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们的电影口味

文/拐了

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创造了电影史上最独特的国家电影体制，也造就了以政治宣传为主体的电影工业。同时，国家领袖的电影品味甚至会直接影响本国电影史的格局和作品走向，“影迷”领袖更在电影界造就了各种和寡头政治纠缠不休的奇闻轶事。

带头老大哥——斯大林篇

苏联创造了电影史上第一个国家完全控制的电影制片业，第一任领袖列宁虽然对电影欣赏而不热心，却敏锐的看到了电影的通俗易懂的大众传播性，迅速提出了“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是最重要的”这一著名论断。在制定了一些工业计划和政治宣传的大方向之外，虽然自身的形象频繁的出现在当时的苏联电影中，列宁却对电影艺术并没有太大兴趣，这也给了当时苏联电影业一个较宽松的环境，从而使得著名的苏联蒙太奇学派崛起世界影坛。不过，随着斯大林的上任，一切就大有不同。

斯大林对电影艺术深感兴趣，非常喜欢看电影，成为一国之君后，他依然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依然保持了一周看三四部影片的习惯，先开始他是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电影委员会礼堂观看，但很快就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修建了一座电影放映厅专为他一个人放映各种影片，通常在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斯大林就会来到自己的独厅观看各种电影以作休闲。甚至在异常困难的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依然保持着每周观看新片的习惯，在观片中间，就是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事巨头都不敢轻易打扰。

斯大林的电影品味很快对当年的苏联电影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大林喜欢的是通俗易懂的娱乐片和战争片。他非常关心苏联电影，想使苏联成为一个能和好莱坞抗衡的电影大国。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索夫（Sovkino）影业控制了几乎整个苏联电影工业，而索夫的最高领导博里斯·宋亚斯基（Boris Shumyatsky）直接对斯大林负责。和斯大林一样，他喜好一些娱乐性强且容易理解的影片，他掌权后，前卫的蒙太奇运动随之结束。斯大林为了加强对电影的政治控制，授意宋亚斯基在1935年推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而这个时期苏联电影的代表作《夏伯阳》（Chapajev，1934）也正反应了对斯大林英雄主义式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可是在政治宣传之余，斯大林的电影口味另有其爱。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斯大林就非常喜欢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的影片，尤其是《战舰波将金号》（Bronenosets Potyomkin，1925）。尽管蒙太奇学派过分的先锋让斯大林对其失去了耐心，但是蒙太奇学派的各大导演依然得到斯大林的赏识，其中和斯大林走的最近的是以诗意蒙太奇著称的乌克兰大导演杜普仁科（Aleksandr Dovzhenko），1932年，他的影片《胜利》（Ivan）遭到同行和文化官员的严厉批评，甚至被指责宣扬法西斯主义。被撤销导演一职后，杜甫仁科给斯大林写信，请求他接见自己。仅仅过了一天，斯大林就接见了杜甫仁科，并与他共同商讨未来的创作计划———《空中的冰雹》（Aerograd），这是一部描写苏联在远东与敌对分子和日本特务较量的带有科幻色彩的影片，拍摄该片的想法让斯大林十分兴奋。他对剧本中最细小的情节都很感兴趣，还对杜甫仁科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1935年，《空中的冰雹》在苏联上映后很成功，斯大林对它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授意杜普仁科：“现在，你必须要为我们拍摄一部乌克兰的《夏伯阳》。”杜甫仁科也不负重望，1939年的《肖尔斯》（Shchors）获得了一致好评。

而斯大林对伊凡大帝和彼得一世的推崇使得这时期的苏联电影出现了很多历史题材的大制作，如瓦西里·彼得洛夫（Vladimir Petrov）的史诗巨片《彼得一世》（Pyotr pervyy，1937-1938），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也为此类型创作了《苏沃洛夫元帅》（Suvorov，1941），爱森斯坦重返影坛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ksandr Nevsky，1938）也是历史题材的大制作。虽然这些影片都受到了斯大林的高度评价，然而斯大林私人最喜欢的影片却是欢闹的歌舞喜剧，而好莱坞电影一直让斯大林心驰神往，卓别林的影片，《芝加哥大火记》（In Old Chicago，1937），《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都是斯大林喜爱的影片。最有趣的是斯大林非常喜欢约翰·福特的西部片，尤其是约翰·韦恩的银幕硬汉形象，后来得知约翰·韦恩公开反共的言行后，甚至还一度想要暗杀这个著名的牛仔演员。苏联电影界有个著名的故事，一次，斯大林观看了《翠堤春晓》（The Great Waltz，1938），尽管这只是一部当年好莱坞的一般水平的歌舞娱乐片，却足以让斯大林对本国电影感到沮丧，驳回了苏联电影界的颁奖提名，同时做出严厉的批示：只有当苏联影人学会拍出类似好影片，那时候政府才会颁发电影奖。好在苏联也从不缺导演人才，曾做过爱森斯坦副导的格里高里·亚历山大洛夫（Grigori Aleksandrov）的喜剧《爵士喜剧》（Vesyolye rebyata，1934）混合了美式的爵士乐和打闹幽默，虽然电影界批评这部影片过分轻浮，但斯大林非常喜爱这部片子，亚历山大洛夫1938年讲述一个海上女邮差写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故事的音乐喜剧《伏尔加-伏尔加》（Volga – Volga）则成为斯大林最喜爱的电影。虽然在民间也很受欢迎，但是这类型的影片并没有成为当时苏联电影的主流。

斯大林统治的时代是大清洗的恐怖时代，这阵浪潮同样也席卷了电影界，有次斯大林观看一部电影时，电影放映机坏了。斯大林从电影放映师那里得知，尽管这台苏联制造的电影放映机在其他方面与其仿制对象——德国制造的放映机——相似，但因弹簧弹力不够而无法继续工作。斯大林指出需要向苏联大众推广宣传苏联伟大成就的影片，因此一位负责制造诸如电影机之类物品的高层官员也被清洗掉了。在肃反运动中包括爱森斯坦的早年导师塞瓦洛·梅耶赫德（Vsevolod Meyerhold）在内的大批文化界名人都遭到了清洗，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始终没能提高苏联电影的产量，一直被认为是斯大林在电影上的的代言人的宋亚斯基最终也在1938年被斯大林下令逮捕处决，罪名之一就是取消爱森斯坦第一部有声片《白静草原》（Bezhin lug，1937）的拍摄，浪费资金，埋没人材。爱森斯坦在这之后才能够重新拍片，在完成了斯大林先是很欣赏的《伊凡雷帝I》（Ivan Groznyj I，1944）后，次年的续集《伊凡雷帝II》（Ivan Groznyy II: Boyarsky zagovor）却因对斯大林的政治影射致使两集电影全面被禁，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又公映，爱森斯坦生前也最终没能再完成其他影片。

斯大林主政时期的苏联电影从左右不定的政策到走向僵化，可以说是苏联电影界对斯大林起伏不定的心情以及娱乐化观影口味和政治宣传要求的一种消极回应，作为一个资深影迷，当年几乎所有著名导演的剧本都接受过斯大林的建议和亲自修改，即便是在去世前7天，斯大林依然兴致勃勃的请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人看电影。而斯大林自身形象也出现在这时期的电影中，在电影里斯大林从不生病，也不衰老，都以年轻、精神和乐观的形象出场，塑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领袖银幕形象。斯大林对苏俄电影影响深远，在1994年的《烈日灼人》（Utomlyonnye solntsem）中，斯大林头像的大幅海报在影片结尾占满了整个银幕，用以象征那个“恐怖年代”。

领袖影迷NO.1——金正日篇

一山更有一山高，真正狂热的领袖影迷另有其人，在未被世人知晓之前，论谁也想不到朝鲜当家人金正日乃是亚洲第一政客碟霸。

年轻时候的金正日虽然已是被父亲培养的接班人，但他却更热衷于各种文化活动，从美食到品酒，体育到文艺，活脱一个现代文化百事通，而他最喜爱的就是看电影，据称其收藏的各国电影胶片资料就高达25万部之多，而录像带则有两万多盘，如今DVD时代，各国外交知晓金正日这个爱好，也频繁赠送DVD和胶片给他，卢武铉和其会谈时就曾赠送包括《大长今》等大批韩国电影DVD以投其所好。

金正日和斯大林一样，最喜欢娱乐片，不过金正日最喜欢的电影基本都是好莱坞的经典娱乐片，从《007》系列到《兰博》系列，从迪斯尼动画到恐怖血腥的《十三号星期五》系列再到《教父》等等；金正日对日本电影也是情有独钟，《寅次郎的故事》是他心头之爱。作为一个绝对影迷，他对各路明星也是如数家珍，尤其对有特色的女演员如伊丽莎白·泰勒，山口百惠，吉永小百合等相当痴迷。据说金正日对喜欢的电影不仅多次观赏，而且对情节，台词都如数家珍，实在是当之无愧的领袖影迷No.1。

作为掌控整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大人物，金正日既然如此喜爱电影，那么朝鲜的电影产业受其影响也是必然而然的。从60年代起，金正日就频繁指导朝鲜的电影工业，组织创作团队“白头山创作室”，朝鲜最为人所知的《卖花姑娘》就是在金正日亲自参与下改编为电影。不仅如此，金正日还写作了一本电影理论专著《电影艺术论》，除了表示“要忠诚报答党的信任”之外，还洋洋洒洒发表了如“导演的秘诀在于运用好蒙太奇”，“演员是影片的面孔”，“画面形象要求高度的摄影技术”等等见解。在私人生活上，金正日更是不顾父亲反对，前妻成蕙琳和高英姬都曾是电影演员。不过僵化的电影体制和政治挂帅的电影创作一直让有着不错的技术条件的朝鲜电影难以完成让金正日真正满意的电影作品，这显然是作为超级影迷的他难以忍受的，而此时的韩国政治形势给了一直关注对面电影的金正日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造就了世界影史的一段传奇。

70年代韩国处于朴正熙军人独裁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文化上尤其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控制，当年的韩国第一大导演申相玉的电影公司就在朴正熙的直接“关照”之下被迫停止运行，令曾经一年拍15部电影，爱影如命的申相玉十分郁闷，他没有想到，对面的领导人却对他十分器重，有意“引进”。在金正日的直接谋划下，一个电影史上独一无二“引进电影人材”的计划随之诞生。

1978年，韩国国宝级影星、申相玉的妻子和事业伙伴崔银姬接到了一个香港片约，赴港准备拍摄的她却被“工作人员”在浅水湾用迷药迷倒。据说崔银姬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正在茫茫公海之上，船舱里则挂着金日成的照片，当时精神就差点崩溃。刚被“请到”朝鲜去的崔银姬起初战战兢兢，超过韩国的生活条件和专门提供给她量身订做的各种服饰让她甚至担心自己是被请来给金日成填房的。金正日看到她失魂落魄、郁郁寡欢的神情后，为了敦促她为朝鲜电影效力，曾对她说：“需不需要把申导演也请回一起为朝鲜电影打拼。”而半年之后，申相玉真的就在赴港寻找“失踪”妻子时被朝鲜特工以同样方式请到平壤。

并不“理解”金正日一片苦心的申相玉在朝鲜之初急于逃跑，处处抵制，结果被送去“政治学习”，苦不堪言。一晃五年过后，金正日在生日宴会上，安排夫妻相见，同时也对世界公开了这对“弃暗投明”“回归祖国怀抱”的申氏夫妇，申相玉夫妇也就在朝鲜开始了他们事业的新阶段。

金正日对申相玉优待有加，不仅给其最高礼遇，并在朝鲜再造了申相玉的“申film”电影公司，除了偶尔参与剧本讨论外，对申相玉的创意全力支持，而朝鲜的电影技术条件本来就稍强于当年的韩国，加上金正日的看重，申相玉得到了当年最好的创作条件，于是在1983年到1986年间，由金正日监制，申相玉夫妇为朝鲜贡献了7部影片，从朝鲜第一部纯歌舞片，歌曲流行整个朝鲜的《我的爱》(1984)到社会主义国家罕见的特摄怪兽片《食铁怪兽》(1985)，加上历史影片《没有回来的密使》以及由30年代朝鲜经典左派文学改编的写实题材的《盐》(1985)和《脱出记》（1984）让此时在国际上沉寂很久的朝鲜电影又重新赢得了世界瞩目，良好的制作条件和众人的用心努力让申相玉的事业在朝鲜得到了第二个高峰，事后申相玉回忆，也承认《脱出记》乃是其一生最满意的电影作品。崔银姬则凭借《盐》的出色演出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唯一一个国际大奖：莫斯科影展最佳女主角的桂冠。

虽然事业成就突出，申相玉夫妇仍然在1986年趁参加外国影展时“外逃”美国大使馆并返回韩国，而他们带回的关于朝鲜电影和金正日的一手资料则揭开了这个神秘领袖如此醉心电影的一面。而关于金正日最新的资讯表明，这位朝鲜领袖依然爱影如故，经常收看日本的电视节目，只是正式成为一国之主之后无暇再过多参与电影事业。

形形色色——其他篇

除去这两位资深的领袖影迷外，幼时就每周去影院看电影的卡斯特罗也很爱看电影，但卡斯特罗自身的电影品味对古巴电影影响并不大。他将古巴电影的领导权交给了格瓦拉的弟弟阿尔弗莱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在后者的领导下，以古巴电影艺术与工业协会（ICAIC）为中心，一群年轻导演在1960年代末到70年代创造了生气勃勃的古巴新革命电影，而在阿尔弗莱多“揭穿所有的骗局、所有的语言的根源；解除所有的电影催眠机制。”的倡导下产生的一批“不完美电影”可能是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中最前卫先锋甚至超越西方艺术电影的现代电影潮流。据说卡斯特罗喜欢在看电影到激动处停下放片，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知道这位特别爱上镜头发表意见的国家领袖此举是不是为了“解除电影催眠机制。”至于很多人可能会追问的毛主席，对西方流行文化向来不感冒的他也并不爱看电影，虽然他对电影的意识形态问题很关心，几次重要发文都让中国的电影界翻天覆地，但他喜欢的电影也只限于戏曲片之类。叶永烈在文革中为病重的毛主席拍过一些马戏滑稽类的动物出演的“内参片”供其休闲，只为一个人摄制电影也算是影史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