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要不是帝王标准像毒蛇一样缠着国人，要不是普遍存在着对历史人物的崇拜，要不是评价一些历史人物的是非颠倒，要不是忽然兴起的复古狂潮，要不是祭鬼风甚嚣尘上，要不是有人把笔变成了洛阳铲,为当地使劲干着掘盗古尸的勾当,要不是兴风作浪地猛抬儒学，要不是这一切同建立民主制度的呼声背道而驰．孔子、诸葛亮等古人肯定会安息地下，我不会“刻薄”如此。谁都有先祖，以己推人，情理昭然！

既然要大兴国学特别是儒学，如此这般的历史人物，当然就不得安宁；既然有吹捧歌颂的权利，当然有揭露鞭挞的自由，这不怪我。

在陈国遭遇的拷问

——从孔子人生轨迹审视儒学（之十一）

在郑国未站住脚跟，孔子带着学生来到宋国，凭靠同宗司城贞子（贞子是其名，司城是官职，职位相当于之后的司空，该家族遂以官职为姓氏）。司城贞子将孔子推荐给陈国君主，如同在卫，只拿俸禄不做事情，共历时三年。

这是孔子及后世徒子徒孙们在陈遭遇的第一个拷问。刘向在《说苑》中记载：齐景公赠送采邑之地给孔子，孔子说：“君子以功受禄，今不能说服景公采纳我的政治主张，却赐我一个粮仓，他太不了解我的志向呀！”（原文为“君子以功受禄，今说景公未行，而赐禀丘，其不知我甚矣！”于是告别而去。孔子离开住了四年只吃干禄的卫国时，《论语·子路》）中记载了学生认为的原因：“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行。”若依此看，孔子是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被人供养而不被任用断难接受。那么，在齐已有了教训，一之已甚，岂可再乎！孔子不可能在卫国又耽误四年；事不过三，有了在齐、在卫的荒废，孔子又绝顶聪明，哪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辙重蹈！而一住就是三年！无情的事实说明了，孔子本人就有欺世盗名的弱点，信奉者陷入盲目的崇拜，盲目崇拜必然会失去理性；失去理性时，一切不顾事事的阿谀奉承，都会堂而皇之地搬出来为世人造神。如同三年困难时，某人不吃鸡蛋的琐事被广为宣扬，却只字困难时期在全国修建的十九处行宫。

第二个拷问更直截了当。在陈其间，陈国主管司法的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礼乎！”孔子回答：“当然知礼。”

孔子走后，司败向孔子学生巫马期深作一揖，请他到跟前说道：“我听说君子不结党偏私，难道君子也不顾事实地偏私瞎说吗？鲁昭公从吴国娶妻，妻子叫吴姬，是同姓，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礼制，又怕人议论其非，不称吴姬而讳称吴孟子。你老师明知道这件事情，还说鲁昭公知礼。如果这也算知礼，那么，世上还有不知礼的人吗？”

巫马期把这番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好幸运啊！假如有过错，别人一定会发现。”（见《论语·述而》）在这里，孔子又违背应该诚实的谆谆教导，以偷换概念的伎俩，将司败拷问其“为尊者讳”理论，轻巧地换成无知造成的过错；既然已知道错了，为什么在之后又大言炎炎地亮出“为尊者讳”这块所谓诚实的招牌理论？（我在后边要专题论及）既知这个虚伪的理论难自圆其说，是包庇非礼行为的谬论，为什么还要隐瞒？这只能说明，孔子养成了阿谀权贵的恶习。

第三个拷问是“临终遗嘱”。孔子门徒伪造鲁国执政季桓子遗嘱，说是此公临死，深自忏悔鲁国的莫能兴旺，是因为“获罪于孔子”。（即孔子离开国都在边境等待“赐环”而没能等到，只好悻悻然去了卫国）并叮咛儿子季康子：“你必然继我之后做宰相，一旦你做了宰相，一定召孔子回来加以重用。”只是由于公之鱼从中阻拦，季桓子临终遗嘱才未能兑现。这个“遗嘱”以至骗过了司马迁，所以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照录下来。翻开《左传·鲁哀公三年》，季桓子遗嘱确实存在，但是同孔子无涉，而是讲鲁国立储君一事，就是这个伪造的遗嘱，不仅骗过了太史公，更骗过了百代以上的世人，唯为了塑造一个圣人的形象。当今天的学者喋喋不休宣扬那个伪造遗嘱时，到底是想要愚民，抑或是开启民智？民众供养着这些文化人，原是要他们向社会提供诚实的精神成果，始料不及的，是这些人摇身一变，竟堕落为文化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