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立
罗福午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和我国东南沿海各地，上海除租界地区外，迅即沦于敌手，周围各城市、乡村也先后被日寇占领，租界成了“孤岛”。四年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租界地区也全部被日寇占领。广大上海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在炮火和炸弹下侥幸逃生的人，随后又在失业贫困和饥寒交迫中悲惨地死去。
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上海有许多有志之士为抢救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作为了贡献。他们或抢运工业器材，或转移图书文物，或搬迁学校师生，使之免遭战火的毁灭，而有一位企业家，却以他的远见卓识，运用自己的财力举办奖学金，为国家和社会“抢救”了一大批人才，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位企业家，就是本文要介绍的顾乾麟先生。
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上海有许多有志之士为抢救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作为了贡献。他们或抢运工业器材，或转移图书文物，或搬迁学校师生，使之免遭战火的毁灭，而有一位企业家，却以他的远见卓识，运用自己的财力举办奖学金，为国家和社会“抢救”了一大批人才，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位企业家，就是本文要介绍的顾乾麟先生。
顾乾麟原籍浙江湖州，1910年出生于上海。祖父静斋在无锡开设源康丝厂，后到上海与英商怡和有限公司合作，经营怡和源打包厂。顾静斋去世后，由顾乾麟的父亲顾叔蘋继续经营。顾乾麟是顾叔蘋的独子，从小在家攻读古书，后入湖州旅沪公学、华童公学等校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现代文化熏陶至深。顾乾麟十七岁时，其父去世，他就继承父业，入怡和公司任职。
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战争灾祸接踵而来，顾家产业传到顾乾麟这一代时还谈不上有多大发展，而且怡和源打包厂已债台高筑。由于顾乾麟的勤俭经营，怡和源打包厂终于度过难关，兴旺起来。从1936年起，怡和公司委托顾乾麟代理经营有二十多万纱锭、四千多台布机的怡和纱厂的棉花、棉纱、棉布业务。由于经营不断获得成功，顾乾麟在上海工商界的地位逐渐上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上海租界，怡和公司作为“敌产”被接管，顾乾麟的资产也被冻结，他在怡和的英国同事都被关进集中营，倍受磨难。顾乾麟出于朋友情谊，通过中立国瑞士的驻沪领事馆，每月给集中营里的英国人送去二百多只衣食包裹，从未间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收回上海怡和公司，提升他为五个部门的经理。
顾乾麟在上海举办奖学金，是从1939年开始的。他看到社会上有许多学业成绩优秀的青少年，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继续上学，决定依靠自己的财力，资助这些青少年上学。奖学金定名为“纪念叔蘋公高初中学生奖学金”。在奖学金规章的第一条“宗旨”中写明：“为纪念顾公叔蘋生前乐善好施、提倡教育不遗余力之遗志，特设纪念奖学金，以造就本埠贫寒男女学生必须是学期总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行端正，家境贫寒，经过奖学金管理处的考试和家庭经济调查，确实符合条件的。奖学金起初规定资助学生上中学的学、杂、书费，以后待遇越来越优厚，如生病治疗可资助医疗费，成绩特别和的可资助膳宿费，高中毕业以后升大学的继续资助学费（私立大学）或膳食费（国立大学），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的资助出国费用。
叔蘋公奖学金从1939年办到1949年，共办了二十期（以一学期为一期），得奖学生累计近1100名。以个人的财力，资助那么多学生上学，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首屈一指的。
顾乾麟的为人，有他独特的风格，这充分体现在他同得奖学生的关系中：
顾乾麟的为人，有他独特的风格，这充分体现在他同得奖学生的关系中：
（一）平等相待，不以施舍者自居。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也办过助学金，是靠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集资办的，受到资助的学生同捐助者不见面，报馆只起中介人的作用。而顾乾麟办奖学金是靠自己的财力，由自己组织一个机构来办，同每个学生都直接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乾麟的企业资产遭到冻结。在当时物价飞涨，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下，顾乾麟毅然靠变卖一部分家产和他夫人的首饰，来维持几百名得奖学生的上学费用。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申报》、《新闻报》也办过助学金，是靠社会各界人士的捐助集资办的，受到资助的学生同捐助者不见面，报馆只起中介人的作用。而顾乾麟办奖学金是靠自己的财力，由自己组织一个机构来办，同每个学生都直接联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乾麟的企业资产遭到冻结。在当时物价飞涨，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下，顾乾麟毅然靠变卖一部分家产和他夫人的首饰，来维持几百名得奖学生的上学费用。
照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他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大慈善家”了。但顾乾麟并没有因此摆出“恩赐”的面孔。他对待受他资助的学生，既严格要求，热诚希望他们成长，又和蔼亲切，关心无微不至。他和他的夫人让学生们到他家去玩，同学生们亲密谈家常。在当时的社会，穷人是最受歧视的，家庭贫穷的学生们，即使学业成绩优异，也同样地被认为“不值钱”。但在顾乾麟面前，学生们却并未因家庭贫穷，靠他资助上学而觉得低人一等，反而因自己能够得到叔蘋公奖学金而有荣誉感。这同顾乾麟对待学生的平等态度是分不开的。在顾乾麟本人的影响下，奖学金管理处的沈遵礼、朱友慎两位办事人员，也都工作认真，对学生态度和气，不摆架子。
（二）助人为乐，不求个人得到报答。
顾乾麟用“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八个字。来表达他的志向和抱负，这在办叔蘋公奖学金的实践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他常表示，他平生最大的快慰，就是看到经他资助的学生一批批从学校毕业，成为有用的人才，为社会作出贡献。这些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底子薄，即使走上工作岗位，能挣钱了，生活上也仍然是不宽裕的，谈不上对顾乾麟在物质上能有什么报答。有几个学生毕业工作后，曾在节日给顾乾麟送去一些礼物以表心意，也被他婉言谢绝。反过来，顾乾麟如果知道他们之中有些人遇到了新的困难，还要继续给予关心和帮助。他们中有些人从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顾乾麟也乐于给介绍职业，但完全出于帮助性质，并不要求他们在他手下做事，为他效力。他从来不要求学生们对他歌功颂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时期以来，叔蘋公奖学金的学生们不敢提过去得过奖的事，不敢也不可能宣传顾乾麟所做的这桩大好事。顾乾麟对此很能理解。当他听到有些学生因奖学金的事受到怀疑和追查，还很难过和担心。前几年一旦条件许可，他很快就恢复了同分散在祖国大陆各地的一部分学生的联系。
顾乾麟用“得诸社会，还诸社会”八个字。来表达他的志向和抱负，这在办叔蘋公奖学金的实践中，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他常表示，他平生最大的快慰，就是看到经他资助的学生一批批从学校毕业，成为有用的人才，为社会作出贡献。这些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底子薄，即使走上工作岗位，能挣钱了，生活上也仍然是不宽裕的，谈不上对顾乾麟在物质上能有什么报答。有几个学生毕业工作后，曾在节日给顾乾麟送去一些礼物以表心意，也被他婉言谢绝。反过来，顾乾麟如果知道他们之中有些人遇到了新的困难，还要继续给予关心和帮助。他们中有些人从学校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顾乾麟也乐于给介绍职业，但完全出于帮助性质，并不要求他们在他手下做事，为他效力。他从来不要求学生们对他歌功颂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时期以来，叔蘋公奖学金的学生们不敢提过去得过奖的事，不敢也不可能宣传顾乾麟所做的这桩大好事。顾乾麟对此很能理解。当他听到有些学生因奖学金的事受到怀疑和追查，还很难过和担心。前几年一旦条件许可，他很快就恢复了同分散在祖国大陆各地的一部分学生的联系。
（三）情同手足，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顾乾麟对他自己后代的教育非常重视，尽力培养他们成为有用之才。他的次子顾家麒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现在香港行医，是香港第一个做换肾手术的著名医生。长孙顾正诚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最高荣誉奖及十多项奖学金，为中国人在该校获得此种殊荣的第一人。顾乾麟实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格言，对待叔蘋公奖学金的学生们也是关怀备至，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成长。
顾乾麟对他自己后代的教育非常重视，尽力培养他们成为有用之才。他的次子顾家麒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现在香港行医，是香港第一个做换肾手术的著名医生。长孙顾正诚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最高荣誉奖及十多项奖学金，为中国人在该校获得此种殊荣的第一人。顾乾麟实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国格言，对待叔蘋公奖学金的学生们也是关怀备至，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成长。
战争年代，上海一般市民的生活非常困苦。顾乾麟自己的生活条虽然比较好，但很能体察学生们的困难。他办奖学金并不以资助学生的学、杂、书费为满足，还陆陆续续为学生办了一系列福利设施，改善和丰富了学生们的生活，使学生们感到如同处在一个友爱的大家庭之中。
1949年，顾乾麟从上海移居香港。他在自己最近的回忆录中写道：“去香港后，每当我想念同学之时，即取出（有关奖学金的材料）翻阅，对同学之怀念，无时或忘。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他对学生们的诚挚而深厚的感情。
改革开放以来，顾乾麟举办叔蘋公奖学金的崇高目的和巨大功绩重新得到了理解和承认。近几年来，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人几次会见了顾乾麟，对他热诚为社会教育事业进行智力投资表示感谢。1986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在北京会见了顾乾麟。吕正操热情赞扬顾乾麟创办叔蘋公奖学金对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指出在中国办教育的人都是桃李满天下、名留青史的。《中国教育报》在1986年5月17日的一篇报道中，称赞顾乾麟之所为，“体现了中华民族重教的传统美德和爱国之心，堪为人们所钦佩。”
1982年以来，顾乾麟每年都要回上海和来北京看望叔蘋公奖学金的得奖学生。他当年资助过的学生，现在分散在祖国各地、各部门工作，其中有大学教授、研究员、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所长、设计院院长，有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长、司局长，等等。所有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个岗位上作出了各种贡献的叔蘋公奖学金学生，都可以说是实现了顾乾麟的“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宗旨。
顾乾麟决定把叔蘋公奖学金办下去。具体确定先在上海市第三女中和上海中学各设四十个名额，共八十名，由在上海的原叔蘋公奖学金得奖学生代为主持。如办得有成绩，打算把名额逐步扩大到四百名。为此，他还立下遗嘱，说明他一旦去世，在他的遗产中，将有一笔足够的款额留给在上海代办奖学金的同学们，把奖学金坚持办下去。
中国古代的管子有句名言，叫做“十年之计，莫如树人。”顾乾麟用他捐献个人财产与办奖学金的义举，实践了这个至理名言。
（原载香港《大公报》1987年1月8－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