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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女对慈父的挚爱

 

寻找泡桐岗   张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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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长征70周年，我沿着爸爸当年长征的线路，经过三个多月跋涉，又一次来到泡桐岗下。同行的是一位长征同龄人、专程来华走长征路的以色列老兵武大卫。正是六月的雨季，我们比70年前红军到达的时间只晚了几天。爸爸在世时没为他找到泡桐岗，这次说什么也得“扒”上去看个究竟。只怕来得太晚，红军经历的艰险早已无迹可寻。凭经验，随着森林的消失，岗上的自然环境肯定不复当年。

 

    一连几天暴雨，荥河水猛涨，印老师从成都多次打电话叫我们小心。最近川西横断山区泥石流频繁发生，大渡河边我们一星期前刚经过的村子已被摧毁。县上干部说，雅安地区是有名的“天漏”，泡桐岗一带虽然森林锐减，但岗上的烂泥从来没干过，硬要走也要等雨停了、找老乡进去探探路再说。

 

    看到电视里特大泥石流的报道，妈妈在电话中也急了：“你老爸那会儿才23岁，你53都不止了！”自打我跟老大卫出发那天起，她就把客厅改造成“作战室”，挂起整面墙大的中国地图和一张张分省图，紧紧跟踪我们的“长征”。其实我早计算过，红军的“五老”长征时都比我年岁大，其中最年长的徐特立更大我5岁。再说，谁又能在70岁的老外面前认输呢？

 

    “作战会议”在县长的召集下开了整整一上午。根据地图计算，沿红军的路线从三合乡建政村（即水子地）出发、翻过泡桐岗垭口到下一个有人烟的地方——新建乡王家坝电站，南北直线距离只有18公里，电话打到垭口两边询问、两地乡长异口同声说，这段路估摸自己人也得走上8小时，像我们起码要10－12小时才能赶到。

 

    “山后苦蒿沟烂得很，里面根本没路。你们走不了！”我把这话翻译给老大卫，他登时满面通红。这个参加过6次中东战争的老英雄，虽然70高龄，行军、爬山当地向导都走不赢他。仅就进入四川以来，我们翻越火焰山、徙涉清溪峡，攀登大渡河两岸的崇山峻岭……一路上老大卫都担任“先头部队”。老人倔劲儿上来，泡桐岗的野牛也撼他不动。结果，会上年轻人纷纷要求同去，我们的队伍一下儿就“扩充”了6名“红军”！

 

    后半夜雨停了。三合乡头天派去探路的两位老乡进山一整天，到晚上10点还没消息，我心里有些打鼓。“无论如何按计划行动！”特种兵出身的老大卫言出必信，一大早差5分6点已经“全副武装”等候在酒店大堂。我们的具体计划是用越野车把人载到半山再开始步行，以保证天黑前翻过泡桐岗、到达安全地带。山中多野兽，少数人不带枪无法在山里过夜。尽管如此，还是带足干粮、雨具、防水手电等以防万一。

 

    来到水子地天已大亮。跟去年冬天比荥河水猛涨了近一米，两边河床全被淹没；水势汹涌，激流挟持着河底的卵石随波浪滚动。乡长介绍说，昨天山里水大，两位建政村村民老杨和老廖花了整8小时才翻过泡桐岗、摸出苦蒿沟，等他们搭“摩的”绕回山前已是后半夜。老廖是个精干的复员军人，担任我们的领队；老杨断后，收容老弱病残。他疑惑地打量着老大卫和我，多少猜到些任务的难度。

 

    小时候爸爸总说我运气好，长大了也不例外：70年前正是这个季节，爸爸顶着暴雨翻越泡桐岗，我却赶上难得的晴天。蓝色的群山透明如洗，衬映着泡桐岗清晰的曲线；“陆地巡洋舰”挂上四驱冲进急流，轧着被洪水淹没的河滩溯源而上。车身像风浪中的小船上下颠簸，四个车轮紧抓河床，时而在水中、时而在岸边，轰轰隆隆直冲到泡桐岗下。

 

    飘水顶算是泡桐岗的山门。从地质构造判断这是一面典型的弧形断崖，粗糙的花岗岩崖壁上一道山泉轻纱般飘落。车子就从这儿离开河道，转入森工队开出、今已荒芜的小路盘旋上山。进入山中，空气清新，车窗外鸟叫虫鸣、满眼新绿；砍伐后的森林林下灌木长势茂盛，草本植物竞相争艳。随着海拔的升高乔木逐渐增多，车轮碾过深厚湿润的落叶、引擎低声吼叫着爬上山腰唯一的空地——滥水坪。与诗情画意的飘水顶相反，滥水坪可谓名副其实：遍地烂泥和着杂草，一踩一个水坑，好似漏雨的牛棚烂得无处下脚。多年前，这里曾是森工队的最后营地，再往上就进入无人区。告别了车队，一行9人在此分为3组，（老大卫当然是第一组，）两位向导一前一后；个人自带饮用水，干粮统一由向导背起。领队的甩给每人一根儿烟后就开始沿山溪向垭口攀登。上山的坡度比较平缓，天气又凉爽，大伙儿说笑着鱼贯前行。遇到断壁危崖，县委的小伙子还使出攀岩绝技，猴子般挂在崖石上，惹得大家纷纷拍照留影；老大卫毕竟是沙漠里来的，不熟悉亚热带雨林，常常踏上青苔滑到水中。但他兴致极高，跌了跤还哈哈大笑。

 

    当地人曾告诉红军，泡桐岗又叫苦竹山，进到竹林中才知何谓苦：前山的原生竹林清一色四川方竹，密不透风，阴暗潮湿的地上落叶混着稀泥没过脚踝，走步如踩滑板，全仗手抓竹竿保持平衡。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老化的枝干包裹着青苔，一碰既折；新竹貌似光滑，竹节上却长着一圈圈小刺，形如自由女神的王冠，女神脾气特大，不分男女，抓上就挨扎，当地人又称她“刺竹”。印老师曾说，60年代他们科考队就靠刺竹的竹笋充饥，缺油少盐，吃得直吐清水。红军肯定也没少尝她的滋味。

 

    开路的向导老廖手挥砍刀、健步如飞，只听刷刷竹枝碰撞声不见人影。砍下的竹茬儿高出地面一尺，既做路标又不致扎脚，后边的人就寻着竹茬、辩着人声穿越竹海。一旦掉队，极易迷路，四周全是竹枝筑起的灰色围墙，分不出东西南北。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在不见天日的竹海中向导靠什么辨别方向？

 

    山路在竹林和灌丛中交替穿行。灌木林中阳光充足，野丁香、悬勾子等丛冠呈伞状张开，郁郁葱葱，犬牙交错，筑起一层层色彩斑斓的荆棘拱门。刚刚脱离熊猫的家园，又得学拱地野猪，一行人弯腰抻脖、从低矮的拱门下接踵钻过。在属于小矮人的童话世界穿行，高个子最为恼火：个子越高腰就得弯得越深。老大卫1米8的个儿头，常被林中“仙女”悬勾子钩掉旅行帽，两只衣袖、裤腿儿都挂破了。

 

    快到垭口时坡度越来越陡，草根、烂竹、流石，又滑溜又沾脚。我越掉越远。众人连拉带拽、相互搀扶着爬上一个又一个90度陡坡。

 

    5公里的山路走了近3小时，登上垭口已是正午。放眼四望，蓝天下都是两千米左右的弧形山岭，层层叠叠、明暗交错，卷心菜似的把泡桐岗裹在中间。唯一的缺口是西侧一条浅黄色干枯的山涧，有1米来宽，几乎垂直向下通到山根儿。顺着缺口望下去，隐约可见明亮的坝子上棋盘大小的村落——水子地。记得爸爸曾说他们当年是攀着干枯的泉水沟上山的，或许就是这条干沟。如今低处的大树全砍完了，我们进山有森工队开出的土路，走到山腰才开始攀岩；70年前山下都是黑黑的森林，无法进入，红军一定是从山根儿就溯溪而上了。

 

    垭口折扇形的山脊陡峭单薄，几乎无处站脚，几棵巨大的水青杠树一字排开，骑在狭窄的山脊上。裸露的树根像一张张巨型蜘蛛网，重叠交错，扣住山梁。树根上裹着青苔，网格中充满泥浆，到处是野牛（即牛羚）沉重杂乱的脚印——70年的平静又一次被入侵者搅和了，它们的前辈想必也见过红军。

 

    山顶的确跟红军战士抱怨的一样：“连巴掌大的干地方也找不到”，大伙儿决定不休息、尽快下山。真有点儿难以置信，我的寻访竟如此简单。照此速度，下半天就拢家了。

 

    向导老杨直摇头：“上山容易下山难哦！”他和老廖昨天花了4、5个小时才摸出后山苦蒿沟，他估计我们起码要多花一倍时间。

 

    “山里人就是能诈唬。” 我半信半疑，趟着野牛的脚印翻过垭口。

 

    展现在眼前的后山竟是一个巨大的地质断层，把整座山岗劈成两半；中间狭长的苦蒿沟纵深十几公里，沟谷深切、林木茂密，根本望不到底，只听见脚下隆隆水声——原来这就是直摇头、“烂得很”的含义！我总算领悟了，可惜为时已晚。

 

    “径直走，不要往下看！”见一个个站着发傻，向导喊起来。

 

    如何直走法儿？从山顶到沟底是一系列花岗岩断崖，大伙儿只能面向崖壁，手抓青藤、脚蹬树根，攀岩训练似的模仿向导的动作下行。这还不算最难：有些崖壁寸草不生，表面风化的紫色砂石又湿又滑，眼看向导三蹦两跳跳到崖底，我却束手无策。情急生智，小时候上房掏马蜂窝的本事救了急——下不来就坐着出溜儿。震旦系的断崖比北京大屋顶高得多，大都有十几层楼高，弧形的崖壁从上到下形成几大台阶，每阶中又分割出众多细小断层，有如球场的环形看台。山泉从崖顶级级跌落、溅起层层水花，一行人就从水幕后横穿断崖，水声轰鸣，如置身天然的音乐喷泉。“野牛！”不知谁诈唬了一声，忙得人人从雨衣下掏出相机。可惜水中只是一具野牛的尸体，头朝下卡在崖底巨石间，牛皮已泡得泛白，水流拍打着击鼓般咚咚作响。可以肯定，70年前爸爸的骡子就摔得这么惨。

 

    和山前相比，泡桐岗的后山另有一番天地：整个峡谷覆盖着厚厚的原始森林，是理想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幽暗的阔叶林中寸草不生，树下成群野牛和野羊践踏、打滚儿的印记清晰可辨，当地人又叫它牛井。所谓“井”里面并没有水，代之以黑黑的稀泥巴，很可能就是红军说“泥深没膝”的地方。这会儿的泥淖也许赶不上当年，但泥浆黏稠，常常拔出腿、丢了鞋，步子迈得越慢脚下陷得越深。我更是狼狈，除了回头找鞋还得找登山杖，拽出上半截、下半截还嘬在一尺多深的烂泥中。（Lekisport肯定没经过牛井试验！）

 

    老杨跟在后面帮我拔出手杖，攀谈起来。

 

    “这位大姐属什么呀？”老杨深谙与女士交谈之道。

 

    “属兔的，你呢？”出于礼貌，我也追上一句。

 

    “呵！我也属兔。” 老杨带点儿惊喜地回答。

 

    跟大多数四川人一样，兔儿爷身材瘦小，不同的是那幅蒙古人种典型的高颧骨、宽下巴。根据姓氏，我猜他可能是此地“紫眼四姓”番人的后代。交谈中才知道，老杨不仅与我同庚、同月，比我还小21天，看他满布皱纹的脸说比我大整一轮也有人信。可是他身手矫健，我满腿满手的泥巴，老杨却连脚上解放鞋的鞋面儿也没湿。仔细观察才发现，他选择着脚的地方都是我尽量避免的：他能从凸出带尖儿的石头跳上折断的树桩，像山林里的猴子飞快地变换落脚点；要是我也这么做，准得和大象一样重重栽倒！

 

    来到有几块裸露岩石的斜坡上，大伙儿不约而同站下，在难得的实心儿地歇歇脚，喝水、吃饼子、抽烟。老杨背篓儿也不放，一手接着县里同志丢来的香烟、另一手从的确良军衣口袋里抓出烟袋锅儿，掐了半截香烟插上、点燃，把剩下的半截揣进衣兜。

 

    他吸了口烟，冷不丁儿冒出句话来：“大姐，你命真好哦！”

 

    老杨又像是自言自语。

 

    红军过去了70年，这里山区的农民不仅没致富、连最起码的资本——森林也快丢完了。像老杨这把年纪进城打工也没人要，再说，他这身山林中的绝技在城里能做什么？他是森林的儿子。望着他长满老茧、比泡桐岗的树皮还粗的手掌，我噎住了。

 

    总算下到沟底，前边传来好消息：有小路了！踏上坚实的土地，大家加快脚步朝沟口方向飞奔。然而好景不长，名为小路实是在沟底的溪水中穿行。这股水名叫“叠水”，顾名思义，水从层层叠叠的巨石间冲下，石上布满青苔，踩不准就跌进水中喂蚂蟥，说它叫“跌水”更确切。水流湍急处深及腰部，小伙子们都说要背我过河。当年中央红军有30名妇女，大都是南方人，个子矮小，不知是怎么过河的？那时水量更大，没到脖子，红军的很多驮畜在此丧生，其艰难可想而知。

 

    小路时而从水里过，时而又进入沟边杂树林。林中厚厚的腐殖质踩上去软绵绵、前仰后合好似耍醉拳。谢觉哉曾风趣地说到这段路：“路上泥没有了，但还滑，不幸得很，我偏偏在出森林后，坐了两回‘汽车’。”而我足足坐了5回！幸好地面松软没摔坏零件。出于同情，老杨还传授了一手下坡的绝招儿：两手各搂一把细竹、顺势下滑，脚落地后再松手。我试了几次，比滑滑梯过瘾，行军速度也随之提高。可能这就是谢老文中所说“握着小竹，掉下涧里，从这个石头上，缘到别个石上……”只是谢老没说，竹滑梯并非每每灵验，一次我滑歪了悬在半空，不是同伴及时拉住就要步那头野牛的后尘！

 

    过一道水、下一个坡，再过水、再下坡……，行行重行行，看厌了山泉飞瀑，就是看不到尽头。

 

    “上边野牛洗澡喽！”老杨指着脚下的溪水笑出声来。

 

    我正跟老杨横穿急流，边趟水、边涮着鞋上的泥巴。刚刚清澈见底的山泉，随着笑声转眼间成了滚滚泥汤儿，给水底五颜六色的石子儿罩上一层阴影。抬头张望，视线被层层山崖所阻——实在可惜，如果在山顶蹲上一夜，肯定拍到 “音乐喷泉”下成群野牛冲凉、嬉耍的镜头。眼瞧着脚下翻滚的泥汤越趋混浊，也只有望“牛”兴叹。

 

    转过一个高坡，眼前终于亮堂起来，肖家坝到了。这个宽敞的峡谷中原有几户人家，70年前红军从密林中穿出在此扎营，就是他们第一个碰到、说红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如今肖家坝成了下面电站的蓄水池，全村都已迁走，只留下个看水池的老汉。他是我们走了一整天见到的第一个人。老人警觉地打量着这伙“泥菩萨”，虽没有他的祖辈看到红军那样惊异，见了“洋菩萨”也瞪大眼睛半天合不拢嘴。经解释他才告诉说，沿水渠再走6公里就出苦蒿沟到王家坝电站，那儿就上大路了。一行人如释重负，冲到水池边洗刷腿脚的泥巴，数一数，每人至少又着了6个蚂蟥！老大卫平生第一遭挨蚂蟥咬，他两个手指捏住小吸血鬼、举在眼前饶有兴致地欣赏。尽管天已擦黑，还飘起小雨，大伙儿有说有笑又上路了。走在前边的还唱起了山歌。

 

    苦蒿沟对人来说苦不堪言，却是一条植被完好、美丽原始的山谷。泡桐岗如规划成自然保护区，从山顶垭口起这10多公里的苦蒿沟就是她的核心区。沟里阴坡上原始林密不透风，暮色中像大团大团乌云迎面扑来。林中植被垂直分布，野生草药随处可寻；这里不仅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大熊猫和牛羚的家园，还有二类保护动物9种，三类的10种，红豆衫、连香树等珍稀植物和花卉不胜枚举。

 

    荥经是我国内地降水最丰富的地区，泡桐岗得天独厚，除了极具水土涵养的森林植被，还是当地主要河流的分水岭。山岗上数不清的山泉小溪、瀑布飞流，峡谷中河流的天然落差在两千米上下。水质优良，含沙量小，一年四季清澈如玉。

 

    当年泡桐岗复杂的山地地貌掩护了几万红军，今天她的自然和人文价值同样具吸引力——8亿年地球的沧桑变迁都有迹可寻。来到泡桐岗，仿佛进入一座奇特的地质博物馆：四个地质构造单元在此交接，地壳的断裂和褶皱、河谷的深切，造就了群山中千姿百态的断壁悬崖；特别是众多弧形断层构成的瀑布，气势宏大，让人想起范仲立的山水长卷，极具观赏价值。

 

    泡桐岗的自然资源如此丰富，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申报自然保护区。荥经和川藏线上许多地方一样，承受着人口增长的压力。大片林地被蚕食，森林急速消失。泡桐岗一带无序开矿已多年，山林峡谷千疮百孔、水土流失严重。从长远看，四川盆地周边没有更多保存完好的森林平衡调节气候，不仅山区村寨面临频繁的泥石流威胁，大、中型城市的可居住性也已受到挑战。多希望有一天，老杨能成为一名森林管理员，他不再叹息命运、而是向游客赞美家乡的“红军公园”；他那身山林中的绝技大有用武之地，周边的村寨肯定也不乏护林员。专家们都说，泡桐岗一带的森林虽遭大量砍伐，但此地雨水充沛，土壤自然肥力高，有利于植被更新。生态恢复大有希望。

 

    70年前，不足三万红军在此要对抗三十万装备精良的军队，他们的理想在当时简直是梦想，但梦想成真了。今天，我也有一个梦想——在工业化大潮中抢救家乡的自然和文化遗产，这梦想也许更难以实现。眼看着上千年的古道遗址，几万年、甚至几万万年的自然和地质遗产在我们这代人眼中消失；看着所有的红军渡口竞相被电站淹没，而其中暂时的经济利益根本无法与其长远的人文、历史价值相比拟——当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标志，她还能算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