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现代以来，海南尽管在经济等各方面发展滞后，但并没有脱离中国发展的格局。在政治、军事以及文化教育上，海南还是出现了一些名人。即使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还是重量级的人物。

    在政治上，出现了宋氏家族。宋氏家族原本姓韩。说到宋氏家族，我们先得提到韩教准。因少年时过继给姓宋的婶母的弟弟，韩教准改名为宋耀如（也称宋嘉树）。宋耀如生于1860年（一说1861年，另一说1866年），少年时到了美国，就读于教会学校，毕业后取得牧师资格。1886年回国。在上海当传教士，协助组织中国第一所基督教青年会。不久辞去布道工作，转而经营工商业。尽管这样，他对教会事务还是很热心的。19世纪末，宋耀如在开始了他与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交往，他可能意想不到，从此这一宋氏家族迈进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孙中山在开展革命活动时，每到上海，总要在宋耀如家落脚，向他们畅述革命形势，并且利用宋家开秘密会议。但宋耀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后来竟成了好友孙中山的岳父。宋耀如一生没有正式当过官，即使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在自己的女婿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他也没有当过一官半职。他是在1919年逝世的，终年59岁。（如果他出生的年份是1866年，那么，他逝世时是53岁。关于他逝世的年份，有的书是记载1918年。）

    现在该来讲讲宋耀如的夫人与子女了：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亦有的书写桂芝）也是基督教徒，浙江余姚县人，出身士大夫家庭，在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毕业，是当时少数受正规新式教育的中国妇女。两人在传教中认识并结缘。

    宋耀如夫妇于1888年生下宋霭龄，1893年生下宋庆龄，1894年生下宋子文。1897年生生下宋美龄。在宋美龄之后，还有两个弟弟子良与子安。宋家这六个子女全都在美国留过学。

    宋霭龄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她与孔祥熙在日本结婚。孔祥熙是孔子的第75代孙裔，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士学位。1923年初，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时，他受邀到广州出任财政厅长。孙中山逝世时，他也是立遗嘱的见证人之一。1927年1月，他曾任武汉政府的实业部长，“宁汉合流”（武汉政府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合作），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工商部长，后改任实业部长。孔祥熙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院长，还牢牢控制了中国的两家最大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也被他操纵。在南京政府垮台前夕，他把大量财产转移到美国。1948年孔祥熙全家跑到美国定居。孔本人在1967年8月在纽约病死，宋霭龄于1973年死于美国，终年85岁。

    在宋霭龄结婚后，宋庆龄接着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兴许是出自“英雄崇拜”的心理，宋庆龄爱上了孙中山。那时孙先生已经是49岁，而且还没离婚，而宋庆龄只有22岁。宋耀如夫妇坚决反对这桩婚事，他把女儿关在家里，女儿却设法逃了出来，直飞日本。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赶去日本，找上门去。一场冲突迫在眉睫，但结局颇富戏剧性。孙中山出门来，宋耀如竟跪在地上说，“我这个女儿就交给你了。”事后，宋耀如夫妇还是送了很多礼物给自己的女儿。在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与国民党右派产生深刻的分歧。她虽然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也当过国民政府委员，但是一直与蒋介石及孔祥熙等当权派对立，虽然这两人一个是自己的妹夫，另一个是自己的姐夫。她所走的是自己所选择的道路，而她的姐姐、妹妹和三个弟弟走的却是一条与她完全对立的道路。1949年，中共在北京建立政权，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又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1965年当选国家副主席。1981年5月16日，88岁高龄的宋庆龄病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她是第一位获得这荣誉的人。5月29日，宋庆龄于北京逝世。

    宋子文这个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中国现代豪门主要人物，在1917年回国时，只是在汉冶萍公司当英文秘书，后来在北京开过小五金店。1923年任上海信托公司的副经理，不到一年公司却倒闭了。只有到了在广州投奔自己的姐夫孙中山时，他的日子才开始好起来。先是任国民政府秘书、两广盐务稽核所长。1924年8月，孙中山创办中央银行时，他以自己曾在美国学过经济学与财务管理的背景，出任董事、行长。孙中山逝世前，他以亲属的身份赴京，作为孙中山立遗嘱时的见证人之一。1925年任财政部长。以后又担任过南京政府的财长及中央银行总裁。1927年内战爆发，宋子文在财政上给予蒋介石大力支持。在担任财长及行政院院长期间，他先后建立了许多企业，如中国棉业公司、华南大米出口公司、扬子江电力公司等。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期间，宋子文和他的姐夫孔祥熙联手控制全国金融业，宋子文从1935年开始控制了中国银行，第二年又收购了私营的广东银行（另一家叫广东省银行的与此行无关）及新华银行。第三年（即1937年），宋子文向广东银行支了百万元现金，以每股5元的低价，购入了由简氏家族经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20万股，这等于简氏家族所拥有的股份的半数，就这样，全国最大的烟草公司落入了宋氏家族的手中。宋系的广东银行战前不仅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立分行，在香港、旧金山及新加坡亦有。通过新加坡分行，宋子文在新加坡亦搞了些房地产。据新加坡老一辈说，现在的实龙岗花园的一些地段，过去曾经是宋子文的产业。宋子文战前多次来过新加坡，但多半是赴欧洲时船经本地而上岸做短暂停留。曾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林庆年还设宴款待过宋子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新加坡、马来亚半岛及东南亚各地均有庞大的销售网，该公司在新加坡的办事处就在禧街（Hill Street）警察局的对面，禧街警察局（及警察宿舍）现在是档案及口述历史馆所在处，对面的那座建筑物不久前拆除了。宋子文在战后曾任行政院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筹备私立海南大学，宋子文为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出力甚多。1949年前往法国，后在美国定居，1971年在一个晚宴上突然气绝身死，终年77岁。

    现在该来讲讲宋美龄了。她很有名的一句话是，“我除了面孔外，全都西化了。”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是由大姐宋霭龄牵线的。母亲倪桂珍知道给宋美龄介绍个结过婚的男人后，曾表示反对。但在宋霭龄的巧妙劝说及安排之下，宋美龄于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结婚。作为条件，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宋美龄并不自我隐没在政治舞台的幕后，而是经常走到台前扮演积极和重要角色。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西北军领袖杨虎成与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拘捕蒋介石，迫他停止内战，枪口向外。在蒋遭拘禁期间，在南京的宋美龄从幕后走到前台，四处活动，坚决反对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要以军事行动解决西安事变，她和哥哥宋子文都力主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宋美龄还亲自召集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要他们尽力营救校长蒋介石，要他们抗拒何应钦的命令。后来，她还在宋子文等人的陪同下，亲自出马远飞西安，代表蒋介石与杨虎城、张学良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谈判，从而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战爆发后，她多次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到欧美各国进行广泛且频密的外交活动，争取各国支持中国抗战，她还以流利的英语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抗战8年是宋美龄一生中最光彩的8年，她被列为世界十大名女人之一。1948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是“日薄西山”，宋美龄为挽救蒋家王朝做了最后的努力，再次赴美求援。但时过境迁，她的风光不再了。1950年1月，她从美国返回台湾。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宋美龄在办完了亡夫的丧事后，于同年9月旅居美国，但仍经常回台湾参加蒋介石的纪念活动。1986年10月，宋美龄返回台湾，并发表了《我将再起》宣言书；1991年，再离台湾隐居美国；2003年10月24日，宋美龄在美国病逝。宋耀如的6个子女，5个人一直向右走，只有宋庆龄一直左走，他们6人也从不转向。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宋庆龄与其他5人政治立场对立。只有在抗战8年期间，兄弟姐妹才接近，而且关系十分融洽。我们现在看到三姐妹的合影，除了年轻时的几张外，大半是抗战期间拍摄的。

    宋子良与宋子安这两个最年轻的弟弟，名气虽不如宋子文，但是地位与势权也相当大。宋子良当过宋氏家族所控制的几家银行的董事，出任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还当过姐夫孔祥熙的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及黄埔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控制了上海海港。六弟子安长期负责盐务部门，还兼任宋系多家银行的董事。在兄弟姐妹当中，五弟宋子良与二姐宋庆龄的关系较好，子良是家族中唯一跟宋庆龄一直保持联系的成员。在1981年5月宋庆龄病重时，宋子良还从美国拍了电报到北京慰问。

    在文化教育上，出现了陈序经、岑家梧等人。陈序经，字怀民，生于1903年9月1日，海南省文昌县清澜港瑶岛村。陈序经的先世于宋时由福建莆田县迁来。父陈继美，字玉庭。幼时家境困难。长大以后经商，生意从海南做到南洋。此后，家境逐渐好转。有了这一基础，陈继美当然就要送儿子去读书。而不是像他那样，因家贫，断断续续地读了两个半年。人们在追溯一个著名学者的少年时，往往会堆砌一些赞誉之词，如少年早慧，智力过人等等。但用在少年陈序经身上则不尽然。1907年，陈序经入私塾读书，但读得并不好。读了一年多，一本薄薄的《三字经》读了不到四分之一，塾师甚至断言，“这孩子就是用斧头劈开脑瓜也装不下书。”算命先生也说，这孩子将来若是能用笔杆谋生，他就不当算命先生了。但预测也有大跌眼镜的时候。陈序经后来读书却能读得很好，不然也就不会成为著名学者了。1912年，母亲病故，由新加坡返乡。陈继美把他与妹慧英送到汪洋由林猷江表叔遗孀（三妈）照料，入汪洋致远小学读书。三妈的关心无微不至。她常常陪孩子读书，不失时机地鼓励孩子。陈序经终于开窍了，他成了班里的优秀学生。1914年，他到文昌县县城入模范小学。1915年，随父到新加坡，先后在育英学校、道南学校、养正学校及华侨中学读书。1915年底回广州求学。行前父亲嘱咐他不要想在国内做官，不要回南洋做生意。1920年，考入岭南大学附中初中三年级读书。1922年暑假，回南洋省亲后，到上海考入沪江大学生物系就读。1924年，因不愿在沪江大学入基督教，转学入复旦大学社会系。1925年，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授予学士学位。8月5日乘轮船去美国伊利诺斯州欧班那的伊利诺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这所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暑假回国，应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1929年8月20日，在新加坡与黄素芬女士结婚，婚后携妻子赴德国留学。

    1931年2月，因用功过度患病，4月乘船离德返国，6月抵达广州，任教于岭南大学。1934年1月15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中国文化之出路》，提出“全盘西化”主张，在全国引起一场激烈的文化论战。是年夏天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聘为研究教授。1935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1936年，陈序经在《独立评论》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在国内引发一场乡村建设运动的论战。1937年，到广东顺德考察蚕丝工业时，恰逢“七七”事变，到长沙筹备临时大学。后撤退到云南昆明。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其间，教育部出台文件，要求担任学院院长的教授必须加入国民党。陈序经却不为所动，声言，“如果教育部不用非国民党员当法商学院院长，那么撤我的职好了。我宁可被撤职不当院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但是我不会自动辞院长职。”教育部也拿他没有办法。陈序经是能吃苦的学者，他收到父亲的影响，每天凌晨起床，随即开始写作。正是通过这样的努力，他完成了近300万言的《文化学系统》。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及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47年九月，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一文，在国内引发一场有关教育问题的大论战。1948年8月1日，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1952年，岭南大学解散，任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任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在新的时代，他转而去研究历史，写出《匈奴史稿》及各种东南亚史专论。196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2月16日在天津南开大学逝世。这样，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西交通史》就成了一部遗稿。

陈序经曾与宋子文见过几次面，且都在成立私立海南大学上出过力。宋子文还曾邀请陈序经出任驻暹罗大使，但陈序经以终身从事教育为由拒绝了。两人都是同乡，但没有深交。

    “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者”，这是陈序经的自称。胡适也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们的个性仍有相同的成分。这样的人是豁达大度的，是看淡生死的。也应是长寿的，结果却不是。

    陈序经的生死观、苦乐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一副对联中：

    荣生惟有死中得

    至乐常从苦里来

    十年动乱开始后，陈序经受到冲击，被罗织了多种罪名，有“反动学术权威”，有骇人的如“里通外国”、“美帝文化特务”、“国际间谍”，等等。过去的历史，特别是在岭大的这段历史，被翻了出来，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全都当作他的罪名的证据。1967年初，被驱赶到一间6平方米的房间。1967年2月16日晨，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4岁。胡适同样也是因为心肌梗塞去世的，但胡适是在笑谈间突然倒地的。

    岑家梧，是一位与陈序经共过事但年岁稍小的海南学者。1912年生于澄迈县永发镇岑后村一个农民家庭。父母早丧，家境贫寒。他天资聪颖，从小刻苦自砺，每天鸡一报晓就爬起床读书，并持之有恒，在乡里有文名。1926年，他14岁时不得不辍学而随乡人到广州找工作，后因获得一位族伯的帮助，才得以在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入读初中。 1929年初中毕业时，他得到著名金石学家容庚教授的支持到北平进了辅仁中学高中。半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停学，开始了在北平图书馆的自学生涯。他发奋读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同时开始给报刊写点小文章，赚点稿费维持生活。馆内丰富的藏书，为他打开一扇扇世界之窗，他的视野随着知识的增进而更为开阔了。《图腾艺术史》，是他的成名之作。定稿时年仅24岁。这部著作在现代中国人类文化学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几度再版，有些大学还把它作为文艺学课程的教材。1934年初夏，刚读完大三的他得到在南洋经商的族伯岑廷树资助东渡扶桑，进入东京立教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又在帝国大学师从松树僚博研究体质人类学。在日三年，先后写成《史前艺术史》、《史前史概论》和《图腾艺术史》三部著作。“七七”事变后，岑家梧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底随着中山大学迁校云南，先后被聘为西南联大、贵州大学等多所院校教授。在川、黔执教期间，他多次深入穷乡僻壤，开展民族社会调查或作文物和艺术考古。尽管历尽艰辛，餐风宿露，而收获却十分可观，他先后据此写了许多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1945年抗战胜利，岑家梧于次年春天回到岭大任教，陈序经到岭大当校长后，两人再度成为同事。

    1951年7月，岑家梧参加了中央访问团，任第二团副团长，到广东粤北和海南岛访问瑶、黎、苗等少数民族。1953年调往武汉中南民族学院执教，不久被任命为副院长。1956年，全国人大民委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岑家梧到北京参加了筹备工作，负责审编《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给全体调查人员作了《关于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并担任了广东组的组长。这一次田野调查从1956年10月开始，到1957年7月第一阶段结束，岑家梧深入到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地区作重点调查，写出了《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海南岛黎族的纺织工业及历史上的“吉贝”题》等多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月刊》上。可惜时隔不久，岑家梧就被卷入1957年刮起的“反右”风暴，被遣送到农场劳改。他的学术生命也从此中断了。1960年元旦，“右派”帽子一摘掉，便又重整笔墨，恢复了研究生涯。从1961年到1965年，他结合教学，编写了《中南民族史略》、《中国原始社会史稿》两本书稿及其参考资料。此外，还着手并完成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一书中的《宋代海南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各族经济文化交流》等部分章节的写作。1966年的空前大浩劫却无情地把他吞噬了。岑家梧虽然早在年轻时即已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但由于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他的学识才智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未完成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