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第二章、类型论
正如所有对翻译作出的思考所揭示的，同中国人一起思考，或有时用中文思考使我们意识到思想体系之间彼此有多么大的区别，并且各自为战。这也说明思想的各成体系，因为它们可以自圆其说并经受长期的考验。所有的翻译都只是权宜之计，当然并不是说误译就是允许的，甚至不顾质量。明显的错误改正起来比大约近似的翻译更容易。
在希腊与中国所产生的对思维方式的研究还没有被外星人所破解，否则后者可以抹去其中太过明显的对立，或以不可思议的观点把对立面突出出来。我们确实有必要通过对称来看待差异。因此，哪怕在对方看来似乎不同或相对立的东西，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个事先存在、对译者来说熟悉的范畴。在阅读译自中文的西语时便看得出许多这样的类型，不是过于随便就是刻板。哪怕是研究到最后，为了指出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并进行归类，而实际上不可能作任何比较时，便把比较变成二元规则。这一次，翻译实践的困难体现在概念或题材的种类上。
一、植物模式还是田园模式（végétal ou pastoral）
在西方，社会形式起源于田园模式，如牧羊人指挥统领他的羊群。这一田园模式在诫律和命运的观念上受宗教与政治的影响。神授的诫律，为权力而战，为生活而规划而迁移，这当中可能会有最终目的的更改与经常性的变动。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社会形式来自于建立在成熟（Haudricourt）基础之上的农业模式，来自植物的繁衍规律。另外，农业模式意味着有季节交替，种子缓慢的生长，注重和谐与自然生长，而缺乏理想与实现目标两者之间的明显分歧。在这种植物世界里，语言（无论人或神）与行动没有任何隔离。
在尽量少的范围内，有些类似的对立面也同样明显。根据莱昂·旺岱尔米什（Léon Vandermeersch）的理论，希腊思想属于可揉捏陶土的陶器世界，而中国思想则属于适合于根据自然玉石纹理打磨的宝石世界。
我们可以在这个理论中植入另一个对立面，一方面是优胜竞争的角斗（agôn）世界，与田园里羊群的拔尖有关；另一方面是整体宇宙的调合世界，与强弱交替、种子发芽及根据和谐规律的生长有关，它摒弃以行动为主的殊死决斗和仓促的较量。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揭示出宇宙是一个矛盾与互补的交替系统，他把这些归结成战争原则（polemos）；而同一种情形下，一个中国思想家会更加关注和谐。
二、书写还是口语（écrit ou oral）
在田园模式里，言语和声音很重要。语言在西方是与口语有直接关系的，语言记录口语。在拼音文字里，字词根据拼写而书写和发音，写出来的就是听到的。相反地，中文及其他表意文字是以词干、概念的组合形式形成，而非根据语音。前一种情况是，口语在文字之前形成并带有其痕迹；第二种是文字先于口语，并拥有其自身规范基础的组合标记（字块拼写）。在拼音文字里，要想知道由字组成的同义词需要专家和学者在词源学上寻根；而在中文里，词源通常一目了然（“许可”和“水”组合在一起便成了“河”）。
因此，中国标志着文字的文明；而口语则主宰了西方，文字在西方只是在传递繁复文章时才必不可少，无论是宗教、政治、诗还是哲学，其渊源主要是以演说和口语为主。柏拉图认为活的语言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7]。希腊－罗马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口语文明，其思想在演说、宣言与唇枪舌战中充满了自由与禁锢。
在中文里，藐视时间的符号语言力度及其能力决定了另外一种方式，同拼音文字的有词形变化相比，中文词的暗示潜力几乎是无限的，但很模糊。那么一个像希腊这样一种语言，有汇集和变化的能力，也有组合与拆开字词的能力，便使之有很宽的描述余地；而中文则只允许建立在语言规范与联想的抽象基础之上，它不能像希腊文那样轻易地增加定义和发音。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这些约束都不会造成决定性的严重阻碍。它们在各自的思想体系内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一开始。
三、调合还是行动（régulation ou action）
希腊产生过一个沉思与行动的对立思想，其意义引申为，两者都曾有过自身的目的。这种界线在中国没有那么分明，因为顺序已经在过程中被思考过了。这里没有使用理论模式，而是运用了世界未来变化的倾向，行动并不回应目的而是适应整体效果，处于世界的调合当中。让我们再看看弗朗索瓦۰朱利安的比较结果[8]，在中国，有效的行动要在流动中，正如互补力量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出现与转变。这里我们找不到像西方要达到一个目的的思路，即一个理想状态能够可塑性地激发出实实在在的改变。这种掌握了进程中流体的能力使得有些中国思想家对长期过程、静态的出现与改革有极其明确的感知。在西方，人们对断裂、起始、基础等更感兴趣。
格拉内（Granet）注意到中国人倾向于注重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不是现象的演变。阴阳作为世界演进过程中错综复杂的补充，是所有这些观察角度的阐述之一。这并不是原则亦非实质，而是人从外部着眼观察到的世界本身。再举另一些更有名的例子，根据《易经》的说法，生命是在不断变化中的，那么便需特别关注一切起源，从零开始与推倒重来的思想与另一种思想完全背道而弛，即绝不认为生命是无中生有突然出现的。这是在另一种形式下，植物与田园模式两者的对立。
四、综合还是分析（synthèse ou analyse）
中国倾向于综合与诸子百家混合，结果是拒绝极端、偏袒与论战的扩大化，这种总体主义欠缺一些分析能力。而西方注重的分析加之依赖其拼音语言中的词形变化系统，使这种倾向在双重背景中得到成形与强化。虽然形成得极缓慢，主体与客体二重性最终还是左右了西方的思想。这样一种二重性，还不必谈其两个极端，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思想家无论是在构思行动还是伦理学说中都没有明显的分离思考习惯，主客体的对立在此是缺失、减弱或消失的。
我们过去错误地认为分析意识自古希腊以来便在西方自然而然地存在，这种意识与其他认识方法有所冲突，比如启示的、神学的或经院式的认识方法。其实是在笛卡尔（Descartes）时代，分析意识才伴随着主客体二元论有了较深入的探讨。希腊保有两方面实质，一个是“phusis”自然基础（即一切自然生长的东西被定义为生命之成长）；另一个是计谋、创造、技巧，比如由盗取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所明确阐示的“mêkhanê”。这第二个方面既是一个大胆愿望的升华，同时又使主客体对立达到极致，而且是后者最后在西方占了上风，也在笛卡尔主义的分析体系以及控制与拥有自然的想法中发挥出了作用。
分析论与机械论的果敢可以是人类主义的论据，但相反地，希腊人也并没有忽视极端化在实践与精神方面的危险。在中国，拒绝极端化并不那么经常提及，也没那么可怕。极端化倒被认为是多余的，无用的，不可避免地必定遭到被自然消除的结局。尽管如此，很多中国伦理学著作仍然反对极端化，并产生了某种价值理论。在这点上，希腊的二律背反便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五、内在还是超验（immanence ou transcendance）
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中国是内在性的，加上由于宇宙、世界都是单一的特殊结构，一个惟一体，使得这种内在性被强化了。只有一种现实，即分裂是不可能的。在中国，没有超越世界之外的东西，其他更高级的或是逆反的世界就更不可能了。或者说对其他事物的期望、对另外一个现实的期望都是以内在的方式进行的，通过幻想或忧虑来达到另一个现实，这现实也同样是或更加是所处世界的中心。冥思、作诗、思想、修炼等都是试图深入通向这个世界内在性的途径。或者没有超越，或者它就在世界中央，无论如何它不会超越，也不会伸出其外。
相反地，西方文化在各种形式上都有宗教和神话的影子，认为有一个假想的外部世界或别处。连希腊哲学中都有一部分神话，不仅柏拉图，而且最基本的哲学教义深处也都有一些。西方的理性在最开始为了有更加充分的论证理由总是摆脱神话，但同时这一理性在创世的形式下又产生出其他的神话，后者为了非神秘化表象，只可能更加强大。由于一开始就有形象化的解释或超自然化，神话便成为西方的纲领和理想。比如进步的神话，幸福的神话；又比如合理化观念和共产主义等。
在中国，好与坏表现得似乎不很强烈。在西方，不管是宗教、神话、哲学或是诗歌的说法里，以其对此类问题戏剧性的感觉，坏与自然相斥，好则与自然相谐，两者都不能达到，也似乎不可比。西方的悲剧作家显示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它表现出一种未知的饥渴，对外部世界的渴望，然而缺乏内在的魅力。
在上述对立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设想反映在伦理与政治方面的效果，在一个内在和调合的世界中，人们生活在后果、反作用和效果的氛围中。这一大的过程包容了永久的世界，克里纳门（clinamen）偏差的原子论（指不特定的产生于运动方向的微小偏差）离此不远了。从本质上说，西方倾向于一个创世的概念，哪怕有时要以耶稣基督来代替上帝。从那时起，行动、愿望、终极目的论和目的论就起了主宰作用，“后果的不可抗拒逻辑（中国方面），合目的性的秩序－－只是有可能（希腊方面）。[9]”
六、诗歌还是逻辑（poétique ou logique）
也许语言内部固有的区别本身便产生了不同的素质。有可能。因而两千五百年以来有了一条诗歌之路和一条逻辑之路。这两条路在所有的语言、所有的文化中都多多少少存在，两者都曾经、也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其中总有一方在思想领域里占主导地位，那么中国之路便是诗歌的，西方则是逻辑的。一方面是间接的、暗示的和整体的；另一方面是演讲的、演示的和建构的。内在性与互补性则与西方的唯理性、多音节、理想主义和辩论的特征相对应。事实上，这便是事物的起点。然后，以整体性把其中一种归为文学性，使之变得无力；另一种因分析性而归为逻辑性，又有简约之嫌。这在类型论对立的方法中已经料想到并产生结果了。
现在我们还是换一个角度吧，在两相对比之后，来看看分散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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