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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彭敏评《耶路撒冷》: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2015-01-27 21:3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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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

徐则臣

《耶路撒冷》评论

分类: 批我

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读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读徐则臣《耶路撒冷》

 

彭敏

 

徐则臣,一位如日中天的70后作家。从中短篇到长篇创作,无不硕果累累,载誉如潮。长篇《耶路撒冷》耕耘六载、千呼万唤始出来,徐则臣一如既往的写作伦理和审美范式,在其中大焕异彩。

聪明的作家总是在他熟悉的园地翻云覆雨,深耕不辍。作为徐则臣小说的两大枝干,花街系列和京漂系列赚足了眼球和评说。这一次,徐则臣让两个门当户对各自风流的“适龄青年”,在《耶路撒冷》中喜结连理。四个出身花街的70后,带着不同的梦想,以各自的方式混入京城,在一次不约而同的返乡之旅当中,他们体验着生活和命运的加速度,在回忆与乡愁中追寻着往事的救赎和心灵的归宿。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到世界去”,一直是花街居民们一个璀璨的梦想。那些如愿以偿的花街子民,无论日子是否过得春风得意,总会让留守者宠命优渥青眼相看。生存的难度在故乡尚且不容小觑,“到世界去”,自然要付出更加令人肉痛的代价。初平阳历尽千辛万苦考上北大社会学博士,却失去了恩爱不疑的女友舒袖。易长安靠办假证大发横财,流连女色,最终水边湿鞋,被警方盯上。秦福小孑然一身漂泊天涯,相依为命的只有一个领养来的小男孩天送。杨杰的水晶生意蒸蒸日上,却苦于结婚多年无瓜无果,夫妻关系五味杂陈。世界始终向如蚁附膻的花街子民敞开怀抱,但这怀中并不全是馨香温热,而是裹挟着挥之不去的罪咎和刺戳。初平阳闯荡北京的历程,折射出民族国家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迷失的加速度和失衡的心灵结构。杨杰和易长安商海浮沉,一个精研业务,一个堕入邪途,同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涣散出不同的宿命。秦福小心灵的负担是最重的,她“在世界中”的漂泊有点像一场但求虐心的自我放逐,只有当酷似死去弟弟景天赐的小男孩天送出现的时候,她才终于找到了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看似温情脉脉平淡无波的家庭伦理关系,对个体心灵结构的扭曲竟是难言的致命。在那碗无法端平的水中,年少的秦福小蒙受了巨大的伤痛。魔鬼就是在此时乘虚而入。秦福小任由景天赐自残致死,而初平阳则在无意中成为帮凶。景天赐用以自残的军刀是杨杰给的,景天赐在雷雨中比赛游泳被闪电吓傻,则是受了易长安的撺掇。那个遥远年代的残酷事件,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景天赐之死反而成为他们一以贯之的精神纽带,无论“到世界去”的路途多么险恶纷扰,相互之间的情谊真纯如一,牢不可破。人性的复杂幽微处在此展露无遗:撇开性善性恶不论,当心灵面对自我的罪愆,它可能破罐破摔越陷越深,也完全可以罪己过己自警自净,撇去清水上的油脂,让水面重归光洁。任何纯真年代的友谊在时光和世俗的冲击下都可能荡然无存严重变质,而四位主人公之间,或许恰恰因为曾为那份罪愆的共犯,得以将相互间的信赖和依恋延伸到世界的纵深处。这也是徐则臣许多小说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色。

在花街和北京的双重叙事中,我们很容易留意到结构上的某种诡谲的倾斜:四位主人公主要生活在北京,故事的主干却在花街。“到世界去”的种种况味和根由,不是在世界之中,而是在一次不约而同的返乡之旅中得到了聚焦和强化。整本书的结构类似于一个两头大小相差悬殊的沙漏,故事和人物都像沙子穿过沙漏窄小的腰身,从北京往花街这一头汇集。对此,初平阳的感受颇为深切:生活汹涌,扑面而来;信息量和情感消耗比他呆在北大一年里接受和支出的都要大。佛语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正如徐则臣自己所说:“我可以把一条街弄成整个世界,而北京,我恰恰觉得它小,尽管方圆巨大、人口密集,因为它硬邦邦地在那里,我不能随便改变首都的尺寸,它的空间说到底是有限的。”许多作家都热衷于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疆土,徐则臣的花街让我们想起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故乡。而《耶路撒冷》中的返乡之旅,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书写中,也是一个常写常新的永恒母题。与前辈大师背道而驰的是,故乡和回忆,并不闪闪发光地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对峙,也不提供精神上的宽慰和救赎,此在的生存现实的确七零八落,可那过往的一切又何尝不是乌烟瘴气?北京的生存架构、花街的历史与现实,构成了一曲沉重而压抑的三重奏,规训之下的野性、辱没过后的尊严、伤痕当中的热血,在沉稳、节制的叙述中磷火一般倔强闪烁。过去不堪回首,现时不尽人意,那么便唯有寄望未来。十年后的70后又当如何?在小说结尾处提出这样的问题,作者探讨人生、为一代人画像和命名的欲望跃然纸上。

初平阳的返乡之旅是尴尬的,他想卖掉大和堂,引来各方势力龙争虎斗,最后的结果是政府要拆迁,谁也没捞着。他和已为人妇的舒袖鸳梦重温,却怎么也逃不过苟且成奸的嫌疑,尤其在他们第一次成事时,舒袖的儿子在襁褓中对着初平阳叫出了第一声“爸爸”,是颇为神妙的一笔。杨杰作为成功人士在书中的故事略显平淡。秦福小本想带着天送在花街的河边终老,最终却事与愿违。易长安一路逃亡,中途却经不住返乡的诱惑,结果在回来的火车上被警方抓获。当年曾千方百计“到世界去”,如今却不约而同地重归故乡,出入之间,揭示出一代青年的成长、奋斗和迷失。而与他们的迷失相对应,花街多年来的发展变迁也已经不知不觉地流于畸形。斜教堂无人问津,莫须有的名妓则大张旗鼓地变成了小城的文化地标。保存着真纯心性的人,仍在寂寞地生活,而那些率先突破了原则的,摇身变为强者。

故乡已非乐土,对还没飞够的初平阳来说,深深植根于童年经验的“耶路撒冷”,是他最后的梦想和救赎。据我所知,徐则臣并非宗教的信徒,《耶路撒冷》也没有过分去强调信仰的作用。只不过,在所有的尝试和努力都宣告徒劳之后,这似乎是一种尚不会马上被证伪的可能。从做过妓女的秦奶奶,到陷入精神病院的吕冬,或许还可以算上某种意义上的初平阳,在《耶路撒冷》中,寻求信仰慰藉的,往往都是受生存压抑最酷烈的。对压抑和规训的反抗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然而,通过种种方式对个体进行压抑和规训,却已经沉淀在了社会结构的最深处。反抗并不那么容易,信仰的慰藉就成为左臂右膀。吕冬开始对《圣经》感兴趣,初平阳即将奔赴遥远的耶路撒冷继续学习,至于其他人,则仍要在世俗的世界里上下求索。小男孩天送的一句梦话,使得这种求索获得了一个响亮的命名: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对小说形式的探讨,也是《耶路撒冷》一个相当显著的意图,并且和精神向度的开掘达成了完美的融合。以人物命名的篇章,对几个主要人物的生存现实和心理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勘探。而十篇专栏文章的介入,则从侧面拓展丰富着70后人物群像和精神图谱的包容力与深广度。如果说小说的正文主要通过叙事来迂回婉转地实现作家意图,那么专栏文章则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尤其《我看见的脸》一文,由一张脸盘活一个人,十五张脸如十五把无影刀,短小精悍,却招招见血,令人触动。

 

 

《耶路撒冷》,徐则臣著,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39.80元

 

                                                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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