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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云集清华园/岳南

(2018-05-21 10: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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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 

       19252月,在曹云祥校长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王曾任满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半年前,王国维因不满北大国学门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愤然辞去通信导师一职。

       192411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逊帝溥仪3小时内搬出皇宫。

       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做一番解释说明。王氏生怕机关中人事倾轧,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合,加上胡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做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待吴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采取入乡随俗策略,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王氏“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吴宓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决定就聘的王国维,觉得这样重大的工作调动,应该禀报“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后决定行止。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时日,硬着头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张园见到前清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1925418日,携家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萎靡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清朝遗老形象,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

       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清朝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1000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19228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4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项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与其匹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2000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100多年才出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出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20多年出了陈寿。陈寿死后700年,直到11世纪才出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出了郑樵。郑氏死后600年,到18世纪才出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1600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就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3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做“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时期,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

       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3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做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砥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后,“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3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这3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3人被誉为“哈佛三杰”,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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