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的博学特征体现在以下几点。

1．作者是学者。

《敦煌遗书》的作者冯玉雷接受过大学教育，又在学术上不断地地下大功夫，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他的小说不会是纯粹的通俗小说。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探索文学艺术，“写过诗歌、诗剧、散文、评论、电视剧本和小说，现在，主要进行小说创作。只有在小说中才能自由发挥，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创作的快乐”[1]因此，从短篇到长篇，从纪实小说到神话历史小说，他不断地探索着自己的小说创作道路，而敦煌则是他探索所得最好的收获，敦煌已然成为他创作的基点，所有的故事都围绕敦煌展开。从敦煌生发开去，他的小说涉及到文学、历史、神话、哲学、美学、人类学甚至绘画、音乐等多种学科因素。他已将大量文化因子融入到他的血肉里面，化成他具体的创作体验。然而，他写敦煌系列，并不仅仅靠书本和书斋生活，他也常常深入到西部边远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此外，冯玉雷本人对绘画艺术情有独钟，他和许多画家艺术家交流，曾编写过《中国西部实力美术家作品集》，还写过不少美术评论，而中西方的表现主义绘画理论和画作对他尤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在他的小说中，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不足为奇，文字意象中诗与画的相得益彰也有理有据。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作者这种丰厚而广博的学养和素质，成为他写博学小说的根基所在。

2．小说的叙述者以及人物博学多识。

《敦煌遗书》的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隐身叙述。一般而言，传统小说中的这种叙述者是站在人物的视角视点上进行叙述，基本不受叙述限制。然而，在《敦煌遗书》中，叙述者虽然也是全知全能隐身叙述，却又截然不同于传统的全知全能，该叙述者超越了任何限制，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叙述者，也即不仅代表并叙述人物，也代表和叙述动植物如胡杨树、羊、骆驼等，甚至任何一种物品如文书、玉石、子弹等等。叙述视角从人物转到各种动植物再转到无生命的物，并在三者之间互相转移。因此，这个叙述者相当奇诡并具有多重身份，可能是他，可能是她，也可能是它，是一个无所不通的叙述者。它有各种变形和化身，取得了一种多个叙述者共存的奇特现象。也因此，在叙述中，叙述经常分层，读者会看到各种叙述者声音的狂欢，形成了一种多重奏复调的效果。

同《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一样，《敦煌遗书》的人物繁多，中西方各色人物杂糅。不过，前者似乎根本找不到主人公，而在《敦煌遗书》中，斯坦因成为主人公，小说以斯坦因四次中亚探险为主线，穿插了大量神话和幻想故事。小说人物大致可以分为历史人物如斯坦因，霍雷恩、马继业、潘镇、伯希和、蒋孝琬、王道士等，以及一批虚构人物如骆驼客群体，其中有昆仑驼主、大夏、八荒、五蕴、卡特、迦楼罗等，还有一些中国本土的造假文人学者如瓦尔特、胖学者铁木真、贾船等，虚构的女性角色如斯坦因的恋人艾伦，以及从壁画中走出来的脚印绿洲幸存者善爱、采诗和娇娇。在众多人物当中，学者占居主体地位，而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也冒充假装有学问。这样的人物群像注定了小说要涉及大量的学问知识，给小说的博学提供了前提。

《敦煌遗书》的主人公是历史上著名的中亚探险家、考古学家斯坦因，小说中的斯坦因和历史上的斯坦因，身份基本吻合。小说中，斯坦因虽然是匈牙利英国人，但却是匈奴人的后裔，他出生于1862年7月28日，从小害怕欧洲的蒸汽机和汽笛声，讨厌蒸汽机玩具，而喜欢来自东方的布骆驼。十岁时，“匈牙利大平原发生名为‘寻访匈奴人故乡敦煌’的裸奔行为”，而斯坦因就是主角。他身为东方人后裔的证据是他自出生就带在脖子上的玉璧，而这是一块“来自中国和田地区的古老玉璧。”斯坦因父亲说：“玉璧是唯一能够证明祖先离开中国敦煌草原、经历多次生死磨难到达匈牙利平原的实物，这件联结宗族传承的纽带无论如何也不能离身。”在他进入著名的匈牙利克罗施勒学校学习时，他就立下志愿，“我要超越蒸汽机，跑出匈牙利草原，踏过中亚，跨过帕米尔高原，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最终到达敦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匈奴人的后裔，斯坦因到东方探险，是为了寻根，为了返乡，因为他的故乡就是敦煌。

斯坦因是个语言天才，“他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敏感和喜爱，每当看着文字舞蹈般地带来或带走许多信息，感到无比欢欣。他自幼就学会匈牙利母语和德语，又如饥似渴地学会了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这些语言的掌握为他从事探险做了基本准备，而他对文字的敏感，使得他对于中亚古代文书和古语言文字有着高度的辨别力。为了查明来自中国西部的“鲍尔文书”的真假，他还“在德国杜宾根大学读大学期间，主修印度、波斯和中亚研究，大学毕业后，又研究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希望能够找到与佉卢文有关的蛛丝蚂迹”。也正是为了查明文书的真假，他才义无反顾地第一次踏上了东方考察之路。此外，他还在测量学校学习过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对于探险考古有着学术上和实践上的充分准备。除了学识外，斯坦因对于中国古老文明非常崇拜，他的偶像就是玄奘大师，在他随身携带的书本里就有《大唐西域记》、《玄奘传》和《辩机传》。玄奘那九死不悔百折不饶的执着精神时时激励着他，他的梦想就是沿着玄奘的道路重新回到东土，取到敦煌艺术宝库的真经。

事实上，小说中斯坦因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形象，他用自己渊博的东西方知识、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一颗真诚求知的心，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他并未享用这些成功，而是死在阿富汗探险考古途中，这个结局是他作为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最好的结局，其中不无一种悲壮的浪漫。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人们看见，一匹金黄色骆驼走出房间，朝着东方，昂首阔步……”这个结尾有着明显的寓意，意味着斯坦因的灵魂变成了中亚沙漠中的一匹骆驼，继续自己的东方梦想前进。

蒋孝琬是小说中的另一重要人物形象，历史上的他是个出卖国家文物的卖国贼。但在小说中，蒋孝琬是一个不肯为半斗米折腰的学者，他之所以能被洋人聘用为师爷和秘书，是因为他不愿做买官卖官的勾当，不愿与钩心斗角者同流合污。他为斯坦因的敦煌研究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斯坦因考察路上，文书管理和中文考古、鉴赏都是蒋孝琬完成。斯坦因不懂汉语，蒋孝琬将有关楼兰、吐鲁番及敦煌文化的文献资料翻译成突厥文，供斯坦因研究。蒋孝琬和斯坦因共同的偶像就是玄奘，两人见面一拍即合，斯坦因说：“蒋师爷，您简直是玄奘法师专门派来帮助我的”，蒋孝琬说：“我现在的心情，好似迎接法师从印度归来”，“我平生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卑职愿意赴汤蹈火。”蒋孝琬熟知中国历史文化，精通突厥文，对敦煌文书的整理付出了艰辛劳动。而如此鞠躬尽瘁为斯坦因的考察效劳，完全出于蒋孝琬对于学术的敬畏和尊崇。与追逐太阳的父亲——夸父一样，蒋孝琬最后死在新疆，只有灵柩返回湖南家乡。可以说，是斯坦因和蒋孝琬两个人将中西方知识结合，共同完成了敦煌的考察研究。

另外，协助斯坦因进行学术探险和研究的其他人物也都是博学之士，如维也纳大学印度语言学和古代史教授布勒、著名东方学家大学问家霍恩雷、热爱学术热爱东方恬静生活的英国驻喀什“政治代表”马继业等，他们是斯坦因的老师和学术上的引路人。另外，一些中国特色的官场学者如潘镇，周易等附庸风雅，喜好藏书，对斯坦因的中国考察工作提供很大便利。即便在造假基地中也有知识渊博之人，如瓦尔特是造假头子元浩的销售代理，他对古文字有相当判断力，后来还被欧洲学界封为“原生态专家”。胖学者“铁木真”会用佉卢文朗诵《十四行诗》，并能阅读费尔多西《列王纪》的突厥文译本。另外，戈特、牢兰、阿杜尼等也都是都是学识渊博怀有梦想的大学者。

在《敦煌遗书》中，有几位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斯坦因的恋人艾伦，是个精通东西方语言文字的学者。艾伦为追随斯坦因，把自己变成大学问家，“虽然我并不喜欢波斯、克什米尔、突厥语和梵文，但是，为了与你朝夕相伴，我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老古董。从德国杜宾根大学毕业后，又跟随你到英国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研究东方语言和考古学。”在劝阻斯坦因无效后，嫁给布勒先生，而在斯坦因受到欧洲学术界误解最为失落的时候，艾伦依然挺身为斯坦因辩护。斯坦因最后一次进行中亚考古时，身体虚弱，步入老年却还没有一处稳定的居所，艾伦为他的精神所感，执意进入大漠陪伴他考察。她的学者形象和温婉的女性形象感人至深。

壁画中走出来的脚印绿洲幸存者采诗、善爱和娇娇是小说中的重要女性人物，她们三人被骆驼队所救，跟随骆驼队行走四方。善爱能够驾驭金玉神驼，娇娇能够朗诵佉卢文诗，而采诗是她们中间精通多种语言的奇女子，在童年时，她就能够阅读英文《圣经》，并且能够与洋人流利地对话。她的博学令蒋孝琬大惊，“不要那么惊讶。你在沙漠里背诵的那些经典，我都能倒背如流；这些年，我不但学会了突厥语，还自学了梵文、佉卢文、粟特文，等等，凡是想学的文字，都能学会。”但是她学习这些文字，并不是为了要去赚钱、做官、成名，而仅仅出于简单的求知和对于古文字的好奇，而她的梦想是让自己达到“心不为物所役”的“单纯”状态。

骆驼客是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群体。他们品质之高尚，待人之真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这些似乎没有文化知识的人们，其中不乏有身怀绝技的高人。比如昆仑、大夏和八荒和五蕴等他们都懂佉卢文。大夏和八荒是雕玉的艺人，然而他们却放弃这种祖传的技术，“当发现人们对玉的美好追求变成贪得无厌的角逐时，我很失落，而且，开始厌恶这种手艺，我宁可当一个普通的自由人。我不愿做那些庸俗之辈的帮凶，伤害雪山，伤害生灵。我和哥哥已经决定，永远告别雕刻”。这就是大夏和八荒的价值观，而五蕴得知父亲的造假行为后，出家当了和尚。

《敦煌遗书》中学者性人物众多，他们构成了小说博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小说一个突出的理念是：学术是纯粹和非功利的。主人公斯坦因就是执着追求学术的代表，他的精神对欧洲浮躁的“以假当真”的学术气氛和中国造假者以及大量的伪学者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和讽刺。

3．小说的叙述方式变化多端，叙述内容极其丰富。

《敦煌遗书》采用了多种叙述方法，小说开头第一章“不是走光，是跑光”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章中，小说的各类人物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出场，连母羊、羊皮、旗子都开口说话，“蝌蚪文字母”也有信仰，还和造假头子元浩对话，夸父、戈特、寒浞、王圆箓、三位裸奔女子，斯坦因、阿古柏甚至蒋孝琬、周易、卡特、饕餮等人都以非正常方式进入读者视线，充满游戏戏谑闹剧似的狂欢。在第七章 “十一页桦皮书”中，由十一位叙述者（包括玉驼，金玉神驼）分别叙述，极尽夸张想象之能事。小说中的比拟隐喻象征更是多到令人眼花缭乱，极具浪漫主义色彩。利用后现代手法拼贴、剪切、杂糅各种故事、想象、梦幻等。小说除了斯坦因四次探险故事外，融合多种神话故事，如夸父逐日，编织了许多爱情故事如杜笛和沙美人、昆仑和盘姑、高阳和辩机等，还将西方现代科技文明与中亚古典文明进行比较，如蒸汽机与芦笛等。

在《敦煌遗书》中，谈及了大量书籍：《法句经》、《克什米尔王记》、《大唐西域记》、《弥勒会见记》、《马可波罗游记》、《玄奘传》、《辩机传》、《古代和田》、《和田简史》、《沙埋和田废墟记》、《沙埋契丹废墟记》、《列王记》、《老子》、《三字经》、《文乘起信论》、《会宗论》、《制恶见论》、《史记》、《汉书》、《驼马神》、《汉学手册》、《金刚经》、《加尔各答收藏所报告第一部分》、《十四行诗》、《西域》、《李柏文书》、《解梦书》、《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亚洲腹地》、《新疆甘肃地图追记》、《敦煌千佛洞图录》、《十一页桦皮书》、《冰泉浴》、《葫芦漂在沙海上》、《灾难预言书》。

关于声音有大量的描写，例如，“芦苇、白刺、红柳、碱蓬、砾石、古城都变成戈壁大地乐器，大风之手拨弄，表达善爱，烘托善爱，使她的美妙乐章与野雌驼消失隔阂……但轰然而至的沙山鸣响或和田铜喇叭的冲击声更高钟声以波浪的动态涌来了”；“钟声要给失落感勾勒上金边，把它从心灵天空中分割成一片乌黑的云或风暴。钟声越来越密集。……他觉得钟声很遥远，仿佛从遥远的欧洲大陆裸奔而来。那是蒸汽机的节奏，制桶匠的节奏，子弹的节奏，它们改变了心脏跳动与血液流淌的节奏”；“耳朵里先是沉重而响亮的和田钟声，紧接着就是敦煌鸣沙山那样巨大而强烈的轰鸣，然后，马蹄声、骆驼撒尿声、山洪爆发声、风暴扯旗声、蒸汽机加大马力声、枪械磨擦、子弹呼啸声”。

斯坦因谈及的敦煌艺术有：大地艺术、壁画艺术、弹唱艺术、行动艺术、行为艺术、环境艺术、装置艺术、观念艺术、偶发艺术。

小说中谈及的语言文字有：匈牙利语，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克什米尔、汉文、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等。

此外，小说中提到的地名有几十处，如果对西部地理状况不那么了解，阅读这部小说简直如入迷宫。还有一些关于和田玉、佛教经卷、古代文书、刺绣与绢画的描述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这部复杂奇特的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学者所写学者追求学术梦想的小说，属于学院派博学小说，然而，它又如此不可界定，因为，它包含了神话因素如夸父逐日、历史事实如斯坦因考察过程、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文化如敦煌和中亚学术、科学如测量绘图摄影技术、绘画如敦煌壁画、音乐如小说中时时听到的各种钟声、芦笛声、鸣沙山和月牙泉的声音等等多种学科因素在内，也可以说它是探险小说、神话小说、历史小说、学术小说等，正是如此这般复杂，我们说它是博学小说才恰如其分。

4．读者与接受者的知识素养。

如上所述，《敦煌遗书》太过丰富奇诡复杂，对于读者即接受者来讲，若想充分的理解并感受其中的哲理意蕴和美学内涵，确实有一定难度。

博学小说对于读者的要求比较高，它往往有特定的读者群。冯玉雷的敦煌系列就是如此，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比较难理解。我们先看下冯玉雷给雷达带来的感受，他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是一轴写意和写实交织的长卷，一首雄浑的交响乐，一个庞大的文化梦境。作者努力追求题旨的深邃，气象的阔大，人物的众多，线索的复杂。……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像《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这样奇异的文本尚不多见。”“它为我带来了强烈的知觉冲击和浩阔的阅读感受，包括大量关于敦煌和西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疑案，科学知识。我相信读到这本书的人，也会和我一样，为它的历史意象的丰富，斑斓，多元，神奇和无极的寥廓感而发出赞叹。”[2]

而这种风格在《敦煌遗书》中有所延续，小说中的历史与神话、想象与现实等各种知识的杂糅以及叙述方式的多变，超越了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与《六千大地》不同，《敦煌遗书》中有了贯一的主人公斯坦因和贯一的叙述情节即斯坦因的四次探险，而且在叙述当中，有着明显的人性探索和哲理思考，比《六千大地》要更为深刻、独到。

上面，我们主要从叙述角度分析《敦煌遗书》的博学特征，可以看出，冯玉雷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还是在表达上，不仅在内涵哲理上，还是在叙述方式上，都呈现出一种博学的气象。如果说《六千大地》是鸿篇巨制，高山大海，气象万千，那么《敦煌遗书》就是工笔细雕，深涧细流，意蕴深远，然而，两者却都属于需要深度阅读和可以进行多方阐释的博学小说。

结语

前面谈过，艾柯小说是当今世界最为典型的博学小说，如果我们将冯玉雷的《敦煌遗书》和艾柯的《波多里诺》做个简单比较，可以发现两者有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冯玉雷在创作小说之前，并未受到艾柯任何影响，也并未看过艾柯任何著作，然而，在他的小说中，却有很多地方和西方这位当今最为著名的大师产生了共鸣，不能不令人惊叹于艺术在艺术家之间共通性的奇妙。在《敦煌遗书》中，游戏精神贯穿始终，而这种游戏精神正是艾柯的一贯气质。艾柯以游戏和调侃的笔法，以小说的形式重写西方文明史，而冯玉雷的《敦煌遗书》以敦煌艺术为核心，将神话和历史，想象与现实结合，重述了敦煌以及整个中亚地区的文明史。同时，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多元表现方式为一体，也是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特点。不同的是，波多里诺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斯坦因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如果说《波多里诺》是在想象与传说中调侃历史，那么《敦煌遗书》则是在历史与真实中传达理想。两者都属于博学小说，而他们所要表达的共同的哲理即是：人类应该有梦想，为了梦想要不惜一切去追求。

博学小说前景灿烂，是当代小说发展的一个趋势。正如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谈到的：“我希望传给21世纪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是这条标准：文学不仅要表现出对思维的范畴与精确性的爱好，而且要在理解诗的同时理解科学与哲学。”[3]他意指小说要包含整个人类文化甚至宇宙万物。冯玉雷正处于创作的发展期，相信他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成熟更具魅力的小说来。

李静  文学博士，许  骏 文学硕士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认知及语言应用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