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腔热血酬知己
潘耀明
在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我曾有机会访问他。他在访问中提到需要感谢的一串名单中，特别提到刘再复。他把刘再复称作“挚友”和“知音”，高行健以此形绘他与刘再复的友情，是很贴切的。
凡是认识刘再复的朋友，都会听到刘再复对高行健的反复推崇，当初如此，年年如此。其实，刘再复不仅仅把高行健当作好友，而且对高行健的作品一直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多年前便把高行健、王蒙等看作是“从独白时代向复调时代的过渡”，并认为高行健的十八部剧本，引入了西方的荒诞意识，“又从中国戏曲传统中找到自己独特的戏剧观念与形式，突破了大陆话剧创作数十年一贯的僵化模式”。他在一九九九年一月给《一个人的圣经》所作的《跋》中，更是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确信：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中国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诞生了。”以至把高行健视为“中国文学的曙光”(参见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南华早报》)。
一九八八年刘再复被邀请到瑞典。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时就下决心要做一名为中国杰出作家“摇旗呐喊的马前卒”。(参见《百年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缺席》)他说到做到，作为一位知名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刘再复破除了“文人相轻”的陋习，而以“文人相惜”的情怀，对一些崛起的和有潜质的中国作家，满腔热情去作摇旗呐喊，真心实意地为他们鸣锣开道。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可以在瑞典及时翻译出版，刘再复夫妇功不可没。一九八八年，高行健的《灵山》手稿，是刘再复从瑞典背回北京，又由刘夫人菲亚拿到城里打字、校对，然后交由瑞典大使馆捎回给马悦然教授翻译的。
我之认识高行健和高行健得以在香港开画展，也全是因了刘再复的介绍。刘再复和高行健克尽道义的友情，使我想起袁枚的一句诗：“一双冷眼看世人，满腔热血酬知己”。同时，我还想说的是，在友情的背后是对中国文学至深的挚爱，这种情感与他们的关系一样美好。
我想，由刘再复这位知己来解读高行健的作品，可谓不作第二人想。刘再复评析高行健是一个最具文学状态的作家时。有这样一段话：
“高行健是个最具文学状态的人。什么是文学状态，这一点中国作家往往不明确，而在瑞典、法国等具有高度精神水准的国家中，则是非常明确的。在他们看来，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文学不可以隶属党派，不可以隶属主义，也不可以隶属商业机构。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进入精神深层的创造状态。这一点高行健极其明确。他的所谓‘自救’，就是把自己从各种利害关系的网络中抽离出来。而所谓逃亡，也正是要逃离变成工具、商品、战车的命运，使自己处於真正的文学状态之中。”
这段鞭辟入里的话，不仅是对高行健而言。对所有的中国作家或从事创作的人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刘再复要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才识所囿，我只能拉杂说这么一些话，——即使是这些话也不在状态之中，读了这本书，读者自然会进入刘再复构筑的另一番澹美的状态中。
二000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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