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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徐则臣:“70后”正面对别样乡愁

(2015-02-21 23:29:15)
标签:

《耶路撒冷》

徐则臣

分类: 资料

徐则臣:“70后”正面对别样的乡愁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赵晓兰】

QQ图片20150209112845

人物简介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70后”作家代表人物。现为《人民文学》编辑。

“作家大概分为几种,一种用皮肤去写,主要凭借感受;另一种用心去写,凭借情感;还有一种用脑子去写,这类作家相对比较理性,一定要先解决‘我写这个意义在哪里’的问题。”在中关村附近的某家咖啡馆,作家徐则臣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道。他将自己归入“理性作家”之列,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对“70后”一代的意义追寻,探寻中国社会近30年的转型期内,他们的焦虑、矛盾和坚守,被评论家们称为“一代人的心灵史诗”。

《耶路撒冷》自2014年3月出版后,如今已经第九次印刷。新旧交替,在各媒体回顾上一年的多个榜单中,这本小说赫然在列。2014年成了徐则臣的丰收年,凭借这部长篇小说获得老舍文学奖,又凭借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获得鲁迅文学奖,评论家陈晓明称他为“‘70后’作家的突出代表”,评价他的小说“自由而自然,却能穿过纷扰的现象,敲打生活的要害”。

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

写作《耶路撒冷》是个大工程,因为徐则臣一开始构思这个小说的时候,内心就萌生了一些宏大的野心,用评论家李敬泽的话说,徐则臣是要从“正面强攻这个时代”,为一代人的精神立传,又要为“70后”作家正名。“很多人觉得‘70后’作家让人失望,把我们和‘60后’比,认为我们没有他们的成就和才华;和‘80后’作家比,又没有他们的市场。但是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会被读者发现的。”徐则臣说。

小说描写了中国南方某条运河旁,几个从小一块长大的“70后”,其中一个在12岁就自杀了,另外的小伙伴们直到很多年后,还是对此留下心结。因为在当年,他们没能阻止小伙伴的死亡,甚至或多或少地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为此,他们从故乡“花街”逃离,又割舍不断内心与故乡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则臣想展现他们内心的焦虑、忏悔和救赎。“他们有着自己的底线和坚守,只要这些东西不丢失,这代人就有希望。”

在小说里,主人公初平阳小时候曾在一座摇摇欲坠的教堂外,听见一个文盲老太太独自在里面一遍遍地念叨“耶路撒冷”,他一直对这个词念念不忘,不仅因为它的神秘和动听,也因为它与内心忏悔情绪的暗合。而现实当中,也是“耶路撒冷”这个词激发了徐则臣最初的灵感,早在2006年,他就想用这个标题写一部小说。

2010年某个深夜,徐则臣突然灵光一闪,想到用专栏和故事相穿插的方式来构建整部小说。奇数章是故事主体,偶数章是主人公初平阳的专栏文章。

这样复杂的构想,写起来很困难,为初平阳写专栏的那一年,他的文字产出明显变少了。后来,到了故事主体的写作,他更是一度品尝到绝望的滋味。“我想小说家都有自虐倾向。”徐则臣说。他有意给读者制造阅读障碍:“人的思维有惯性、有惰性,太顺了,你的很多用心读者真的体会不到。就像读鲁迅的小说,疙疙瘩瘩、走走停停,反而留下很多独特之处。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对读者的审美习惯有一种冒犯。创新本身就意味着某种冒犯。”

这辈子始终是“京漂”

就像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徐则臣身上有着明显的“70后”烙印,他成长于中国疾速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然后在城市定居。对遥远故乡若即若离的暧昧情愫,和作为一个城市异乡人的漂泊感,时常交替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

徐则臣出生于苏北乡村,11岁就离开父母开始学校的寄宿生活,从小个性独立。那时候他看了很多香港刑侦类的电视剧,觉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的律师非常酷。后来他又迷上了国际大专辩论赛,对蒋昌健等中国辩手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他有了当律师的理想。

高中时学习压力大,他有一阵子严重失眠,非常孤独,于是写下了厚厚的几本日记。“写着写着把自己写开了”,就这样,他开始了写小说的最初尝试。

大学没有考上法律系,徐则臣误打误撞考入了中文系,“当时有种悲壮的失败感。”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用阅读填补内心的彷徨。在大一的暑假,他读到了张炜的《家族》,这本书让他豁然开朗。他第一次意识到当一名作家的美好和诱人之处,也找到了新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他从大学就开始写小说,毕业后当了两年教师。为了追寻写作理想,他考上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师从曹文轩老师。

老家淮安那条几百米长的“花街”曾是徐则臣写作的精神原乡,他为之书写了一系列旧事人情,《花街》《石码头》……有的来自道听途说的故事,有的是童年记忆。

北京则在创作上让他有了新视野,2003年开始,他的“京漂”小说纷纷出炉。《啊,北京》的主人公边红旗是办假证的,《跑步穿过中关村》的主人公敦煌是卖盗版光碟的。他喜欢关注生活在北京的边缘人:“那些五湖四海的人,走路姿势和面部表情都不一样,我对他们抱有顽固的兴趣。”

他自认也是“京漂”,虽然前两年刚解决了户口。“有没有这个小本,其实对心态影响不大。”

轻易被改变的都不是理想主义者

环球人物杂志:你怎么去归纳你们这代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徐则臣:写《耶路撒冷》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采访了很多“70后”。

“70后”有很多独特的问题,比如他们的世界观是在变的,似乎突然出现了转折,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但“80后”就很完整,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没有任何障碍。

环球人物杂志:同为“70后”的小说家瓦当也有一部书《到世界上去》,也和“70后”的成长记忆有关。

徐则臣:返乡,以及到世界中去的问题,其实根植于“70后”的内心。虽说每代人都在寻找精神的故乡,但有些问题还真是从“70后”才真正开始面对。小时候我很听话,内心里对世界的向往反而被压抑得更厉害,越去不了越想去,时刻打算夺路而走。我的小说里,很多人物都在往外跑。

而真正的“还乡而不至”,也从我们这代人开始。前辈们回去,会发现老房子倒了,乡愁还在,内心和情感的故乡还在。“80后”还没来得及把自己深植在那片土地上时,乡土社会就崩溃了,他们没来得及建构出充分的乡愁。而故乡失散那种别样的、失落的乡愁,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集中面对。

环球人物杂志:《耶路撒冷》中,主人公最终是获得了救赎。你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徐则臣:中国人很多不信宗教,但不能武断地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在我看来,信仰是一种坚持,一种理想主义的东西。

这个时代的人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放弃,稍微受些打击就变了。我们整天抱怨外界的东西改变了生活,如果你有坚定的想法,其实哪儿那么容易改变。轻易被改变的,我觉得都不是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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