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译欣赏采用什么准则？

    翻译欣赏涉及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在这种价值判断过程中，不强调要寻求绝对的真理或找出绝对的道理。翻译欣赏只是反映翻译欣赏者面对作品的态度和观点，它是作者、作品、翻译欣赏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成果。

    翻译欣赏往往遵循三种不同的准则：

1，              对等的准则(equivalence). 该准则之后有个假设：译文是原文的复制品，应该酷似原文，尽量“ 存真”。因此，在赏析译文时，多注重比较原文和译文，找出二者之间的异同，两者之间越是相似，译文就越是成功。

总体来说，历来主流的翻译评论观点，都是采用这种以“对等”为金科玉律的法则：“‘信’可以说是翻译的天经地义（perfectly justified; unalterable principle）; ‘不信’的翻译就不是翻译；不以‘信’为理想的人可以不必翻译。”（陈康。1981）

不过，对于‘信’的本质，大家总有不同的理解，正如林语堂所指出的：“译者的第一责任，就是对原文或原著者的责任，换言之，就是如何才可以忠实于原文，不负著（作）者的才思与用意。在这个上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忠实应作如何解释，是否应字字拘守原文，或是译者可有自由的权利，于译文时可自行其裁判力，于原文字句得斟酌损益，以求合于译文通顺明畅的本旨。”（林语堂。1940）

因此，对等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包括：

1），语音的对等；

2），词语的对等；

3），意象的对等；

4），功能的对等；

5），神韵的对等。

2，              实效的准则（effectiveness）, 这个标准背后的假设是：翻译工作作为一种消极服务，其成败主要视消费者（委托人、雇主等）的满意程度而定；消费者是否满意，则取决于译文能否达到其委托的目标。换句话说，今天的翻译工作，往往是译者与委托者之间的一桩交易，委托者出钱，是为了达到某些目的，例如推销商品、掌握原文信息、影响他人、享受原文所给予的乐趣等，译员接受酬劳，须以专业态度提供翻译服务，让委托者获得期望的效果。

若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翻译的话，任何合法又合乎道德的手段只要达到了委托人的目的，都是合理而且应该的。于是历来被尊崇为金科玉律的种种翻译标准，有时都被丢在一旁，例如按照“忠信”的原则，译文应该代表了原文的全部信息，也没有原文本无的信息，按照“通达”的原则，译文应该写得浅显易懂，可是符合了这样的标准，译文未必能达到委托人期望的效果，反而是不忠信又难以看得明白的译文，才是好的译文了。

因此，译得“好”的译文未必就是成功的翻译任务。译文是否具有可读性，跟翻译任务的成败无必然联系，甚至有时译得“不好”的译文，反而达到了原定的目标。

至于如何衡量委托人的满意程度，则要视其期望而定。有些期望是可以量化的，如译文令委托人的生意赚了多少钱；有些是可以验证的，例如译文使用者看了译文是否遵照其指示完成了某些工作。但是相当大部分的译文成效还是要由译文的评论者或者译文赏析者按照可以得到的资料自行评估。

3，              再生的准则（revival）

还有一种“翻译哲学”，就是既不把译本当成原文的复制品或替代品，也不斤斤计较于译本对谁有什么“用”，而是把译本视作原文的“借尸还魂”，让读者及其意念得以在另一个时空里得到新的生命。

按照这个看法，每一次翻译都向是音乐厅里的演奏家那样，凭着乐谱（score）的指示再度为当场的听众演绎一边该首作品。正如音乐演奏没有钦定的（authoritative）、唯一至尊的(definitive)、完美的演绎，翻译工作也无从追寻最正确的译法、最权威的解释，反而是译者透过原文跟作者心心相印，利用原著作为原料，炮制出新的作品，在另一个情境中以飨另一批读者。

若是这样的话，翻译评论或者赏析的标准则可能是：

1），译文本身作为艺术品的价值，例如译出来的诗有没有“诗味”、译出来的戏剧作为脚本在舞台上演出行不行，也可能是2），译文使用者的期望是否得以满足。

至于译文跟原文酷似与否，译者行驶了多大的自由来改变原文的本来面貌。译本对委托者、作者、社会大众、译本的语言文化产生什么影响等，都不重要。在极端的例子，原文只不过是一些灵感，甚至借口，让译者去发挥，去创造出跟原文具备“某种关系”的新作而已。

注：历来有不少翻译作品都有这种情形，尤以文艺、哲学、宗教的范围较普遍，例如林纾取材于英法文学名著而写出的流行小说，Ezra Pound 取材于中国诗歌来创作的新的诗歌，20实际60年代多为“嬉皮士”（hippies）美国诗人借寒山的作品写自己的诗歌（但称之为翻译），表达其人生观，都是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