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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伙人/高欢欢综合编辑

(2018-07-09 12: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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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民企发展路,当事人的经历就如电影主人公的经历一样跌宕起伏,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合伙人”的离合春秋。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聚散离合似乎是创业与人生的常态。

       2018518日下午,百度宣布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陆奇由于个人和家庭原因,无法继续全职在北京工作,将从7月起不再担任总裁及首席运营官,但仍将继续担任集团副董事长。百度在经历了一年多的高层大换血之后,“变革者”陆奇最终交还了权力大棒。李彦宏或重回一线执掌百度,这也正好呼应了李彦宏没有合伙人的传闻。

       2018427日,雷军发布内部信,公布对小米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联合创始人周光平和黄江吉辞去公司职务。小米最初的“八大金刚”只剩下林斌、雷军、黎万强、刘德、王川、洪锋6人。专为两人的离开,雷军举行了欢送会。黄江吉在微博上盛赞雷军:“最有情有义的老大雷军。”

       2018415日下午,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董事会收到高管辞职报告,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姚珏即日起离职。当晚,360集团董事长周鸿祎发内部信称:“姚珏是我创建360至今最为重要的战友、朋友,或者说是亲人。她在帮助我和360完成了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一些大事后才提出休息,从中可以体会到她对360很深的感情,让我特别感动和钦佩。”

       创始人与合伙人的合作关系一向微妙而脆弱。早在2013年上半年,电影《中国合伙人》的经典台词“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一时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人们感动于“新梦想”3位创始人创业初期的肝胆相照,也扼腕于财富膨胀后3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导演陈可辛事后说了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再往后拍下去,必将散伙。”

       “合伙人”变“散伙人”的剧情,在中国大地上几乎还在天天上演。30多年民企发展路,当事人的经历就如电影主人公般跌宕起伏,这就是现实版“中国合伙人”的离合春秋。

中国式合伙的终局是散伙?

       新东方俞敏洪说:如果一开始就用王强、徐小平,新东方可能很快就会死掉。

       正如《中国合伙人》所描述的那样:3个好友一起创业,最后把公司送到国外上市。现实中的俞敏洪和王强、徐小平也一起把新东方送进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唯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终各走各的路——王强和徐小平离开新东方,创立真格基金,成为业界著名的天使投资人;而俞敏洪则“被锁在新东方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上演了现实版“中国散伙人”的故事。

       尽管俞敏洪说《中国合伙人》的诞生和他“基本上没有关系”“电影中发生的事情和实际发生的事情差了很远”,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把两者联想到一起。

       如此一来,这部电影反而具有了反讽意味,因为“散伙”才是当下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每天都上演的剧目。新东方合伙人散伙,和当初合伙时没有设定具体的管理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

       俞敏洪在他的《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这本书中反思当年徐小平、王强离开新东方这段历史时自曝:“我将徐小平请出了董事会,因为曹操比刘备更适合当合伙人,杀功臣才是好皇帝!”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用不同的人。俞敏洪提到,不同的时期就要做相应的改变。新东方初期借助家族经营的力量做大,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请王强、徐小平回国帮忙。随着公司发展壮大,家族成员变成新东方发展的障碍时,俞敏洪开始引进外来人才,成功地将新东方推进了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俞敏洪所言,真正的企业合伙人关系比电影中的复杂。

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之争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

       联想走到第十年,曾经亲密无间的战友却走到了决裂的边缘。“赢家”柳传志面对被媒体戏称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之战曾无限伤感:“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柳传志口中的“他”,指的是倪光南,后者是曾主持开发联想汉字系统的集团总工程师。

       倪光南是技术派,柳传志是销售派。由于在研发路线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倪光南与柳传志渐生不和,每次工作会议都成了两人的争吵会。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整整半年。倪光南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希望全力开展“中国芯”工程,却被柳传志当场泼冷水:“有高科技产品,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只有卖出去,才能有钱。”在当时的柳传志看来,联想的实力无法匹配“中国芯”工程的需求。由于工业基础、技术储备、资本实力等方面的欠缺,中国公司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国际电脑行业格局。

       倪柳关系迅速恶化,倪光南开始向中科院控告柳传志,内容发展至严重的经济问题,两人交恶遂全面曝光。但中科院派出的工作组调查称,“没有材料证明柳传志同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至此,胜负似乎已浮出水面。

       1995630日,200名联想干部被召至6层会议室。柳传志和倪光南分别坐在第一排的两边。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联想董事长曾茂朝宣布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免去倪光南总工程师职务。倪柳恶斗持续多年,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1995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踢出”联想,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情绪里,难以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据说,会议之前就得知倪光南会“出局”的柳传志当众掩面而泣,掏出手绢来擦泪,令所有在场者目瞪口呆。倪光南则无动于衷,后来他称柳传志“流泪只是表演”。倪光南离开后,联想逐渐缩减包括程控交换机、打印机等方向繁多的技术研发,转向了个人电脑制造。在倪光南离开的第10年,联想用5亿美元完成了对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的收购。2013年,联想电脑销售量升居世界第一。2014年联想完成了对摩托罗拉移动业务的收购。

       作为这场战争的“出局者”,倪光南至今依然坚持“中国应该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想法。近年来,他致力于在中国推广Linux等开源软件,推广国产CPU、国产软件和文档格式国家标准UOF等开放标准。

       “倪柳之争”有3点值得思考:第一,分歧发生在联想进入发展瓶颈期,当时联想汉卡产品江河日下,面临转型,一个想进攻,一个想防守,无所谓对错,通向罗马的路不止一条。第二,从结果看,中科院、联想内部高层均力挺柳传志,侧面说明股东不愿冒险“烧钱”。这种情况放到今天,恐怕是另一番景象。第三,如果被踢出局的是柳传志,联想还会是今天的联想吗?

万通六君子“和平分手”

       分庭而不抗礼,有机会再合作,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是一个海纳百川的问题。

       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和刘军,这6位在商界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在1991年创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此后几个兄弟陆续离去,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剩下冯仑为止,历时12年。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以“梁山模式”形容万通六兄弟,“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如同梁山好汉在海南聚义,是《水浒》的现代翻版。结果在商业合伙人的关系中,兄弟情义往往凌驾于合伙人关系之上。

       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必须回到商业经营层面就事论事。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冯仑当时不以为然。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

       据说,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六君子”因此在1995年忍痛散伙。

       1994年,万通六君子在广西西山开会,史称“分裂会议”。会议期间,大家互不认可对方的项目,无法达成共识。当时潘石屹担任北京万通实业总经理,北京资源配置最多,有人绕过常务董事会直接向潘石屹借钱,导致万通总部被彻底“架空”,谁拿到各地的具体项目,谁就是老板。

       1995年,六君子正式分手,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所分管的业务来分的。因为几个合伙人既在万通集团任职,又是各个分公司的经理。按照商业操作模式,5个合伙人平分了万通65%的股权。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块地,后来做了现代城,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

       联手时风光无限,分手时各奔前程。现在看来,以“《水浒》模式”起家的万通,在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拆是必然的。10年后潘石屹总结说,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此外,国美黄光裕与陈晓之争、乳业巨子牛根生与郑俊怀的命运分野、真功夫蔡达标与潘宇海之争,以及山东神光证券孙成纲、孙成旗兄弟反目成仇……“合伙人”的结局是都成了“散伙人”。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占明认为,中国企业有这么多的合伙人最后走到散伙这一步,经营理念出现分歧之后没有很好地加以解决,是重要原因。这也反映了合伙人之间在遇到问题时并没有预先设定解决方案。

结语:“散伙”是必然的怪圈?

       成功者多有相似,而散伙者各有各的不同。

       从新东方三大佬,到万通六兄弟,再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之争、真功夫内斗、国美黄光裕与陈晓之争等,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色转变、理念冲突、功高盖主等,都可能是中国式散伙的关键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合伙人”到“散伙人”的故事,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特点,那就是利益总是与感情纠葛在一起。

       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认为,要跳出中国“合伙人”怪圈,关键还是要企业实行股权化。共同创业之时,股份、贡献与利益分享,实现深度捆绑。合伙人制度使西方的投资银行在100多年中得以将才能最优秀也是流动性最高的业内精英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稳定而有效的管理架构,并先后产生了诸如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美林、高盛等优秀的投资银行。西方经营一二百年的合伙人机制,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具有借鉴意义。

       俞敏洪曾深有感触地说,找合伙人比找老婆还难。找到了合伙人,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还要学会经营。合伙人不是找的,而是碰的。

       对合伙人来说,有时候从合伙到散伙仅仅是一步之遥。具体如何处理,不仅体现各自的经验和智慧,更体现视野和格局。

       当然,合伙人组合,最考验的还是人性。饱受合伙人散伙之苦的史玉柱曾深有体会地说:“合伙人制度就是一个民主实验。”

       参考资料

       《俞敏洪:合伙人不是找的 而是碰出来的》,《新京报》

       《从合伙人到散伙人 中国合伙人的“七年之痒”》,《企业观察报》

       《中国散伙人:当年柳传志和倪光南、潘石屹和冯仑、俞敏洪和王强……都是怎么分手的》,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摘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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