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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岭上说“冯公”(2007-11-13 15:58:04)
 

桃花岭上说“冯公”

 

路是人走出来的,桃花岭首先是桃花岭上的山民 “走”出来的。桃花岭又称冯公岭,“冯公此山民,昔开此山居”,这是宋叶适(1150~1223)的诗句。从古至今,在桃花岭上“走”过的人该有多少?这是无法统计的,所以要说“冯公”,当然就不止一个。

 

冯公此山民

 

清光绪二年(1876)《缙云县志》载宋叶适《冯公此山民》诗云:

 

冯公此山民,昔开此山居。

曲盘五十里,陟降皆林庐。

公今去不存,耕凿自有余。

风篁生谷隧,雨旆来岩虚。

人随乱云入,咫尺声相呼。

四时草木香,异类果蔬腴。

采薪得崖花,结缀成襟裾。

此亦佳窟宅,可对幽人娱。

何必种桃源,始入仙者图。

瓯闽两邦士,汹汹日夜趋。

辛勤起芒屩,邂逅乘軿车。

山人老白首,名氏不见书。

而我独何为,拊身念居诸。

 

按诗中所述,冯公是十足的桃花源中人了。你看他旁观“瓯闽两邦士,汹汹日夜趋”,就颇不以为然。有关此事,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作了记载。简单地说,就是汉代时,今温州、丽水一带属于东瓯国,与在今福建一带的闽越国,以及汉朝廷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东瓯国因此两次举国迁往江淮:第一次是觉得自己力量弱小,怕闽越国报复,为了寻求朝廷保护,而自请迁徙;第二次是朝廷认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总之是战争让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尤其是第二次,那基本上是强迫性的。“汹汹日夜趋”的“两邦士”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所以实在还不如冯公高明呢!

据诗中所述,冯公是没有什么财产可言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异类果蔬腴”,也终究只是果腹而已。然而他却要开凿几十里路的山岭,也真算得上是愚公移山了。这样的人,就世俗而言,真正是呆子,而且是大呆一个!按清《缙云县志》所载,冯公名叫大杲。据此,今天的人们便怀疑“大杲”,是否是“大呆”之误。果真如此,也算得上是历史的误会了。

不过,历史终究是公正的,冯大杲的行动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肯定,这有桃花岭脚荆坑村的冯公庙为证。而且有意思的是,当地村人不称冯公为“冯公”,而是“冯公大帝”。于此可见,冯公在他们心中有着怎样崇高的地位。

当然这也反映出国人的一种帝王情结,龙的传人嘛!所以就要给已经是“帝”的,比如康熙呀乾隆呀,前面再加上一个“大”字;不是“帝”的,在生时虽然不能乱加,但是死后却也无妨,关羽就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除此之外,各地称“王”称“帝”也有的是,比如永康方岩的胡则被称为“胡公大帝”,仙居徐山殿的朱熹被称为“朱公大帝”。不过,他们都是位列朝班的;而像冯公这样一介山民被称为“大帝”,还实在没听说有第二个呢!

《冯公大帝的故事》载于《中国民间三集成·浙江缙云县卷》,其中说冯公是行医的,而且会武功,当地一名少女遭到财主强抢,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被财主诬告。为了申雪冤情,他赶赴处州府衙。从缙云到丽水,原本有150多里,而他抄近路却只有90里。要说这处州知府倒是个清官,他不但为冯公雪冤,还下令修路,这路就是后来的桃花岭,路线就按冯公所走的“近路”,并且冯公还被委任为修路“总指挥”。除了修路,冯公行医也救了不少人,于是感动了玉皇大帝,于是封他为“冯公大帝”。

故事本身有些庸俗,但却反映了老百姓的愿望:好人有好报。冯公的“好报”就是由一介山民成为了“冯公大帝”。

 

 

路创李北海

 

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

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

喷壁洒素雪,空濛生昼寒。

却思恶溪去,宁惧恶溪恶。

咆哮七十滩,水石相喷薄。

路创李北海,岩开谢康乐。

松风和猿声,搜索连洞壑。

 

这是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一诗的节录。其中的“缙云”,是指缙云郡,当然也包括缙云县在内。唐天宝元年(742)改括州郡为缙云郡,魏万游览括州正在改郡后不久,故不称括州,而称缙云。诗题中的魏万,隐居于王屋山,故而称他为“王屋山人”。他是李白的狂热崇拜者,因为寻访李白,“数千里不遇”,于是“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来终于在广陵相遇。临别时,李白写了这首诗。此诗是李白“述其行”,也就是记录魏万的游历所作,而不是他自己的记游之篇。其中的“李北海”、“谢康乐”分别指的是唐时的李邕和南朝宋时的谢灵运。

李邕(678~749),扬州江都人,因任职于北海太守,所以人称“李北海”。他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文学家,曾经先后两次任职括州。他第一次来括州,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所载,是因为他与“黄门侍郎张廷珪友善,时张皎用事,与廷珪谋引邕为宪官。事泄,中书令姚崇疾邕险躁,因而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这其实是朝廷内部的派别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李邕失败了。当时,他只有37岁。

李邕在司马任上干了三年,后来升为陈州刺史。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去泰山封禅而归,李邕写了不少颂扬文章,因此得到皇帝的欢心。李邕有些得意忘形,扬言自己“当居相位”,于是成为竞争对手张悅的眼中钉。偏偏这时,他在陈州任内贪污的问题又被人告发,结果他坐了大牢。幸亏有人冒死上书,极言他“贤为国宝”,虽然有些小过失,但是却“不足以掩大德”,终于得免一死,被贬为遵化县尉。后来李邕在岭南讨贼有功,升任澧州司马。开元二十三年(735)再升为括州刺史,其时他已经57岁。

李邕在括州刺史任上干了四年,清《处州府志》称赞他“兴利除害,抑强扶弱,郡人咸服”。那么这“兴利除害”有何具体内容呢?“路创李北海”该是内容之一,其中应当包括修筑桃花岭。李白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这首诗中就自注云:“李公邕昔为括州,开此岭路。”

李邕在括州刺史任内,还作了《缙云三帖》。这是李邕传世的书法精品,被明代董其昌收在《戏鸿堂帖》卷八。其释文云:

 

昨夜大雨,所料道计不堪矣,已使侄行,讫即百方使通缙云□□得永康□。

比无近书,益用驰仰毒热,惟胜和儿郎无恙也。邕粗尔少理,张子有家事,望□投与递可示也,谨因迟白不具。

吏部三弟,改少傅惘惘不已,五月廿九日邕咨。

 

之所以称为《缙云三帖》,是因为作品中有“缙云”字样。又因为还有“永康”字样,所以还被称为《永康三帖》。当然,笔者并非在此研究书法作品,而是想借此说明李邕“开此岭路”的可能性和确实性。因为与上文李白诗中的“缙云”一样,这里的“缙云”,也应当是“缙云郡”,也就是现在的丽水市。而从丽水到缙云到永康,除了好溪水道之外,桃花岭可是必经之路。

身为括州刺史,李邕修筑桃花岭,自然就是桃花岭上的又一“冯公”了。

再来说说“岩开谢康乐”——这与修路又有什么关系呢?

谢灵运(385~433),今浙江绍兴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十八岁就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他热衷于政治权势,由于在政治欲望上得不到满足,便肆意遨游山水。这位中国山水诗人的开山鼻祖是很讲排场的,为了前往永嘉赴任,他重新打通了剡中到海峤的10多里的汉代古道。《南史》上记载他,从“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临海太守以为来了“山贼”,弄得虚惊一场。他来过青田、丽水、缙云等地,游览过缙云仙都,他在景平元年(423)所作的《归途赋》中就有“搜缙云之遗迹”、“见千仞之孤石”这样的句子。“千仞之孤石”显然是指鼎湖峰。在缙云还有“谢公岩”,这就是“岩开谢康乐”的历史内涵。谢公岩俗称南岩,在东渡镇兰口村对岸的溪边,清初陈澄心有“山裂自何年,划开一线天”这样的诗句。因为这两句诗,笔者又以为谢公岩,应该是詹山村后的“岩涧”。此岩高达百十多米,岩体极似鼎湖峰,并与山体形成一条数十米长的大裂谷。当然这是题外之话。这里的问题是,谢灵运是怎样来到上述所在的。去青田、丽水是可以乘船的,去缙云乘船就太危险了。他在《与弟书》中这样写道:

 

闻恶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滩,王右军游此恶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于石。

 

一个“闻”字,就可以证明谢灵运并非乘船;而取道陆路,就必然翻越桃花岭。当然,他在《归途赋》中也有“停余舟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这样的句子,不过这应当是他到达缙云以后游览仙都的事。

看谢灵运的为人,就可以知道他翻越桃花岭的情形:虽然不必有几百人的游乐大军,但却一定是前呼后拥、水陆诸备的“全武行”。那时桃花岭尚未成为驿道,道路必定荆棘丛生、险峻难行。这样,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就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当然这种“开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能与李邕相提并论,所以充其量,他也只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冯公”。

 

 

道士与和尚

 

天下名山僧占多,在桃花岭,道士与和尚自然也不会缺席。

僧道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必讳言道士与和尚的正面作用,即使时至今日,僧道更多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然而他们护养树木,爱种花草,讲究环境卫生等,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正面意义。

桃花岭是以桃花命名的,种桃者大多为道士与和尚。这是有诗文为证的。清《桃花洞存田碑记》说到桃花洞,就说“泉流洗耳,松风谡谡,竹影猗猗,惜未考此隘之何由以桃花名,而种桃道士又不知今归何处。”明缙云县人郑赓唐《桃花隘》中有“种桃成底事,不计岁时千。白雪赓酬日,桃花艳霭天”的诗句。同题诗中,清嘉兴沈辰垣有“连冈不断势嶐嵸,烟霭濛濛极望中。兰叶迎风香不断,桃花著雨树全红”的句子;浙江巡抚阮元也有“掉臂已过白云上,回头尽见万峰低。何年道士栽桃树,终古征人散马蹄”的诗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道士种桃的事实存在。可惜的是这些道士们——也许是一个,也许是一群,没有一个是有名气的,兼之年代久远,所以都留不下他们的名字。于是这功劳,最后就笼而统之地归为神仙所有了。

——《高机与吴三春》中神仙在桃花岭上种桃的故事,大约就是这样来的吧?

早先,这座桃花岭原来是一座光秃秃的小山。有一次,有位仙人经过此地,看到一个农民在山下车水,一面车水,一面唱着山歌,煞是快活。不觉走过去问道:“大哥,天上日头这么猛,晒着你的光脊,你又这么辛劳地车水,还有什么快活?”那农民见是个女人问他,反过来问她是什么人?那仙人道:“我是仙人。”农民听了哈哈大笑,说道:“回答你这个问题倒容易,只是你说你是个仙人我就不信。”那仙人道:“要你相信也不难。我有仙法,什么事我都能够办好。你出个难题让我来做吧!”那农民说:“好吧,你能在一个时辰叫这座秃岭开遍桃花,我就信你!”那仙人听了,就在山下一株桃树上折下一枝桃花,爬上山,在山岭四面八方都折了一小枝桃花插上,然后一拍手,满山遍岭,霎时间,桃树林立,红花怒放,远远望去,真是天空底下挂着的一团红云绛雾,美极了!此后这儿就叫桃花岭。

仙人是浪漫的,而和尚就要实在许多,所以至今还有留下姓名的。比如上文提及的《桃花洞存田碑记》,虽然碑文是由处州知府徐相撰写的,但是末尾却也有“桃花洞住持僧德星同师弟文云敬立”字样。而在《重栽桃花碑记》中,缙云县知事徐炽烈更是在碑文中,堂而皇之写上桃花洞“僧永昌、半岭庆善寺僧维崧等具禀以请”,“僧永昌、维崧等理其事”。此文不但写了桃树遭到砍伐,而后重新栽种的事,而且申明“永禁砍伐,俾得长育成林,以庇行人。”

说到道士与和尚,自然还要说说崇景寺、庆善寺——怎么寺院里也有道士呢?这是因为在缙云,道观与寺院历来是没有严格区分的,无论在道观,还是寺院,菩萨、神仙共奉者比比皆是,崇景寺、庆善寺就是这样。所以前文所说的道士种桃,兴许是和尚也说不定呢!

崇景寺即桃花洞,位于桃花岭头隘头村,始建年代无考。清乾隆三十年(1760)由布正使司捐俸修建,有大殿、文昌阁、僧房等建筑。主要供奉关公,另外还有如来、观音、十八罗汉、桃花娘娘等。由于地处驿道,从金华到丽水、温州,或者从丽水、温州到金华,均为必经之地。而此地相距丽水府城、缙云县城正好一天路程,因而寺内还设有驿站,俗称“官厅”,供过往官员以及杂役等旅宿。“文化大革命”期间,菩萨被扫地出门,还曾利用寺舍改办中学,招收底隘头、外隘头、公凸头等村农民子女入学,可谓集儒、释、道为一处。清总兵赵永铭所撰庙联云:

 

地当婺括要冲,洞扼桃源,叠峰层峦归一统;

威震荆襄诸郡,运扶大汉,忠肝义胆照千秋。

 

庆善寺位于桃花岭半岭处,嘉庆二十四年(1819)建。有大殿3间,禅房9间,主要供奉关公。此地位于桃花岭半岭处,相距崇景寺大约一个多小时路程,因而寺内建有“憩轩”,供官员以及工商行旅歇脚、饮茶。

——道士与和尚对于桃花岭的环境建设是功不可没的。那么,他们是否也可以称为桃花岭上的“冯公”呢?

 

 

好道与恶道

 

桃花岭,岭是一条路,也是一座山。山下有溪,原名“恶溪”,后来改名“好溪”。

之所以说溪,是因为溪与路密不可分。比如说,民国时开通了缙云至丽水的公路,好溪的航运就停止了,而且是永远地停止了。于此可知两者的此消彼长关系。当然,这是在近代。古代可不是这样。在古代,好溪上行船,桃花岭上走人,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可以设想,恶溪时代的历史是很长的,在它的前期,连木船也不能行走。恶溪之所以是恶溪,就是因为通了木船,遇上多次危险的缘故。于是设法整修河道,终于使它改“恶”从“善”,好溪时代从此开始。这样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新唐书》是将它归功于处州刺史段成式(?~863)的。《新唐书》这样说:“恶溪多水怪。宣宗时,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潜去,民谓之好溪。”

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段成式在自己所写的《好道庙记》中这样说:

 

缙云郡之东南十五里,抵古祠曰好道。询于旧,云置自后周,莫详年月。好溪本名恶溪,时有陈氏子,失名,尝任永嘉长史,秩满北归,卒于溪阴……何魂不敛于秋柏,气不散于焄蒿,若伯有见怪,据传巫语。是时,陆擅蛇虎,水制蛟螭,道茀路绝,一境相恐,吏民始为建庙。木人长史,徒俨衣冠,桐郎诸侯,未加印绶。州内昉定,畏途坦夷,安流涟漪,遂名溪曰好溪,路曰好道,里人因以署庙焉。计其岁月,逾六甲子矣。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好溪、好道是在南北朝后周时就开始了的。当时有一位姓陈的人任永嘉长史,任满回家时死在了恶溪。于是各种传说纷纷,弄得大家都很害怕。为此就着手建庙,依靠菩萨的力量,终于使得溪流波澜不惊,恶溪从此变“好”,恶道也成了好道。

从溪、道同“恶”,后来又一同变“好”,就可以看出:在古代,溪、道是同进同退的。

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要建设一项较大的工程,道路都是必须首先畅通的。好道庙的工程大约不会很大,但木头、石头、砖瓦等等,还是需要通过道路运输的。至于段成式的“善政”,就是他组织民众在桃花岭灵鹫山下修筑好溪堰。据清道光《丽水县志》所载,其“堰阔六丈,长九十丈,中高一丈二尺,两端以次杀高六尺。自堰至分水坝一百八十二丈,自分水坝至东渠蜈蚣坝一百二十丈,自分水坝北至渠巩固桥二百九十丈。东渠灌田四十五顷三十九亩有奇,北渠灌田一十八顷五十六亩有奇。”在当时,这算得上是大工程了,运输泥土、石头等所需的道路就必须拓宽。工程完成以后,溪流比原来更好了,道路也比原来更通畅了。所以后周时期恶溪虽然已经变“好”,但其“好”恐怕有限得很,是段成式使好溪好上加好,也使好道好上加好。

那么,恶道、好道与桃花岭又有什么关系呢?

恶道、好道,其实就是桃花岭上的一条道。桃花岭上自从有了山民,这样的道路也就有了。而且这样的道路决不止一条,而必定有许多条,比如清道光《丽水县志》就载和乐乡有古括苍道,“闻当时官民之赴武林者,靡不由此,盖处之通道也”。后来桃花岭贯通了,象这样的道路便废弃了。从开凿的意义上说,桃花岭上有多少条路,就有多少个“冯公”,而冯大杲只是更大的“冯公”而已。

说到道路的“恶”与“好”,其实是比较而言的。恶道、恶溪时是“陆擅蛇虎,水制蛟螭”,而到了好溪、好道时的元代,许谦走在这条路上,依然是“马不容鞭仆夫叹,攀援何异蜀道难。”明代的李棠在《赠知县黄公考满序》(节选)中这样写道:

 

缙云土狭民贫,号难治。秋苗不满八千石,而户溢万有奇。民之给驿站、赡兵校者三之一,隙而弗役者无几。邑当瓯婺之交,藩臬御史行郡县,使者督银治,冠盖相望。傍郡守宰假道,烦从隶者,月无虚日。邑之西南,限以峻岭,无舟车,便人以负荷为劳。一人行,必舆从数十人。民又散处难遽集,前宰以逢迎取时誉,每鸣扈集农民常百数。且虑其亡,维絷之,动经旬浃。客至,辄驱而送之。客被其惠,咸德之、誉之,而民不胜其病矣!于戏!朝浃丰廪馔、厚爵赏,以待天下士,为生民计也。士被其养而不急于民,至私其所好如此,岂不大可怪矣乎!

 

看了这样的文章,你还能说桃花岭是一条好道吗?这可是在明代,行路依然如此艰难!而且因为有了这条道,朝廷的使者,省里、州里以及兄弟州县的官员“月无虚日”地来。一位官员“行路”,前呼后拥为其服务者常有数十人之多。为了取悦上司,在官员间博得一个好声誉,知县老爷竟然将老百姓囚禁起来,以供其随时驱使。这样的囚禁不是一二天,而是动辄十天半月。对于老百姓来说,桃花岭有道实在还不如无道呢!

——什么恶道、好道,恶人当道,好道也就变成恶道了。宋沈悦《冯公岭诗》云:

 

晓上冯公岭,艰难见客情。

雨和残叶落,身逐乱云行。

野店山腰出,秋泉石罅生。

若将世途比,此路更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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