是文化传播和翻译研究所共同遵循的。若按照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 雅各布逊的划分，翻译则涵盖了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文化传播的符号方式都被包括在翻译之中。雅各布逊将翻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言内翻译，即在同一语言内部的进行的翻译，第二类是我们通常说的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转换。第三类翻译叫符号翻译，是非语言的翻译，它把一种符号的形式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它与交讯有关，如在航海时用摇旗来表达。它也可以是通过一种艺术形态来诠释和表现另一种艺术形态，按照上述分类，翻译几乎成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翻译、诠释，进行文化或跨文化传播。文化传播和翻译主要在四个方面具有共同点：
一，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语言和符号的特征。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的精神活动，这
种活动离不开语言和人类所独创的符号，人类正是通过这些符号才实现信息的交流、价值观的沟通及意义的重构。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这一共同特征可以体现在它们传播途径的研究上。日本学者竹内郁良提到三种传播的“流”，信息流、影响流和感情流。在媒介接触、人际接触中，以哪一种流为主，要视具体接触情况而定。这一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在翻译中也得到了运用。罗曼.
雅各布逊根据一般符号学原理，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以及比勒的语言哲学、信息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语言功能模式。论述这些功能需要精确地考查所有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交际中的构成要素：发话人需要将信息传给受话人；信息要起作用，就需要一个它所指向的环境，而这一环境又必须是受话人可认知的，能用言语表述的；交际需要语码，这语码必须是发话人和受话人所完全或部分共有的；最后，交际还需要接触，即发话与受话人之间的物理上的或心理上的联系，使双方进入并进而进行交际。语言的六种要素从而产生了语言的六种功能：表情功能，意动功能，参照性功能，诗性功能，交往功能，元语言功能。意义并非一个从发话人通向受话人的稳定不变的实体。相反，语言的六因素在传递过程中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总是有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在某一情况下，其中一种因素可能居支配地位，而情况发生变化时，另一种因素又会居支配地位，这是语言本质使然。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鲜明的意图性。在作为文化传播的翻译中，林纾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林纾在1896至1924这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译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作品，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才初次接触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欧文、斯托夫人、雨果、托尔斯泰等欧美著名作家的。他的翻译活动有具有明确的意图性。如他翻译狄更斯的作品《块肉余生述》序中对自己的翻译活动有一个交待：“英伦在此百年以前，遮政之，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可见，他之所以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为社会改革服务，而社会改革是中国自强之必经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编辑翻译则更是如此。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和翻译，都可能因其主体而有不同。网络翻译也是如此，哪些需要译介给读者，编辑和翻译都可能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意图性可以通过文字和符号得到充分地体现。
三，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场依存性。符号的表达十分复杂，因为。任何一个符号，
任何一个文本，它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前符号、前文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不同的传讯者和受讯者，符号的意蕴是不一样的。人们常常感叹言可以载道，言不尽意。这对跨文化传播和翻译都是同样的道理。言不尽意，如在对符号的解码时，缺少语境，缺少话语的场，意义就是发散的和不确定的。符号是静态的，场――存在才是动态的。符号的品质只有倚靠场、依靠关联因素才能确定（尽管可能存在主观性）。如英语的silly
一词，在古英语里为褒词，意为”幸福”（happy）。十六世纪后，其义转为中性，意为”单纯”(simple)，到今天，它已发展成为“愚蠢”和“没头脑”的贬义词。Spinster在古英语中是褒义词，指“出身名门的未婚女子”，后发展成为中性词“纺织女”，到现代，又转变为“老处女”、“没人要的老女人”。这些问题，无论在跨文化传播或是在翻译中，都必须根据其场来确定其义。
四，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互动性。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中，主要有反馈的面对面传
播和无反馈的直线性/单向传播两种。美国数学家申农及其合作者韦弗于1949年提出了直线性传播模式，它明确地固定和区分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忽视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转换。1954年，美国学者奥斯古德和施拉姆提出了著名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标志向传统的直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决裂。在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看来，传播中的传讯者与受讯者的作用是对等的，双方使用着相同编码、译码和解码的功能。
“奥斯古德－施拉姆”的文化传播模式与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翻译动态对等模式在理念上极为相似。奈达动态标准是一种翻译检验法。所谓的“动态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而且，只有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才能最终衡量译文是否正确和恰当。这一标准强调译文与译文读者同原文与原文读者的互动，与传统的“作者――文本――译者”的单向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章 文化观念与翻译
文化观念是千变万化的语言用法和语言习惯产生的重要原因，现在已经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不仅会造成文化交际的失误和误解，而且是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的难题。翻译者必然会努力
cultural concepts , which underlie the variety of language usage and
language habits. come to be the key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ways of thinking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of different cultures
not only give rise to failures or misunderstanding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tion, but also pose headaches to translation theorists and
translators who are trying to bridge the gaps between sl text , and intention
of sl author and receiving capcity of tl receptors .
一
一．思维模式的差异
语言不仅是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反映，并制约人们的思维。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和睦关系不仅因为各民族语言的繁杂受到影响，在更大程度上因为思维模式的差异而受到阻碍。
西方文化认为思想观念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高度重视理性和推理。而在东方文化中，例如拂教就不认为理性和推理能求得真理。他们认为求得真理的最好办法就是沉思，等待真理就会自然出现。而且，不同民族对外界事物观察点和反映相差极大
1.
了解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思维方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连淑能，2002：39)，与两者都密切相关：一方面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所有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尤其体现于哲学、科技、文学、美学、艺术以及宗教、政治、法律等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又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是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以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表现于某种语言形式中。思维方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就必须深入研究与语言和文化均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方式。
2.2 中西民族的思维方式受经济制度的影响也是恒久而深刻的。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春秋战国后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地主和自耕农，个体劳作的生产方式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使人们缺乏对外界的联系，视野狭窄，思维闭塞。在这种农业社会中，人们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悟出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不象西方那样以自然为认识对象，而是把自然人化，或者把人自然化，使思维对象指向自身而非自然。所以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内向自求，重心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实行的是“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以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外推为国家统治秩序，是“人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使人们在群体行动中容易服从某些特定的权威，不喜欢坚持个人的权利。这种“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希腊半岛及其附近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展，引起古希腊哲学家对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西方注重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传统。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注重加工程序、技巧、分析、比较而言的工匠传统大大发展。到了近代，西方试验科学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方式便具有很强的实证性。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由于受到大工业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组织性、科学性、民主性的陶冶，“公平理论”、“自我实现理论”、“竞争精神”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典型特点。这种“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地理环境对思维方式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
中国是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大自然的压力，人们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不认为人和自然是对立的，不以自然为客体。同时，广袤的陆地形成了中国人博大的胸怀，表现为惊人的忍让与超然。“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不屑于打仗，那就是中国。”（罗素）然而，居住在大陆封闭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缺乏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和竞争，眼界狭窄，内向保守，形成了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独尊意识。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而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则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构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居住在沿海地带开放环境下的人们，由于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思维对象倾向于外界，思维视野不受地域限制，偏向于重视空间，同时也注重现在和未来。正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濒临河海的民族“精神勇猛”，有“活气”，敢“进取”。外向型思维导致了他们求新、求变、好动的性格。
3. 中西思维模式差异的主要表现
如前所述，既然生成中西方文化的哲学观念、经济制度以及地理环境如此不同，而两者又各自固守着极富个性的文化本位，坚持着自己对自然和社会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不可避免地，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内部机制和外部表现自然大相径庭。傅雷先生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 彼此殊难融合交流。”英国作家Rudyard Kipling亦有诗篇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表达东西方之大不同：
Oh, East is East,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Till Earth and Sky stand presently
At God’s great judgment seat
…
3.1 圆型思维和直线型思维
Robert Kaplan（1966）提出了文化思维对话语模式的影响，认为西方的思维是直线型，而东方人的思维是螺旋型的。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强调“天人合一”：“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乾卦·文言》)，追求物我不分，万物有情，天人同体同德的“圆满”境界。所以中国人在说话、写文章的时候，把思想发散出去了还要收回来，让它落在原来的起点上。这样的圆型思维导致了汉语的螺旋式结构，即以反复而又发展的螺旋形式对一种问题加以展开，尽量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讲究“起、承、转、合”的八股文章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反之，西方宇宙观主张“天人相分”，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型思维的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并且说话人的立场应保持一贯，不要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因此英语语篇一般按直线展开，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切入主题后就开门见山地先陈述段落的中心思想，即主题句，再分数点对主题进行阐述，最后得出结论。整个语篇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表达的思想要做到与语义直接相关，要用一定的连接手段将各个部分衔接起来，形成直线流动的实体。
3.2 整体性思维与解析性思维
“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论’和以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 (连淑能；2002：48)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善于从客观的具象出发，通过类比联想对客体进行抽象，寻求其普遍性。这种多方向的类比联想包括了从个体到个体，从个体到一般，从一般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体的思考，因此具有鲜明的综合整体特征。虽然这种整体观念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但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只能得出停留在现象上的结论。
而在西方人那里，爱利亚学派的“二元论”导致了物质与精神的分离，主体(人)和客体(自然)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的，主体的任务就是解释客体的“是”和“何以是”。所以他们明确区分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并分别做出深入的分析研究。原子论者更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念。这种人与物质互相独立，物质又可分并有自己内在运动规律的思想深入到西方人的血液之中，积淀成一种思维模式：他们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思考，从已知推导未知，象解析几何题那样，一丝不苟地论证，然后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种步步为营，严密精确的解析思维正是西方哲学的特征所在，直接导致了西方文明理性主义和重知主义的发展。从古希腊哲学的“分析时代”到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再到20世纪的“分析时代”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然，其缺点在于太过孤立、片面地看待事物，缺乏想象力。
3.3 直觉经验性思维和逻辑实证性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即“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 (李宗桂，1994)。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传统的中医理论，如春秋战国时代名医扁鹊发明的望、闻、问、切四诊法就属于典型感性直观和经验判断的例子。直觉经验性思维着重用“模式”和“类比”的推理，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的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不可分析，只可感觉。可见中国哲学讲求实用，“中了悟而不重实证”，用直觉顿悟的内心体验的思维方式去悟出自然法则，而不用概念和语言去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去论证。
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近代西方哲学家们从对主体世界确定性质的探索，到主体思维确定性质的考察，借助自然科学的成果，依赖理性的力量，以实证或思辨为武器力求回答我们如何认识、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到了19世纪，康德以批评理性的精神，全面探索科学以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和存在的条件；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用辩证法思想重新确立了理论对现象世界本质的可知性，重新架起了现象世界和自在之物之间彼此过渡、转化的桥梁。逻辑实证性思维是对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刻原因的精心探索与深入挖掘：“我们应求取原因的知识，因为我们只能说明在证明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因之后才能说知道了这事物。”
4. 结 语
正如卡尔·普利布兰姆在《思维方式之矛盾》中所指出的：“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的关系之所以受到阻碍，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是说，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由于种种历史、地理、人文因素的冲击和沉积，中国和西方的思维模式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形成了各自鲜明的特点。既然语言体现思维方式已为人们所共识，那么学习一门语言而不知其思维特点就会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在学习英语时了解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有利于我们实现对英语从感性到理性质的飞跃，排除东方思维负迁移的影响，培养起英语思维能力，以英语的思维方式学习英语，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二，价值和态度差异
一个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文化价值观表现于哲学和道德观念，是作出选择和解决冲突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往往通过潜移墨化的作用向文化中美个成员灌输好与坏，正与误，真与假正与反，美与丑的标准，使人们明白应该学什么，批评什么，捍卫什么
许多人指出，中西文化在接受别人赞誉时反映不同。其实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源之一是谦逊在中西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谦逊在中国人眼中素来是一中美德。中国人喜爱梅花，除了梅花傲雪凌风。坚韧不拔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梅花的含蓄，这在西方被称为香化不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年龄在许多文化中也是重要的价值观念。但各个文化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
一个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决定该文化的态度体系。‘态度是后天习得的，对待定事物作出
一贯性反应的倾向’态度的坚定程度取决于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牢固程度。中西方对待金钱的态度就有明显的不同，中国人重义轻才，重利还是重利一直是传统文化中君子与小人的分野，正是由于这样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商人一直受人轻视。因果报应也是东西文化人生态度差异不同的另一个方面。由于中国人对善恶报应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对斗牛一类的活动很难接受。不少中国人认为牛有恩与人类，驯良的牛惨遭杀戮，违背了善有善报的
原则，而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中，斗牛被看成是人与兽之间的较量。是人的勇气技艺，和身体的灵活性的体现。斗牛象征了人与兽之间的抗争，善与恶之间的善的胜利。
征婚广告也许是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时代风尚最集中的体现。试对比以下几则征婚广告。
一， 男，未婚
，36岁，身高1，72米。北京市一公司总经理。大学毕业，朴实自信，当过军人，记者，有自己的豪华住宅和私人小轿车。寻25岁以下，美丽温柔，大专学历女士为伴。二，女48 岁，身高1，58米有婚史，独居，初中文化，气质高雅，在城市工作。寻60岁以下，身高1，65米以上。开朗大方。经济条件宽裕的男士为伴。
Three：1.65, blonde hair, blue eyes, seeking attractive, slim lady
between 28-40, who likes to go dancing and have a good time. I am social
drinker. Enjoy 50’s-60’s and country music, dancing, dining out,
cookouts, sports, great sense of humor but also a serious side. Please send
photo and phone number. Thank you.
Four： Blonde and tan. Seeking sun loving male, 26-42. must be affectionate,
honest, caring. But also can get wild and crazy. Interests romantic
weekends, beaches, fishing, camping, or relationship? Enjoy summer
activities?pick up that pen and write . photo and phone number.
仔细分析东西访征婚广告差异不难发现，除了要求女方苗条秀丽之外，东西方其余的标准相去甚远；中国人在择偶是注重文凭，工作职位，事业心，经济收入，住房，城市户口和海外关系，再婚
不喜欢有小孩。而美国人则更多的考虑个人气质，爱好，兴趣，注重户外活动，社交和对生活的体验，忌讳抽烟和吸毒。显然，简单的字当句对的翻译只能使译入文化的读者啼笑皆非，不能达到交流交际的目的。甚至造成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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