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沈岗墓地部分墓葬分布状况。记者安富斌摄

黄家村发现的西周遗址。记者安富斌摄汉江传媒网消息(襄樊日报)　王先福安富斌文/摄  

     襄樊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若星辰的文物瑰宝，不仅文化遗迹丰富多样，而且文化遗物品类齐全，他们从多个方面反映了襄樊的文化特质。

     襄樊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有樊城区牛首镇的金鸡嘴和太平店镇的军营坡、龚家洲及高新区团山镇的山湾4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也是目前襄樊发现的唯一一片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区。其打制石器有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核、石片等，石器特点与著名的“蓝田人”、“丁村人”使用的同类器相似，其时代大约相当于距今1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或偏晚阶段。尽管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器数量不多，但却无声地传达了本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信息，并开始表现出受地理位置影响形成的兼顾南、北方文化体系的特色。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石器时代后，襄樊地区的人类活动几乎遍地开花，经调查发现和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址达150余处。遗址调查和发掘情况表明，本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体为渊源于南方并一脉相承的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同时也受到北方仰韶、龙山文化的影响，还在吸收、融合南北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地方特色，这其中以雕龙碑遗址最为典型。各遗址不同时代文化遗存的揭露为我们逐步展示了襄樊地区原始社会形态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再迈入文明门槛的演变历程。

    夏王朝建立后，作为夏文化南进必经之地的襄樊也留下了该时期的文化遗存，目前共发现3处，分别为襄城区欧庙镇王树岗遗址和枣阳新市镇墓子岗遗址、城区顺城湾遗址，出土有陶鼎、鬲、簋、大口尊、罐等典型夏文化遗物，这表明本区该时期受夏文化影响之深，甚至可能就是当时夏王朝的南土。同时，少量不见于典型夏文化的陶器可以从本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找到祖形，是地方特征的一种反映。

   商代虽历经5个世纪，并且在襄樊以南的长江两岸都发现过商代文化遗存，但遗憾的是，本区的商代文化遗存暂未找到，只是在随枣走廊发现的少数几件中原风格的商代青铜器还昭示着本区特别是随枣走廊在连接东西、沟通南北中的重要作用。

    周武王灭纣建立西周后，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宗法分封制度，襄樊地区当时也被多个诸侯国瓜分。据文献记载及多方考证，分封于汉水北岸的诸侯国主要为邓，鄂西山地荆山山脉东侧则有楚，随枣走廊主要为随，汉水南岸有若阝、卢戎、罗、谷、彭等。诸侯列国文化的一时繁荣是当时襄樊文化的一大特色。今樊城西北邓城城址的存在及其外围黄家村遗址西周晚期遗存、沈岗墓地西周中期墓葬和稍远的小马家西周早中期灰坑的发掘证实了邓国在本地的存在，同时，历年在邓城以北王坡墓地附近征集到的“邓公”青铜器为邓国高级贵族墓地在此找到了充分的依据。今襄阳城内新街遗址及城西真武山遗址是汉水南岸发掘的2处有西周中晚期文化遗存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特点鲜明的陶器。特别是后者清理出了多个遗迹，其出土的有字卜骨目前属长江流域甲骨文的首次发现，这种文明的发达程度表明该遗址的性质非同一般，但两者的国属还等待进一步的探讨。以上发现的西周遗存属典型的中原周文化系统，与西周时期的宗法分封有密切联系。

    东周时期，襄樊境内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两次大的改变，从而导致文化遗存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襄樊历史上继新石器时代之后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考古发掘出土了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制作精美的楚文物，有铜、陶、漆木竹、皮革、玉石玛瑙水晶、铁、铅锡、金银等器。公元前279年，秦占领本地，在原楚的统治中心加强力量，推行同化政策，今邓城、楚皇城城址秦文化遗存的特色鲜明，其附近发现了较多的秦文化因素占主导的战国晚期秦墓地，而在中心区之外的文化遗存，秦文化的因素相对较少，这也是秦统治力量相对较弱的必然结果。这些秦文化遗存的整体级别都不高，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并有少量玉器。除文化遗址、墓葬外，在今南漳东南部至宜城西部还留存有著名的水利工程——白起渠。

长虹路发现的东汉大型墓葬。安富斌 摄 (资料照片)

2008年8月在襄樊鼎顺工业园区发现的东汉大型墓葬。 安富斌 摄 (资料照片)汉江传媒网消息(襄樊日报)　王先福安富斌文/摄

     秦的统一对当时的襄樊地区而言只是文化发展上一个时间概念的转换，此时秦的统治已有50余年，文化发展已有一定基础，已发现的文化遗存也只是对原有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出土的各类文物基本没有大的变化。

   西到汉武帝时期，随着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的完成，全面大一统的汉文化真正形成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与楚文化遗存相比，汉文化遗存的分布更广、数量更多，尤以墓地为主。西汉在本区沿袭或新设的邓县、襄阳、县、朝阳、舂陵、蔡阳等县城址或遗址仍存，还有一些王侯的分封地如赞阝侯所在的老河口市等，在这些县城或封地周围有相对集中的村落遗址或墓地。西汉晚期出现并流行砖室墓，改变了过去深挖土埋的传统。

    整个东汉，文化遗存在遗址上几乎没有突破，墓葬则有所不同，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势力不断扩大，厚葬之风盛行，不仅在中心城区附近，就是相对偏远的地方，也不断有较大型砖室墓葬发现，并发现部分画像砖或石封门现象。

   由于汉承秦制，在中心聚落周边发现了一些时代上起战国晚期秦占本区(公元前279年)、下到东汉连续发展的墓地。这时期遗存出土的遗物仍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铜、铁、玉器等，其中少量陶器中还装有粮食如小米下葬。西汉墓葬出土遗物中，传统意义上象征等级制度的礼器种类、数量逐步减少，而表示生前财富的模型明器逐步增加，到东汉已占据墓葬出土遗物的绝大多数。此外，今襄阳古城南襄樊现存最早的园林建筑群体——习家池也从东汉开始营建。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争频繁的时期，本区的文化遗存发现不多，除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堆积在襄阳古城内有少量发现外，三国两晋的文化遗存集中在墓葬上，尤其是今襄阳城内东街墓地成为一个亮点，这是当时豪门士族的一个家族墓地，其中1座大型多室墓即是东汉末年任荆州牧的刘表之墓。今邓城东北、西南分别各发现了1座三国两晋时期的大型多室墓。西晋太医令王叔和墓犹在今襄阳城南风景秀丽的岘山东段南麓，诸葛亮躬耕地——襄阳古隆中始于东晋兴建，直到今天都在传达着人们对这一智慧化身的深切缅怀之情，而作为襄阳城外一处重要的防洪工程——老龙堤在南朝时开始修建。

    隋代的短暂统一在襄樊也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文化遗存，集中体现在襄阳、樊城周边零星发现的小型砖室墓葬中，出土文物主要为青瓷器，但数量不多。

    唐代全国性的繁荣在襄樊也得到展现，这时期的遗址、墓葬不仅在襄阳、樊城等中心城区发现较多，而且在相对于今天基本定型的县级行政治所及周边也有较多发现，甚至是比较边远的地方同样有所分布，有的甚至规模较大，只是他们离中心城区愈近，分布的密度愈大。唐代襄樊的繁荣还体现在不少文人骚客寄居襄阳，在许多千古名篇传世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重要遗迹，如鹿门山的孟浩然隐居地、岘山的杜甫衣冠冢等。与唐代有德政官吏去任后、乡民立碑纪念相对应，今襄阳城南原观音阁附近依然立有一块“副总戎来将军去思碑”，这是目前本区发现最早的一块地面石刻文物。其他重要的文物还有早年盗掘出土的张柬之家族墓志以及数千余幅以唐代为主并包括魏晋南北朝及隋代的馆藏墓志拓片。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又一个战乱时期，时代不长，本区该时期的文化遗存和文化遗物都没有发现，或者说至少无法确定，暂时留下了一个空白。

2008年7月至11月在襄城檀溪发现的国内仅见的壁画墓葬。

汉江传媒网消息(襄樊日报)　王先福安富斌文/摄

    宋代虽然是整个国家国力相对贫弱、北方战乱不断的时期，但作为地区行政中心的襄阳古城却是相对繁荣。目前城内宋代文化遗存基本遍布全城，堆积最厚，出土遗物也最多，其中大量瓷器品类丰富，釉色多样，包含有南北方多个窑口的产品。此时，以中心城市布置村落的格局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定型，墓葬的布局与遗址共存，但要分散得多，像唐代以前集中的大型墓地极为少见。襄阳城外最大的宋墓地就是城南的羊祜山墓地，墓葬总数也仅数十座，周边城南的多个山头甚至低洼的檀溪区都有零散分布。其中檀溪墓地中部的两座壁画墓极具特色，国内仅见。从宋代开始，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襄樊的政治地位随之下降，但军事地位依然突出，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及南宋末年，襄樊成为宋抗金、元的前沿重镇，今襄阳城西郑家山、城西南真武山北麓仍存的赵淳纪思铭、“襄樊铭”摩崖石刻记录了两次战争的简况。同时，襄阳城南秀丽的风光引得文人骚客览胜记游，岘山上多个地点的崖壁上都留下了题记。一些纪念性的建筑或新建或重修，如米公祠、古隆中、鹿门寺等。

    元代时光短暂，留下的文化遗存和文化遗物极少，可以确定的两座墓葬分别位于宜城刘猴镇石河村和樊城春园西路七里桥。前者出土的1件“至正五年”纪年堆塑罐准确地说明了其年代，弥足珍贵，后者出土的1件钧窑产青蓝釉碗也极为少见。

    明代的地下遗存数量不多，遗址较之墓葬更少，主要在襄阳古城及其他县级行政治所。宋代文化遗存上有少量发现，出土遗物多为民窑产青花瓷器，还有少量的颜色釉瓷器和硬陶、陶器等。墓葬基本不见聚族而葬的集中墓地，几乎完全呈散状分布，规模较大的主要有七座明代襄阳王墓，各为独立的砖石结构，可惜所有墓葬均被破坏或盗扰，墓前神道、享堂等仅余遗迹，墓内留下的也只有少量残缺的墓志还在显示着昔日的辉煌。重要的古建筑有明襄阳王府惟一留存的照壁——绿影壁、广德寺的多宝佛塔、主体为明代的襄阳城墙、明代开始重修的承恩寺等等。同时，还有一些书法、绘画作品流传于世。

    清代文化遗存以地上为主，在明代基础上门类和数量继续增加，但相当部分是对明代或更早时候之古建筑的修葺或增修、扩修。较有特色的是南漳县衙，他是我市现存惟一的衙署，同时也复修或新建了不少建筑，如襄阳县学宫、谯楼，枣阳白水寺、黉学，谷城三神殿等等。还保存了不少祠堂、会馆、书院和民居等，特别是一些较大的旧街区还在展示着昔日的辉煌。如樊城陈老巷、谷城中码头街、老河口太平街等。作为“南船北马”中转站和商贸经济发达的见证，襄樊汉江两岸众多的码头犹存，樊城的多个会馆也在。南漳保存较好的大量山寨、塘堰、民居等成为本区极具代表性的建筑遗存门类，石刻类文物的留存量较大。而地下文化遗存中遗址因多与现居民点重合而毁坏严重，即使保存下来也很少。只有今保康、南漳、谷城等山区的部分“逻围”(墓葬)较有特色，其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或大或小的墓地，单墓前有石质牌坊类建筑，后部封土周边用石块垒叠，墓地外侧有石质围栏，围栏的望柱、栏板上浮雕二十四孝、福禄寿喜、花卉、人物故事等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