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豁达胸怀对我们的启示

                           文/舒影   http://blog.sina.com.cn/shuying163

    近读史书，偶有所得。从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里，打捞起一位曾被列宁称之谓“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历史人物王安石，以及他隐散在安徽铜陵地方史料里的一件历史学家们难以寻觅的名人佚事。这件佚事，读来轻松，读后却令人对历史、对现实都不无产生发人深省的凝重思考。综观宋代三百一十九年中，负责治理国事的宰相，北宋有七十二人，南宋有六十一人，共一百三十三人。当时宰相的职高位尊，手中无不掌握人民祸福、国家兴亡大权，但千秋以后能够为人民敬仰者，则寥寥可数。真正能为后人传颂者，以北宋而言，也不过只有真宗时之寇准；仁宗时之韩琦、范仲淹；神宗时的王安石等。其中尤为后人赞贬交加争议者，莫过于主张改革、力倡改革推行新法的王安石。他既是一位政治家，改革家，又是一位文学家，在古代中国，文学与政治是一颗枝上的并蒂花，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这种互为映衬的光辉照亮了他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地方史《铜陵县志》就有王安石这样光辉的一段记载：

    当时尚在地方做官青年时代的王安石，曾几度在安徽铜陵县境内一处叫“灵窦泉”畔的大明寺（现属于铜陵县新桥乡大明村）寓居过。王安石在铜陵驻足的主要原因，是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友、文化乡绅胡叔才（名胡舜元字叔才）。胡氏为王安石在这片泉水古刹相映生辉的风景地上建造了一座“荆公书堂”供他著书讲学，撰写诗文。王安石在铜陵留下的诗文，一部分是寄情山水，状物言志，隐喻北宋中期的政治危机，折射出这位改革家忧国忧民、渴望变法的理想抱负和忧患意识。如“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润石上的出水孔）全无一日乾，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北中蟠”（《题灵窦泉》）。王安石在《题灵窦泉》这首诗里，显然是借奔泻的泉水，抒发他积郁在心灵深处的变法壮志。他感慨世人不了解他的变法主张，不知道一只呼风唤雨、渴望为天下解除“旱情”的“蛟龙”，竟尚蟠息在这个偏僻而幽静的山林之中呢！王安石的这种犀利、深刻的诗句，不仅体现了他对文学所持的“务为有补于世”（为现实服务）的根本精神，同时也披露出他的忧国忧民、立志改革的宏大政治抱负；王安石在铜陵的另一部分诗文则是记载了他与胡叔才的一段曲折交往。从给胡氏赠诗“有志在古道，驰情慕高贤”的诗句，到为其撰写的传体散文中溢美胡氏谓“叔才铜陵大家世，以赀名子弟之豪者……”云云，字里行间，清晰地印载着王安石于变法前夕求贤若渴的心态，和对胡氏的一片仰慕之情。因而，他们俩才能在一起“同砚席”地朝夕相伴，共话变法大计。

        然而，因社会政治变革和对变革所持的立场观点不同，挚友变仇敌的事情，古往今来，时有发生。就是这个曾被王安石为之倍加赞赏的知交胡叔才，当他于嘉佑四年（1059）考中了进士、任江西“德兴县尹迁（兼）著作郎”之后，随着地位的变化，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由布衣时的支持到为官后的反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竟然顽固地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维护封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一边，“以书诋安石”，严厉抨击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目的乃“怀利事君，贪财害民。”这同司马光一伙骂王安石的新法是“夺富民之利”和违反“祖宗成法”，要把天下搞乱等诬陷之词，如出一辙。即便如此，曾经登上宰相高位的王安石，于胡叔才病逝后，非但不计前嫌，甚至产生痛失“贤才”之感，当即挥毫为胡氏写下了《挽叔才胡著作郎》的悼诗，诗中高度评价胡叔才的文采和修史著书的社会影响，曰：“德兴文章里閈宗，姓名朝野尽知公”。并祈祷他“从此永别人间去，笑入蓬瀛阆苑中”。

       众所周知，王安石毕生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便是推行变法，力图拯救风雨飘摇中的北宋王朝的危机，但他在一个近乎人身攻击地强烈反对自己变法主张的不同政见者面前，却能把政治上的论争和个人之间的恩怨严格区别开来，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豁达大度的宽容。这一点，王安石不失有“宰相肚内能撑船”的豁达胸怀和与人为善的思想境界。

    体现王安石豁达胸怀的另一个例子，就是他和苏轼的关系。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与苏轼，虽然都是文学大家，也同朝为官，可政見却不同，该说是一对政敌。北宋神宗年间（1068——1086），苏轼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在自己的诗文里流露对新政权的强烈不满。由于苏轼当时是文坛领袖，如果任由他的诗在社会上流传，对新政权的巩固很不利。于是在神宗的默许下，刑部将苏东坡抓进了“乌台”关禁闭，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要他交代写这些诗此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办案的一帮御史李定、舒昙、王圭等人认为证据确凿，白纸黑子，铁证如山，均欲置苏轼死地而后快。但杀还是不杀？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这时，满朝文武没人敢站出来替苏轼说情。关键时刻，已经罢相退居金陵（南京）的王安石，力排众议给神宗上书说：“安有盛世杀才乎？”据说，“乌台诗案”的结果取决于王安石的这句话，使苏轼得到了释放，挽救了他的生命。

    这也实在难为這位荊公先生了，和对待胡叔才一样，对政敌如此宽大为怀，居然“仇將恩报”。若隨便換个人，朝廷杀了我的政敌，正中下怀，我不落井下石，在一旁看热闹也就是了，何苦替他出头，为他求情？可王安石到底是王安石，光明磊落，胸怀坦蕩，真正的宰相度量。退一步說，即使他沒有別的什么成就业績，即使沒有列入“唐宋八大家”，单就从不计前嫌悼念胡叔才和保存苏轼性命這两件事，也就足以千古不朽了。这是一段插曲，让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和由这个话题所产生的联想。
   

    读罢这段被历史风尘湮没了九百多年的佚事，不禁让人掩卷深思：古今中外政治家的胸怀，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但最能体现这种胸怀的本质特征，还是集中表现在尊贤和容“异”两大点上。而当政者的胸怀宽窄和惟贤与否，又往往是导致大业成败的重要原因。孔子讲，“宽则得众”，荀况说“尊贤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都是从胸怀与巩固统治的重大关系中总结出的治国安邦的千古至理名言。纵观中华古国五千余年来的不尽兴衰，上至前秦春秋，下至隋唐明清和现代，大凡能终成大业的政治家，无一不跟这一点息息相关。齐桓公能信用、支持管仲的改革，才使国家强盛，成为春秋五霸里的第一个霸王。刘邦能取天下，照他的话说，并非他有什么天才，而是重用了三个人杰的结果——用了张良，才能“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用了萧何，才能“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用了韩信，才能“战必胜，攻必取”。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魏徵之间，常为制定国策而纷争不休，有时甚至到了面红耳赤的地步，但李世民在百般恼恨之际，依然认定魏徵是不可多得的“贤佐”，并把他作为一面镜子，“以明得失”，“用防已过”。正是这种常纳逆耳忠言，吸收治国良策的开明大度，才赢来了中国历史上继文景之治后的又一个著名的贞观盛世。

       反之，那些居功自傲、唯我独尊、无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法则的忌贤妒能之辈，虽能风靡一时，但最终每每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吴王夫差之疏离伍子胥，项羽之不听范增的忠告，李自成、洪秀全进城后的独断专行，腐败蜕变，都几乎是酿成众叛亲离、国破家亡的直接因素。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王朝，同样不能逃脱这条历史法则。本来就对改革摇摆不定的宋神宗，迫于统治集团内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在罢免了王安石宰相职务的同时，不得不废除了新法。神宗不久死亡，王安石也相继逝世。这下好了，新法一废，重赋重开，官场上的腐败风举一反三地愈演愈烈，昏庸无能的北宋后期几个皇帝和各级官僚对人民横征暴敛，残酷地收括民脂民膏，供统治者们奢侈享乐，促使官民之间矛盾激化，引发方腊、宋江等各地农民起义军相继揭竿而起，最终导致北方的金朝，趁虚而入，进军南下，北宋宣告灭亡。

      衡量一个政治家胸怀宽阔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象王安石对待胡叔才那样，做到有政敌，无私仇。对历史人物不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以偏概全的终身定论，这是很能得民心的“道德之威”。秦末期间的楚汉相争，双方兵刃相见连续四年之久，可谓喋血饮剑，不共戴天。但当项羽败亡于乌江之后，刘邦非但对“诸项氏枝属”“皆不诛”，并——给以安抚，赐刘姓委封为候，对项羽的遗体“以鲁公礼（厚）葬项王毂城”。不仅如此，为项羽举行葬礼那天，刘邦还亲“为发哀，泣之而去”。刘邦这样做，虽有虚伪政治的一面，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有这种姿态，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帝王气度，故而才能大得民心，威加海内。

       在现代世界革命史上，列宁正确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堪称政治家胸怀的另一典型。俄国革命后期，因对“十月革命”所持观点不同，列宁曾经长期无情批判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但同时并不抹杀他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功绩，尤其对他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艺术》等哲学著作和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要求“哲学家们要通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阐述。”1918年普列汉诺夫逝世不到三个月，列宁便建议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和《普列汉诺夫全集》。政府同时作出决定批准建立“普列汉诺夫纪念馆”，并把他列入全俄革命家、历史名人、学者的行列。十月革命后，在克里姆林宫列宁的办公室内，人们常看到，《普列汉诺夫全集》是列宁经常放在案着的著作之一。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既是一种统一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家敢于求同存异的博大胸怀的体现。正是这种大气磅礴的政治家胸怀，对内迎来了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对外推动百川汇流奔大海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使几百万中华儿女穿越漫漫数百年的历史长廊，热泪盈眶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台海两岸的关系，由民间交往发展到党际之间的多次互访，出现了举世瞩目的新进展。在不久前举行的两岸“陈江”会谈中，胡锦涛主席适时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积累共识，务实进取”，这是新形式下政治家胸怀的进一步体现。目前，台海两岸的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与此同时，话和谐，盼统一的呼声响彻全球一切有华人的地方。
   
        历史是一面镜子。古代政治家王安石和胡叔才在铜陵的这段佚事，如果说对于今天犹存着的一切“历经劫波兄弟在”的炎黄子孙们，尚有某种意义上的借鉴和启迪的话，无非是要求我们，在这历史大转折的重要时刻，能象他和历史上所有虚怀若谷的政治家那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顾大体，识大局，抛旧怨，立新欢，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而凝心聚力，携手并进。因为，历史正在急切召唤着我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恩怨不在话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