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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 23:55:06)
与他1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从美国加州谈到中国特色，从汽车行业谈到环保政策，体会到他世界性的人文关怀。作为一名学者，他很高兴自己能从事二轨外交（TRACK 2，导师孙哲教授也参与类似活动）。以非正式非官方的途径参与全球治理的社会实践，或许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好的选择。
手中这本书是上学期可金老师推荐给我读的，后来我写成一篇评论（如下）作为课程论文。正如书中所言，国际体制的设计/建立本身不是目的，其有效性或是否被遵循，进而使问题得到解决，才是关键所在。除了国家之外，许多因素都在为体制奠基，地方（政府及其它）、公司、非赢利团体、社区、个人等等，有如pzk的做法。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全球问题凸显，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增强，地球村的成员不论乐意与否，都难以置身世界事务之外——世界事务已到了不得不治理的时候。那么，如何治理当前世界？美国学者奥兰·扬所著《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一书，从制度任务和类型、体制有效性、制度的变迁与互动等方面进行梳理，探究国际体制的本质特性，形成了全球治理的体制理论框架。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世界需要治理，但当前治理的供给又严重不足，怎么办？一方面，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的联合国，尽管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处理世界事务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机制，然而即使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新秩序形成的进程中，其解决国际治理问题的能力仍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国际层面的治理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学者甚至对人类处理世界问题的能力显示出根本怀疑和深度悲观态度，认为无政府状态下各国政府存在着的治理危机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兰·扬则将目标聚焦到一些新型的社会实践活动上，这些活动通过建立专注于具体问题、不需要中心化的政治组织去对它们进行管理的体制或一套套角色、规则、关系，来解决互不关联或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具有、也可以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可能赋予、也可能不会赋予联合国或它的专门机构一些任务，还经常需要非国家行为体发挥重要作用。在不忽略政府管理、联合国作为的同时，现有的这种应对世界事务挑战的有效方法是集中于建立运行针对具体问题、无需高昂代价、不易滋生腐败官僚机构的体制。依照这个思路，扬全面考察了这种具体问题体制的真实潜力，对其解决国际问题的前景表示乐观的同时，亦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
本书除了探讨与体制形成和有效性等相关的命题外，还关注体制与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联系及影响等，其思想主线属于“新制度主义”的知识范畴。扬认为，不但集中精力研究制度的有效性非常关键，还必须认识到——无论体制现阶段是否能够解决或管理社会问题，它们的存在已经在国际社会起着制度创新的传播、推广和促进作用，它们的变化、发展能够且经常会对体制身处其中的社会背景产生更广阔的影响。目前学者对这种广泛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甚少，而对体制形成作为首要任务的研究则相对较多，所以扬试图用同样着力地探讨体制建立问题和既有体制的运作问题，对具体问题体制的各个方面及管理过程（如制度关联、制度互动和制度变迁等）进行综合动态评析，这不仅有助于体制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世界事务治理的需求和供给的总体性质，从而能够向政策界的人士提供大量的指引，促进“治理危机”应对之法的持续产生，令负责创立或管理体制的决策者可以事半功倍。
二、理论框架：制度、行为体与社会
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这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建立的因果链，其基本逻辑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尽管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存在欺骗的动机，但国际制度可使行为体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国际制度能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提供可靠信息、加强互利行为以及对未来的重视等，使行为体在交互式决策中期望值趋同，促成合作并从中获利。这一体制理论虽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奥兰·扬却显然不满足于笼统而抽象的二元解释，他选择了关注体制与作为整体的国际社会的深层联系，全方位解析体制从建立到运行的整个动态过程，其中心假设是：问题和建立起来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它们超越了传统的社会功能的划分（如经济、环境、人权、安全等问题及其体制），能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事务治理的需求和供给的总体性质。
纵观全书，扬对体制进程的各部分进行了细化和分类，总结了体制管理的不同阶段如何增强其有效性的规律。扬认为，这种细化剖析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体制有效性都是一个变量，体制与问题解决或行为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才是分析有效性的中心问题。具体而言，对体制本身的分类，不按功能分，而是提出制度任务的分类，包括管制体制、程序体制、项目体制和开发体制；对所需解决的问题分类，并非由易到难地排列，而是转向不聚焦的方法——确定问题结构的不同维度，如问题属性、行为体特征、非对称性和社会背景；制度变迁的种类，被分为体制构成性属性的变迁和运作性因素的变迁；而制度联系的类型，则包括嵌入式、嵌套式、集束式、交叠式；等。一方面，这些分类绝非机械地割开体制联系，而是突出侧重点。例如，扬从分类中得出，遵守仅为管制体制的中心议题，很多体制不会因为违反而失效，我们无需将宝贵资源用在程序体制、项目体制或开发体制的“完美遵守”上。另一方面，这些分类解释也超越了制度源于行为体主导、利益驱动或认知共同体的核心论述，让我们认识到制度变迁与制度互动中存在着政治张力和外溢作用，制度安排本身既已具有了生命力。以交叠式制度为例，它往往是不同行为体追求各自目标、执行各自计划时无意产生的副产品，但它促使新的见解与知识体制加速形成，在政策意义方面比其他类型的制度联系更加深远。
关于国际制度对行为体的影响，扬提出了互补的两种视角：体制的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集体行动视角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前提下，行为体通过平衡收益和成本的过程来推进自身利益，此时体制成为被设计出来以解决或者管理社会困境的管制机制；而社会实践的理论，则寻求非功利主义的机制影响行为安排，强调吸引行为体学习和接纳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作为社会惯例或通则的过程。进一步看，不论是利益导向的集体行动还是非功利性的社会实践，体制建立与运作的力量之源正是行为体所存在的这个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的深层结构也随着具体问题体制的扩展而悄然变化。基于经验研究，扬预见到，体制在国际社会中铸造的更加广泛的联系和交互影响力，如国际体制反映的自上而下的路径和地方或地区自下而上的路径之间越来越多的“垂直互动”和相互兼容等，将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逐步兴起，对世界事务的治理来说无疑意味着重大的发展。
三、学术贡献及不足
《世界事务中的治理》对有关体制的问题进行了综合而宏观地讨论，研究领域及涉及范围宽泛，填补了现有国际制度理论的一些缺失。第一个贡献是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由于体制分析在过去20年中对制度变迁的模式、过程、来源和后果几乎无所建树，奥兰·扬就采取初步措施提供了对体制变迁的整体解释，并且努力把体制变迁的研究提升到相当于体制形成和体制有效性研究的水平。全书的一条主线认为体制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因而对体制建立的研究只是开始，之后还得研究制度投入运行后体制的有效性，以及随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的过程。
本书另一个贡献是突破了传统的体制功能分类，通过对所有不同制度统一按任务分类，不仅可以解释不同制度的不同作用，还增强了制度有效性研究的普遍性，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扬本人对环境政策和制度有专门而深入的研究积累，再加之近期体制理论的著述许多都集中在环境问题上，因此扬有足够的环境和资源体制经验作为研究案例，如将关于捕鲸、南极、气候变暖、海洋石油污染等实践案例与体制理论相结合，探讨从中总结出来的观点是否在更大的范围内具有适用性，进而可以挖掘出更多有关体制、全球治理的一般规律。由于这些规律来源于像医生诊断病人一样层层细化的分析历程，而非仅仅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菜单；这些诊断“处方”能够在大量具体情况下产生具有高度预见性且令人满意的结果。
然而，本书关于全球治理的体制研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由于体制理论在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上倾向于明显的多元主义，这使得国际体制范畴在概念上和实证界限方面具有持久的模糊性。例如，某个问题在体制形成之后的消失或缓解，并不能证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因果性的施动者；真正的挑战还在于能否发现一些方法，确定问题解决领域中变化的比例，而问题的解决又令人信服地归因于体制的运作。其次，在探讨制度变迁、制度互动及其相关的有效性问题上，扬的体制理论也时常无法摆脱建构主义中观念与身份的因素、以及现实主义中权力的因素，因为制度仅仅是一组社会驱动因素中的一个，在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制度可以作为根本性因素而非干涉性变量的问题，仍未解决。这里，扬认为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可靠、协调、完备的国际体制数据库来帮助研究者或政策决策者，但这个数据库却是一个“昂贵的命题”。最后，全书多次指出具体问题体制的广泛影响可加速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某种情况下公民社会甚至可以作为国际制度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如环境体制中气候变化的例子，需要直接触及最底层的每台汽车或家庭用具的使用方式。但除此之外，对于如何调整私人行为体或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以及需要多长的周期、进行何种程序才能实现由认知共同体的制度设计转变为形成自下而上的自觉遵从和社会规范，本书并未涉及相关的解析，是为一处遗憾。
综上所述，在全球治理需求日益增加的今天，奥兰·扬通过《世界事务中的治理》一书对非集权化的具体问题体制进行了动态评估和系统考察，不仅提出了制度有效性和制度变迁的独特见解，而且构建了关于体制与社会的综合性解释框架。扬关于体制理论的这些思考，是建立在丰富的实际体制案例的收集和评析，具有很强的政策相关性，使得政策界人士根据这些理论的视角进行系统地思考，扩展和深化对世界事务治理本质的理解，以设计战略促使不断发展的制度安排获得尽可能大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