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毒是什么？在我看来不应当马上下个定义，因为很多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毕竟多数人不了解它，少数人又偏执于它。人心好像更容易理解一些。“人之初，性本善。”人心和蛊毒不是不搭边的事情，“蛊惑人心”这样的成语由来已久！

    如果说人心是最恶的，尽管会有飞砖砸来，但是大约也会有一些深以为然的支持者。荀子在《性恶》中有“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表述。性善性恶之外，还有一种“白板说”，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的比喻。

    中国古代的“十恶不赦”以等级长幼男权为体系，其中谋反为最大的恶。什么是恶与其说有客观的标准，不如说是人心做的衡量。但是这绝不是说人心更为险恶，而是说人心由于执掌着判决而有将为恶视作为善的可能！。

    “蠱”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现，赵志华认为西南地区关于“蛊”的传说来自中原，而且汉字及附着其上的汉文化传播的一个结果。甲骨文于1899年在河南殷墟发现，现代技术检测的结果大致是距今3200年。现在通常惯用的五千年历史据说出自上个世纪五四时期，不过是自我膨胀的民族主义气泡罢了。

    “蛊”字在先秦的文献里面到底应该如何解释至今争议颇多。通常的原因是甲骨文或者《尚书》等记载只言片语，这似乎印证了汉语不是产生于自然语言体系的说法，张海洋教授在其“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课堂上总是会强调这一点。“蛊”的确给人很多困惑。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很像一个器皿里面放着虫蛇，这样的象形或会意却与前后文字的含义产生很大距离。《周易》里面说，“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不同地方的“蛊”字意义似乎存在很大的差异。

    到了汉代，“蛊”的意义似乎要确切一些。西汉汉武帝的“巫蛊之祸”据史书看来是一种巫术祝诅术，用木偶人比拟人。然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却言，“蛊，腹中虫也。”毕竟由于字型的原因，“蛊”实在给人太多有关毒虫的想象空间。甚至没有证据表明“蛊”字在造字之初与毒虫无关。

    对于蛊毒的恐惧，由晋代的志怪小说开始的推动，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广泛信仰。于是，道家、佛者、医士、文人纷纷开始了对蛊毒进行征讨，其实连古人都知道要解决群众关心的事情。

    老百姓毕竟见的世面少，这样劳师动众的架式很快让他们失去了镇定。从各种渠道，包括像《夷坚志》这种早期《聊斋》里获得关于蛇蛊、蟾蜍蛊、金蚕蛊等等知识，无奈识字不多，转述和添加往往把原来的故事弄得支离破碎。然而，这些都是小事情，最重要的是在生活中他们不断地印证蛊毒的存在并迅速地找出这种毒物来自何人。这或许是古人为什么不得SARS的原因吧，对于蛊毒的消息没有任何的瞒报，只有不断地宣传教育，虽然没有广播电视，但是从娃娃抓起，已经让老百姓深谙其道。

    通常制造蛊毒的方法是将各种毒虫放在一个器皿里，迫其相互厮杀，独存者经过此番革命的洗礼以后就成为剧毒而有灵性的蛊，成为蓄养者的宠物。如果蛇最终胜利，那么这就是蛇蛊；如果蜈蚣胜，则为蜈蚣蛊。这不论物种出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倒还切合中国文化。

    既然有蛊毒为恶，那么必定要抓出元凶，于是从国家的律法到民间的“习惯法”都不遗余力的保护大多数人呼声和要求，将一个个为恶的蓄蛊之家铲除、流放。宋王朝偏居东南，福建地方却流行起蛊毒来，于是官府不得不放逐许多的人家至荒岭之中，算是稳定了一下人心。

    蒙元在黄河以南统治的时间不足百年，但是由于古人的寿命短些，想来也足有四五代人的时光。这期间蛊毒变得沉寂起来，虽然仍然找得到文字的记载，但是却已经开始了往西南地区流行的苗头。南宋的蓄蛊之家，按当时官府的处理，虽是远逐却也只是逐到闽浙的深山里，远离人群罢了。这中间的原因想来是由于西南地方在宋时有云南的大理国、广西失国的农智高以及湘黔的土司和治外之地，流放犯人不是很容易，加之路途遥远，行政效率低下。蒙元北撤以后，西南地方的蛊毒却流行起来，那么来源在哪里呢？

    来源其实也还是江南。一是宋末，江南人避元军战事逃逸到两广、云贵。却不想一支元军从青藏高原南下，先取大理，后收黔渝。因而此轮的江南人算是较小的影响。二是元末明初，有一轮伐西南的战事，以江南为老巢的朱明王朝随后大规模移江南民众充实西南的卫所。今天贵州安顺所谓的“屯堡人”其驻地的老宅仍有江南建筑装饰的风格。三是明末清初，南明王朝覆灭，江南兵民一路西逃，先后筹建了几处流亡政府，贵州安龙的十八先生就是这种流亡政府中权力斗争的结果。

    西南蛊毒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江南蛊毒的消失。在福建地方一直这方面的诉争，只是在没有西南那样厉害罢了。江南蛊毒的势衰，仔细研究的人不多。这些思考者多归于文明和医药的进步，然而在20世纪之前，说中国的医药的进步是很勉强的事情。到了晚清，一朝天子还死在天花上。江南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是赵宋以来就确定了的事情，明清不过受了衣钵而已。

    江南蛊毒的式微当是政治形势转变和族群关系变化导致的。蒙古人和满洲人对江南汉人官府的摧枯拉朽的打击，引起了政治地位和族群关系的变化。江南人面对的重要的现实问题不再是附近蓄蛊者的阴谋陷害而是有如留辫留头这样的阳谋问题。原先的内部结构由于战乱的冲击被搅得混乱，原先的雅士或沦为乞丐（黔东南地区苗语中乞丐即汉人，记得好像是李炳泽先生考证过这个渊源），或沦为盗匪，江南失去了区分蓄蛊之家的激情和动力。江南人没有用蛊毒来对付蒙古人和满州人，因为显然蛊毒不可能对付像扬州和嘉庆这样的屠城，甚至连伤及敌人指挥官的可能也不存在。或者“正直”的江南人认为蛊毒之术，非君子所为，宁愿伸了脖子舔刀，也不愿使用这厉害的东西。当然也许江南人也用过了，可是没有得到想象中的效果，最终丧失了对这个上等毒物的信仰。

    一百多年以后，江南地区社会结构已经比较稳定了。国无外患，必有内忧，虽然有用词不当之嫌，但是1768年却实实在在让江南人恐慌了一场。美国人孔菲力把对中国这段历史的社会分析写成了一本书《叫魂——1768年中国巫术大恐慌》。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其详实的原始资料占有，加上崭新的视角和严谨的分析，使得这本书的成就超出了某些中国史家自尊心的承受能力。尽管有大量的罪犯供词记录，但是孔菲力坚信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审读这些供词，因为它们不一定真是出自招供者。然而历史的现实是许多的“恶毒”的人受到严惩，人们警惕着对方险恶的用心以及伴随着的巫术危险。

    又过了二百多年，一个关于“防育针”的恐慌在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国度南部省份悄然兴起。正常的防疫针、预防针演变成为防育针，南方的语音也许起来一些作用。但是，人们内心极度的焦虑可能才是问题严重化的所在。一些小学生在恐怖的气氛中跳楼身亡，其实没有几个小学生会想要儿女的事情。如果魔鬼和这些小学生做交易，许诺给他们玩具、糖果，然后告诉这些小学生，他们唯一失去的是以后不会有儿女，我想多数人会完成这个交易——这要魔鬼不是面目峥嵘，而是看上去友善的。所幸的是这次大恐慌未曾引发大规模的诉控和仇杀，伤痕主要留在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心里。

    西南地区对于蛊毒的恐惧盛行了很长的时间，直道20世纪六十年代才明显地表现出衰退的迹象。而更早之前，当日军的进攻逼迫东部人士退逃云贵时，除了对战事的恐慌以外，对于蛊毒的恐慌也是不小的。市场也对此作出了反应，解蛊毒的草药有了很好的销路。马学良专门就蛊毒的恐慌在《边政公论》上发表了一片有关倮族（现彝族）的文章。在另一个时间，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和芮逸夫则专门带着工具去湘西调查苗人的放蛊问题。

    显然对蛊毒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对人心的恐惧。一种危险的“坏人”会用蛊毒对我们这些“好人”造成伤害。蛊毒与鬼怪不同，它是与人联系在一起。鬼怪在人们看来是可以自在的。因而对蛊毒的恐惧也就是对险恶人心的恐惧，因而人心比蛊毒更恶！

    差点忘了说蛊毒的一大特点是和美女俊男有关。蓄养蛊毒的女人多数都被认为很漂亮，尽管美的标准千差万别，但是我也承认她们是美丽的。至于解释，本人的部分阐述被批评过了，因而待思考完善以后，再行公布。

    文章的最后是否要回答蛊毒是什么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制作蛊毒，本人可以做技术指导，仅限以研究和爱好为目的者。郑重声明的是，在获取毒蛇，蜘蛛、蟾蜍等有毒动物时，切忌要做好非常非常齐备的安全防范措施，避免中毒伤人害己，未成年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参与相关活动。如果您不幸中了蛊毒，本人可以提供解蛊的药方，保证不是本人自己编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