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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风车”团队里的兄弟

2017-08-10 06:38:09评论

——李昕《编辑忆往》序

 

刘再复

 

三月间,李昕兄告诉我,他正在写作一部“回忆录”,追忆的是自己的编辑历程。还说写成之后希望我为他的新书作一序文。他的“希望”不带任何“世故”之思,即没想到由“无立足境”者作序会不会带来什么麻烦。我答应作序也不带任何“世故”之念,即完全没想到李昕可是中国一流人文出版社“三联”的“总编”等等。只是想到,我的写作生涯与李昕兄的编辑生涯太密切、太息息相关了,我可以讲讲自己的感受。历史的经验固然值得注意,但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却最可靠。我的经验和感受告诉我:李昕可真了不起呵!

李昕编辑生涯的三个主要段落(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时期;香港担任三联副总编时期、总编;北京担任三联总编辑时期)都和我关系密切,具体地说,都支持过我,帮助过我,甚至是“激活”了我。

使用“激活”这个词,绝非故作惊人之语。我可以告诉朋友们:如果不是二〇〇二年春的那一天,李昕和舒非(诗人,三联编辑)一起到城市大学教师宿舍找我并郑重地向我约稿,我可能不会写出《红楼四书》,也不可能写出《双典批判》等,我“返回古典”并燃烧起书写古典的热情,完全是那一天他们给点燃的。那一天,李昕以香港三联负责人的身份看望我,知道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主持)正在讲解《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立即作出约稿的决断。他用斩钉截然的语言对我说:您的《红楼梦》讲稿,我们可以出版。您什么时候交稿,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入编辑过程。他讲得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犹豫。其赤热的口吻,其坚定的态度,让我立即感受到信赖与真诚,也感受到鼓舞。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还是一个异端性的“流亡者”。而香港三联是大陆官方大背景下的出版机构。那个瞬间,我完全没想到他如此大胆,如此坦率,如此“毫无畏惧”。在李昕与舒非的“感召”之下,我当时就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好,抓紧整理,整理好了就交给你们。大约努力了一年,我终于把《红楼梦悟》整理出来了,舒非作为责任编辑很快就推出《红楼梦悟》。没想到,2004年,李昕兄调到北京三联担任总编。离开香港前夕,他又告诉我:《红楼梦悟》,不仅要在香港出,我到北京后,也要在北京出简体版。这又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也使我信心百倍。于是,我又着手写了《共悟红楼》、《红楼人30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李昕兄指定曾诚、刘蓉林、徐国强等为责任编辑,于是“红楼四书”就这样在香港与北京同时问世了。见到“四书”的样本,我和许多朋友说:你知道这套书的第一原动力是谁吗?是李昕!

李昕在北京担任北京三联总编的9年里(2005-2014),我也开始了一段“回归故国”的心事浩茫的历程。从“返回古典”到“返回北京”,这纯属偶然。在这偶然里,有一重要因素,便是一个名为“李昕”的人。因为他,我在三联一鼓作气出了将近20部书籍,除了《红楼四书》外,还有《贾宝玉论》(李昕退休后在《生活书店》出版,《李泽厚美学概论》、《双典批判》(责任编辑朱竞梅)、《随心集》(责任编辑朱竞梅),还有由郑勇兄担任责任编辑(后提升为夫总编)、由白烨编选的《刘再复散文精编》十卷(《师友纪事》、《人性诸相》、《世界游思》、《槛外评说》、《漂泊心绪》、《八方序跋》、《两地书写》、《天涯寄语》、《散文诗华》、《审美笔记》等)在三联的“敢为天下先”,精神的影响下,也由于周青丰兄的推动,福建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也纷纷推出我的旧作与新作共60种左右。几年间,我的名字又重新走上祖国的大地和祖国的心灵,真的“复活”了。所以说李昕兄不仅帮助了我,而且“激活”了我,并非虚言。

其实,在香港之前李昕的北京9年(1982-1996)时期,我的文学生涯与李昕的编辑生涯就奇妙地联结上了。他于一九八二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到了一九八五年,他也只能算是工作之初。而我刚就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初弄潮流,很需要国家的金牌出版社支持。那时,我借助手中权力,想做一番打破“苏式教条”的改革事业。一方面,我自己提出两大理论:一是提出“性格组合论”,想以人性论打破阶级论;二是提出《论文学主体性》,想以“主体论”哲学基点取代“反映论”哲学基点。当时我把“苏式教条”当作“大风车”,把自己当作唐·吉诃德,真的是想冲撞搏斗一番。没想到,就在那个时刻,我和李昕相逢了。他支持我,先出版我的《论文学主体性》,但篇幅不够,于是,我又选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凑成一部《文学的反思》。李昕说,此书是“重头戏”,书前要放张照片。我说,能否放一张我和爱人陈菲亚的合影,她为我抄写稿子很辛苦。李昕满口答应:没问题!这张照片的刊登,让菲亚高兴了好久,说了几遍“小李真不同凡响”。没想到,书籍出版后,我的一位师长竟然给出版社提了意见,说“把妻子的照片也放上去,太过分了。”因为这本书,我才知道李昕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编辑非同一般,做事不拘一格。我喜欢这种敢担当、有作为的人才。

李昕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我在“大战风车”时,主编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也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为了战胜风车,我借用各种武器,其中包括借用自然科学的新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进而我又在文学所开设一个新的研究室,命名为《新学科研究室》,请我的好友董乃斌和程广林(程麻)当正副主任。新学科室的建立引起了非议。当时副院长汝信提醒我:文艺新学科名字太彰显,有人不赞成。为了证明新学科的合理性与可能性,我策划这套丛书,自己担任主编。在这一“紧要关头”,我请三位出版界朋友帮忙,一是文联出版社的郑荣来兄;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白烨兄;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李昕兄。没想到,李昕兄又是满口答应。他的支持真的鼓舞了我。于是,书籍一本一本问世。如果不是那场政治风波,这一番事业应当会给共和国的文化脸面增色。李昕对这套丛书的支持,让我从内心深处把他当作“自己人”。尽管我从未有过“山头”意识和“圈子”意识,但在无意中却真把他当作八十年代“大战风车”的同伴,“唐吉诃德傻子王国”的兄弟了。因此,十几年后在香港重逢,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在北京和李昕相识时,我只想到他是“年轻才俊”,可以助我这个“弄潮儿”一臂之力,并没有想到他以后会是国家出版事业的真脊梁等等,直到他退休,我才恍然悟到,这么年青,怎么就退休了。那一瞬间我先是意识到自己老了,之后,便意识到,这个李昕真能干。不仅有“识”,而且有“胆”,可谓学胆识兼备,他不仅善于“策划”,而且有“策略”,做事比我稳当多了。不像我那么“唐·吉诃德”,那样老战风车,也是在那个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已无“话语权力”了。只是今天读了他的《编辑忆往》,更明白自己对他的一切感受都没错。他真的默默地做了许多好事,包括出版《胡风评论集》这样的特大好事,为国家为他人默默地做了许多“嫁衣裳”。而我此刻在美国落基山下阅读他的回忆录,除了回应“默默的敬意”之外,什么也没有。

美国科罗拉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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