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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嘉来:德之华章──马一浮的艺术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一)

(2011-01-13 16: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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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嘉来

马一浮

艺术成就

中国传统文化

杂谈

分类: 学术论文

德之华章

──马一浮的艺术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

潘嘉来 

 

    回眸尘埃落定的二十世纪,在中国当代文化的丛林之中,高标着一棵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圆融菩提,这就是马一浮先生用他的一生建树起的文化和艺术丰碑。

    马一浮以他学贯中西的涵养,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以超人的学识和胆略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的论断,近代以来第一次对西方文明作出了回应,用一生的时间一以贯之地探求和实践,达到了东方风范的人格完美境界和艺术成就的颠峰,成为一代儒宗和艺术大师。

    审视马一浮这样一位当代文化巨人的人生和艺术道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估量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现代地位以及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会有很多助益的。

 

直接孔孟 蠲戏人生

    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艺术从古希腊开始就建立在了对视觉透视、比例和解剖关系的认识基础之上,这种认识到了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的时代获得了发扬光大。现代印象派绘画受到《生理学的光学》的影响。从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实践中可以看到费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理论和泛性论的直接作用。总之,从西方艺术的发展、流变中可以看出很强烈的知识性倾向,西方艺术是以对表现对象的知性认识为基础的。

    中国传统艺术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周朝开中国社会礼制的先声,从此艺术活动与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一样受到礼制的统摄。春秋时代百家争鸣,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周朝礼制,开创儒家学说。秦、汉中国一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此后,中国艺术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历史上虽然有魏晋老庄玄学和隋唐印度佛学的影响,而能兼容并蓄,生生不息。

    儒家学说超越了宗教和科学,把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直接指归个人德性的完满。“君子者,成德之名”,孔子称理想的道德完满的人为君子,孟子则称大丈夫。儒家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教人属辞比事、疏通知远、洁静精微,教人温柔敦厚、恭俭庄敬、广博易良,追求人的道德意识的全面完善。其中《诗》与《乐》为艺术内容,占了六部典籍的三分之一。《诗》教主仁是至善,《乐》是大合为至美,这样艺术被纳入儒文化的大系统当中,成为重要的、不可分的内容。“乐为德之华”,中国传统艺术是儒者德性的自然表露,所以中国传统艺术并不追求一景一物的形似或再现生活,它的基础是艺术家对人性和宇宙自然秩序的深刻感悟,及对人、社会与自然和协关系的认识与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艺术的知识性倾向完全不同,它采用直觉、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展示东方人对人伦、宇宙关系的理性认识。所以中国人在评价一位艺术家时,总把他的个人品德放在艺术成就更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是西方人不能理解的。

    统而言之,西方艺术偏重实验、雕塑、科技,东方艺术偏重感悟、诗歌、人文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和艺术受到西方工业国家新思想、新文化的强列冲击。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和中国文化,以其深重的危机向一切有思想的人提出了国家与文化的前途与命运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同为浙江绍兴籍并对中国当代文化发生过深远影响的鲁迅、蔡元培和马一浮三位文化巨子,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如果说鲁迅代表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精神,蔡元培代表了中西“兼容并蓄”的改良思想,那么马一浮则直接继承孔孟,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时代阐释

    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暴发于该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马一浮出生在四川成都。咸丰十一年,兰舫公在四川仁寿县廷尉职上战死,无嗣。清廷驰书原籍浙江求嗣者,马廷培(马一浮之父)以序宜获选,为兰舫公嗣子,入川任职。马廷培历任四川叙州府佐幕、潼川府通判、仁寿县知县等职。在仁寿县知县任上他一生中唯一的一个儿子出生,乳名锡铭,幼名福田。马福田后取《楞严经》“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之义,更名马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年取《法华经》“蠲除戏论”义,号蠲叟,别号蠲戏老人。

    马一浮三岁开始在母亲何定珠启蒙下认字读书,四岁跟随两位姐姐在塾堂旁听,五岁已能吟诗对句,八岁初学作诗,九岁能诵《文选》、《楚辞》,十岁受母命作《菊花诗》,限五言麻字韵:

    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

    本是仙人种,移来处士家。

    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

    十一岁时母亲去世,马一浮开始自学。有意思的是,在此期间,父亲马廷培怕耽误孩子学业,聘请了一位在乡间颇有名望的举人来家教读,不想数日后举人请求辞馆,再三追问后知道是因为学生马一浮的才学在某些领域已超越了老师,举人怕误人子弟,所以请辞。马一浮幼受庭训,文学禀受于母亲,自学完成了基础教育。

    一八九八年,虚岁十六的马一浮奉父命赴绍兴城参加县试。试题要求考生集古人文辞成自己文章,发榜时马一浮名列榜首。同科考生周作人在后来的《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会稽十一佥,案首为马福田,予在十佥第三十四,豫才兄在三佥第三十七。这里须得说明,马福田即系浙江名流马一浮也。”这里说到的“豫才兄”就是周树人,即鲁迅先生。

    一八九九年,马一浮为了能直接阅读西方原著,辞别家人与谢无量相伴去上海同文会堂学习英文、法文,在上海又结识了外文基础较好的马君武,三人共同创办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杂志共分“哲学史”、“哲学泛论”、“社会学”、“社会主义”、“宗教进化论”、“政治学史”、“政治泛论”、“法律泛论”、“最新经济学”、“教育史”以及“海上大冒险谈”、“地球之最要新闻”十二个栏目,翻译介绍了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哲学、宗教、法律、文学、历史、经济、教育和时事等广扩领域的文章、著作和新闻报道。

    一九〇三年六月,满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在国内求聘一位有国学造诣又皆通英文、拉丁文的秘书,经多方物色推荐,马一浮接受了聘用。二十岁的青年马一浮以留美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主办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密西西比河上的最大城市,重要的铁路枢纽和商业、工业中心圣路易斯。在美国的十二个月时间里,除了为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与万国博览会中国馆做些文牍事务外,马一浮的主要精力用在了读书和译书上。市区的“约翰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是他最常光顾的处所。据马一浮《北米居留记》记载,在美期间阅读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拜伦诗》、《佛教原理论》、《日耳曼社会主义》、《宾塞尔伦理学原理》、《社会平权论》、《黑格尔伦理学》、《赫胥黎文集》、《道德法律之原理》、《达尔文物种由来》、《孔德传》、《狄摩斯谛尼演说集》、《但丁诗》、《莎士比亚集》、《康德纯理批判》、《寿平好儿意志论》、《基梭文明史》、《昆谛坦雄辨教育法》、《修辞学》、《伦理学》、《心理学》。翻译了《法国革命党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日耳曼社会主义史》等著作。马一浮还在“约翰书店”购得英译本《资本论》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马克思)《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次年马一浮回国时又将一册德文原版《资文论》带回中国,成为将马克思最主要的著作《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一九〇四年五月,马一浮离开美国来到日本,在日本期间继续学习德文、日文,与已在日本的好友马君武、谢无量共同研习《资本论》和《浮士德》;翻译了意大利麦伽费尔的《政治罪恶论》、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这样,马一浮完成了他治学的第二个阶段,成为当代屈指可数的通晓英、法、日、德、西班牙和拉丁文,对西方现代学术和政治、经济制度作过实地的深入考察和研究的中国学者。

    一九〇五年底,马一浮从日本回国,在镇江逗留一年以后来到杭州定居,开始了一生当中的第三期治学生涯。

    马一浮先后在杭州延定巷、马所巷、宝极观巷居住,以水豆腐佐饭,日夜苦读。为能从生活琐事中解脱出来,经湖墅香积寺住持肇安法师介绍,马一浮寄居西湖广化寺,在一间破败的禅房里,青灯孤伴,素斋果腹,与蚊蝇鼠类为侣,整整度过了三个年头。

    广化寺旁有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修建的皇家藏书楼文澜阁。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乾隆帝下旨编纂《四库全书》,以皇子永蓉、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经过各地藏书家开报进献,地方官员购借采访,三百六十余名学者参加编纂,三千多人抄录誊写,历时二十年终告完成。乾隆帝下令仿宁波范氏“天一阁”样式在北京皇宫内建造“文渊阁”,在圆明园修“文源阁”,在沈阳盛京皇宫修“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修“文津阁”,分别各存一部《四库全书》,合称“内廷四阁"。乾隆下江南南巡时,以为江浙人文渊薮,又念修书时江浙文士、藏书家献书最富,下令续抄《四库全书》三部,增建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人称“江南三阁”,为江浙文人学士提供借读方便。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全书共收各种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三万六千余册,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各阁所藏卷数不同,可参见《古籍丛书述论》)江南文宗、文汇二阁皆毁于兵火。清咸丰十年春(一八六〇年)太平军攻杭州城,次年“文澜阁”阁毁书散,后经杭州丁丙、丁申兄弟努力搜求抢救,收购补抄,到清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文澜阁重建,所缺只二百余种,已基本恢复了旧藏。

    三年时间,马一浮身居禅房,广阅《四库全书》。李叔同曾对学生丰子恺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度),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丰子恺初时只当作神话。杭战时丰子恺与马一浮在桐庐有“负暄之乐”,“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马一浮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语、时而英文、德文、拉丁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凡有引证,都能一字不差地将原文背诵出来,真是古今中外、恣肆汪洋,信手拈来,皆同己出。丰子恺听了之后,“似乎看见托尔斯泰、卢那卡尔斯基等一齐退避三舍”,方才领悟到老师李叔同对马一浮学力的推崇并非虚言。马一浮侄子马镜泉先生在参加整理马一浮遗著的工作之后写道:“发现他早年写的四篇文章,《诸子会归总目并序例》、《复性书院拟刻诸书简目四种》、《玄义诸书举略答贺君群》、《通治群经必读诸书举要》后才信服。文中所举篇目之多,是不能胜数。无论从儒、释、道各类典籍看,抑或是从经、史、子、集分类看,马一浮读书过万卷,并非过谀。”

    这一时间马一浮从训诂考据入手,出入二氏,对老庄玄学用力颇深,研读佛典,通晓“三藏十二部”,旁及九流百家之说。而后,正本清源,潜心正学,返求孔孟,专研六艺,成为受学界和社会敬仰的国学大师,一代硕儒。

    “五·四“运动前夕,达尔文的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的超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些西方全新的哲学思潮逐步输入中国,并被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1916年,以北大教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为代表,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锋芒直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孔孟儒学,到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终于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艺术界有李叔同、徐悲鸿、林风眠一批留洋归来的艺术家,倡导学习西画,用西方的认识方法审视东方艺术,在艺术创作和教学中做了一番嫁接的工作。

    “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了思想,促进中国摆脱数千年来农业社会下小农经济封闭、保守、落后的束缚,为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为中国跟上世界进步潮流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普遍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对传统文化只停留在批判的阶段,没有能够向继承和融合发展的方向深化。这种对本土文化的轻视、否定和割裂,不可避免地给后来的学术和社会变革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可以通过一场运动就能否定或者再造的。

    一九三八年,日寇进逼杭州,在避寇途中的马一浮终因生计所迫,接受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聘,以大师礼遇开设国学特约讲座。这样马一浮在《泰和会语》中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艺术”及“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的深刻论断,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来文化和学术作出了东方的回应,尝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时代阐释。

    马一浮依据《汉书艺文志》,以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当六艺。马一浮认为六艺是中国一切学术之源,其余则是六艺的末[]流或流失,只有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在《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一文中,通过“六艺统诸子”和“六艺统四部”两个方面,对该说作了精纯的论断。如果说只是拿儒家学术来代表中国传统诸学还能够让人接受的话,那么六艺又如何能够统摄西方庞杂的学术呢?

    马一浮说:“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此最易知。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

    马一浮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并不是简单地把六艺与中国本土诸学和西方学术作分类学意义上的类比。他进一步提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所追求的崇高目标与义理内涵的丰富、精深和完满:六艺之学所致力的是人的理想与志向,人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人的道德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与秩序;六艺之学术的目标,旨在使人获得知识与道德各方面的全面提高,并最终塑造一个品格完美的人。马一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儒学的地位,因为儒家六艺在内涵上已包容会通了其他一切学术的宗旨,在本质上是全面、完整的,因此它能够代表一切学术之源,对于一切学术具有“统摄”的涵盖力。

    半个世纪前马一浮曾有如下惊人之语:“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包围逼迫之中,由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本土文化统摄一切学术的恢宏气度唱出的最强音。

    虽然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并不现实地存在可以相互替代或者“统摄”的关系,《易》并不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春秋》也不能“统摄”现代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面对工业化条件下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力,以及产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资本主义对利润无限制的崇拜和追求造成的人性的物化和异化,滥觞于自由精神下的个人生活自由化倾向造成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亡,西方文明已经露出了破绽。在东亚,日本将古老的中国孔子儒家伦理同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所引入的经济民主两者相糅合,构成了日本当代包容了儒家文化基本因素的新文化体系。在新加坡,在对待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方面,作出了以儒家为思想主导、以道德为立国之本的决策,以为要建立正直和谐的现代社会,必须弘扬孔子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

    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们奇迹般地又一次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亲和力以及对西方文明缺失的匡正,文化价值的法码从西方向东方倾斜。有人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化,将由东方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理念来承担。

    马一浮的“六艺”论,侧重于人类道德问题的解决。他说:“六艺之教总为德教,六艺之道总为性道。”并对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作了区别界定:认为闻见之知是追求知识的过程,是明他;德性之知是追求自我成德的过程,是明己。首先批判了时人以多闻为学、知解为足,指出义理之学不是记闻之学,不是汉学家的目录考据之学,学问之道不关于多闻广说,非徒守纪籍所能成。随后又对“徒驰骋言说”的学风作了评判:“讲义理之学者,有一大病,即是出入口耳,讲了便休。学者听人说天理,便以为已经领会得,更不自家用力。如是,则其所领会之天理,仍是人家说与的,自己都无分。”最后尖锐指出见闻知解为学的种种病痛正发自学人生命内部的散乱心、胜心、矜心、骄吝心、功名利禄心和自私心:以散乱心读书求知识,其志亦仅在见闻而止;有胜心忘记了求学的宗旨,离义理已经远了,一心只在用上,未梢便流入功利去了;矜心是很严重的毛病,气既横溢,言复驰骋,失之气质用事,一不留神就会走入歪路;骄吝是私念,就像疮疣长在身上,不去除就难得安泰;以功名利禄和自私之心求学,就像认贼作子,知识的愈丰富对社会和自己的损害反会愈大。学者若被以上种种习气私欲缠缚,又如何能求得学问正果呢?

    向外驰求是学问的歧趋,指归自己才是学问的正确方向,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马一浮认为儒家德性之义理,并不是先辈圣人有意造作安排出来的,而是人人自性所具,“百姓日用而不知”,若有流失,是由习气污染所致。所以六艺不仅是道学问,更重要的是指归自己,从日常起居对应做起,做到尊德性。作为“儒林最老师“的马一浮不但是这样说的,更是用自己的一生,一点一滴切切实实地这样做的。

    一八九九年,马一浮虚岁十七。绍兴社会贤达汤寿潜(后任国民浙江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爱慕马一浮的才华文章,托人媒妁,有意将长女汤孝愍许配马家。同年马一浮与汤孝愍完婚。汤孝愍为旧式女子,虽出生书香门第却并不识字,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夫妻感情甚笃。马一浮鼓励妻子学习,并教她读书识字,授以女子必读的诗书。马一浮常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新婚后不久,马一浮即辞别老父和妻子去上海求学。一九〇二年正当马一浮与谢无量、马君武在上海创办《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时,接到家乡电报,告知妻子病重,危在旦夕。马一浮星夜赶回家乡,到家时妻子已告别人世停棺在堂了。马一浮望着年青妻子的遗容,柔肠寸断,在极度悲痛中写下《哀亡妻汤孝愍辞》:“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吾之志、之学,卿之慧盖已能及之。卿虽幼不知书,浮或教以诗,卿辄默记无遗,且好诵悲忿惨痛之篇,往往至于哭泣。盖其性情笃厚,真马浮妻也。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深情厚意溢于言表。此后,马一浮对发妻的眷恋情怀始终不移,不论是在异国游学,还是成为学界领袖,从青年直到暮年,此情不改,终身不再续娶。

    马一浮对个人生活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恰成对照。学者的定力不能被一时的风气左右,在当今浮躁的世风环境下,马一浮不失为学界的楷模。学人负有为社会风范和师表之责,读书人的一举一动更当自重,所以前人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

    如果说婚姻家事只能表现一个人的私德,那么在关系国家民族危亡的大仁大义面前,马一浮亦没有一丝一毫的含糊。

    在美国游学期间,马一浮得知美国大学以分割中国当否为问题公开讨论时,在一九〇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写到:“闻此间圣路易大学与东圣路易大学,皆以分割中国之当否为问题,令诸生演说。东圣路易大学学生主张分割,而圣路易大学反对之。嗟呼!人之欲分之者,皆熟计深论,攘臂而呼。我国人之全部之大半者,瞢然不觉也。哀哉。”第二天他又写道:“颇思为书致中国学生会,稍稍鼓动之。彼辈将于今月之未基督诞日开演说会于金山。昨见其广告,尚有我学生当造成辅佐朝廷之资格之语,嗟乎!至于今日,苟尚有一点人血者,尚忍作此语耶?因又念此种崇拜暴主政体、天赋之贱种,直不足与语也!”

    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惨遭反动政府杀害,马一浮闻讯后悲愤万千,以诗歌代宣言,悼惜烈士,抨击反动政府。《悲秋四十韵》长达四十行:

    含涕辞欢侣,甘心赴国仇。

    湛身原妾志,为虏足郎羞。

    ……

    永夜何日旦,佳兵日未休。

    倾城悲女祸,恤伟切嫠忧。

    ……

    雨血天应泣,沉沙地转遒。

    起愤明大道,顿辔望长揪。

    隐雾来玄豹,神飙动赤虬。

    ……

    面对权力意志,马一浮亦不失学者的骨气、行为操守和正直情怀。

    一九四〇年七月,国民党高官何应钦寿辰,有人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介绍信请马一浮为何写祝寿之词,马一浮复信拒绝:“方今强寇未除,抗战未毕,正上下忧勤惕历之时,似未暇从容歌颂。昔顾亭林尝言:‘不弁之说我辰,屈平之言初度,彼皆怨诽而作。’故后世以文字为人寿者,非大义也。古之贤哲,尽瘁国事,有大勋劳于天下者,其上下相勉,多存警诫之词。其形于诗书之遗文,可考而知,未有以称颂功德为事者。惟衰世始有之。君子爱人以德,辄不敢避僭妄之咎。窃谓公等之所以重'何公'者,固不必系于寿文。若必以是为敬,文字虽工,亦于‘何公’勋业毫末无所增益。况督某以其所不能为者,就令为之,其文拙劣,亦不必能称意。‘公’等所以为‘何公’寿,其义有大于此者,不在区区文字之末也。平生遇人以诚,不敢苟为容悦。况‘公’等以郑重之意来,而敢有所隐乎?义理之安者,实人心所同然。但习俗相沿已久,虽贤者或有时未察,此亦人之恒情也。方命之愆,无所逃责,惟深察其他,曲谅其愚直,不以为忤,此则大君子之用心,孰敢不仰邪!”

    一九五三年九月,在政协全国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因发表“九天九地”言论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梁在会议上顶撞毛泽东后,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一连三天,会议空气似同要爆炸一般,异常紧张。周恩来总理为保护梁公,想到若能请梁生平服膺的马一浮出面做工作,或许会有转机,即打电话给沈尹默,要沈赶赴杭州邀马到北京,劝梁勉为检讨,缓和会议气氛,保梁过关。马一浮在知道事情原委后婉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军阀混战时期,马一浮的房门对“东南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关闭过。解放初,马一浮的客厅为陈毅将军打开。五十年代,曾写出《悲秋四十韵》的诗人,写出了《观新安江水电站》等长诗,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感到由衷的欣慰。六十年代,得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马一浮彻夜难眠,一连写了《喜闻核试验成功》、《再咏一首》、《喜核试验成功再成一首》三首诗,表达了一位老人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

    一九六三年,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马一浮认为儒家的学说和人格标准,与雷锋的为人处世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果每个公民都具有雷锋的思想和道德品格,那么离“世界大同”则为期不远了

    马一浮以一生的实践蠲除戏论,直接孔孟,指归人的道德心性,达到了东方风范的人格完美境界。

 

    书生按:文本来自网络,根据理解整理一遍,将若干文字及标点问题纠正过来,恐怕还有遗留问题,无实体书可供参考,实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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