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王书亚

导演是枝裕和说，“这部电影，我想描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悲剧、欢笑，和残酷。”

风格却像小津，恬淡、安静。家人的日常对话，像院子里的紫薇花，一句一句落下来，想夹在书里，玩味再三。也像飞入室内、停在横山家长子遗像上的小黄蝶。用佛家语说，字字都有禅机。在基督教的信念里，就是“万事相互效力，连一根头发，都预先被数算过了”。

剧中，母亲摸着妹妹的刘海，说，“你脸这么漂亮，就把额头多露点出来啊。”我就想起这句经文了。曾经很久也无法相信，世上有种凡事都被数算过的恩典。如今信了，就像一场世界大战，一个伤兵，从头活到了尾。他跪在垫子上祷告，心有安慰，语无伦次。朋友问成为信徒意味着什么。我说，意味着思想、文笔，动作、情怀，都已死过一回。

横山家丧夫再嫁的二媳妇，跟丈夫第一次进公婆家，扫墓归来，对儿子说，死了不等于不存在。

死亡的话题开始就笼罩着。15年前，横山医生的长子在海边救人，不幸溺死。每年他的忌日，家人团聚。故事就是一天一夜，像剥玉米一样，把15年来每个人的心思，撒落下来。片头，次子良多在回家路上，问他的继子，“听说昨天兔子死了，你笑了，为什么呢？”继子说，“他们说要为兔子写封信。”“写信很好啊。”“可是写给谁看呢？”

表面上，是说一件不幸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家庭。死亡的气息踱入家门，破坏了每一种亲密关系。亲人的死亡盘旋在家里，成为每句话的潜台词。悲凉的是，一个家庭若无法拥有足够力量，去承载一个成员的死亡，那么家庭如何继续成为一个理想？

回想幼年看《新闻联播》，什么消息都不如领导人去世。哀乐一响起，腔调一低沉，全家人就停下碗筷。若有唧唧歪歪，一定有人出头呵斥，“莫说话，快看”。这种情形一年半载有一次，一旦错过，同学们第二天围谈，自觉落后许多。

显然，一个国家承受领袖死亡的能力，比一个家庭承受亲人离世的能力大得多。所以国殇永不如家殇。所以家庭的荒凉，也远比国家的腐败，更令人绝望。家庭若不能胜过死亡，我们组成国家，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为儿子扫墓，路上说了这个传说，冬天没有被冻死的小白蝶，春天会变成小黄蝶回来。

所以小黄蝶飞入室内的刹那，母亲心思大乱，近乎癫狂。良多的继子，也在夜间溜出户外，释放了3年的丧父之痛。他向天祈祷，说我要像爸爸一样做调音师。如果不能，就做一个医生。

因为白天横山爷爷问他为什么想做调音师。他编了个谎，说因为喜欢音乐老师。爷爷说，我想做医生，是因为我父亲病了，我想救活他。这时良多进来，阻止了父亲。其实良多的小学作文，也这样写着，“我的理想是像爸爸一样做一个医生。”但兄长的死，在良多与父亲之间立起一道永远的墙。他离家远走，从此活在心中理想和父母期待之外。

当年被哥哥救回的孩子，母亲每年都请他来参加祭拜。惟独横山大夫一人面向户外坐着，15年来从不理睬他。这个年轻人不断失业，心思不定，贪吃贪睡，一年比一年肥胖。所以横山夫妇一年比一年愤懑：凭什么要我儿子成为他的替死鬼？晚上良多对母亲说，以后不要叫他来了，他也不好受。母亲的怨恨终于流露，说，我就是要叫他来，就是要他不好受。

横山家的老夫妇，像大多数中国父母，把儿女当作私有产业。母亲扫墓时，看见有人在儿子墓前摆了花。她拿走那些花，摆在陌生人的墓前，不能容忍别人儿子的怀念，霸占她的怀念。

裕和在母亲离世后拍这部电影。许多细节、对话，都是对母亲的怀念和临摹。连横山家的玉米饼，也是他母亲独创的保留菜。

家庭不能胜过死亡，总是因为活着的人希望在死了的人里面活着。父母希望儿女在自己的期待里面活着，儿女期望父母在自己的愿望里面活着。救赎主和替死鬼，多么触目惊心的对子。亲人死了，我们从此不能好好地活，我们往日的心思、情怀，还没有死，也不肯死。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泪水交出去，所以憋在里面，直到非死不可的时候。

有一个规划局官员说，“教堂，就应该修在殡仪馆附近。”意思是信仰和死亡有关。更准确地说，是死亡和信仰有关。所以除非有人不死，不然每个人都与信仰有关。死亡，若不能改变人对生命的态度，一次死亡，就摧毁一个家庭；许多次死亡，就摧毁一个国家。更多的死亡，终将让世界死在自己的梦里。

能不能这样呢，像死过一样活着？大地震后，我当自己是幸存者，曾决心像死过一样活着。若有士兵在前线，他不会抱怨晚上没有洗澡设施。士兵在后方，他就开始抱怨。若有夫妻在前线，一方跌倒，另一方会全力搀扶；夫妻在后方，一方跌倒，另一方就开始抱怨。若在别人家里做客，菜烧糊了，我会说，没关系，很好吃。若在自己家里，我就开始抱怨。

能不能这样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是我的或任何人的梦想，在我里面活着。也不是一个替死鬼，在我里面活着；而是一个救赎主，是这世界的主人在我里面活着。

我不甘心时就问自己，你还真把这世界当自己家了？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山友老吴

 

青衣佐刀（马鞍山）

 

老吴名叫吴文洪，个头中上，壮实，刚入不惑之年，初始印象是木讷少语却不失热情。

虽然我从没有去过盐城老家，但父亲一辈子没改掉他的苏北口音，所以那天在大本营老吴一开口，我就知道遇到老乡了。

这一次攀登珠峰，在海拔6400米的前进营地，两队吃饭、休息的大帐篷，只隔着一条临时踩出来的路。他们队帐篷小，却是新的，保暖性比我们的帐篷强很多。天气不好的时候，适应性训练取消，我常去他们帐篷坐坐。那天我说我们队有个“牛人”的登顶纪录是哈巴雪山时，老吴的队友们都笑了，说老吴更是“牛人”，他从没有登雪山的经历，他说珠峰将是他登的第一座雪山，也是最后一座。

老吴脚下还是一片空白。如果这次成功登顶，不仅将创造他自己的纪录，也将是珠峰登山史上的奇迹。但从那天起我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妥。之后每次见到老吴，我都问他身体状况如何，他每次都说状态很好，不用担心。那一阵子我倒希望他有高原反应，那样就有理由劝他放弃了。其实他的脸色一直不怎么好。

山有自己的尊严，人也想在山面前保有自己的尊严。那些天，老吴一直在用沉默和坚持捍卫自己的尊严。

但他的坚持，又掺杂着侥幸的成分。攀登珠峰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不断进行身体适应的训练。一次我们下撤到协格尔县白坝镇休整，晚上我和老吴、老邢聊天。老邢是骠悍的山东汉子，却因高原反应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每天沉着一副黑脸。我和他聊了几句，然后就问老吴上到北坳营地用了多长时间。

北坳营地海拔7028米，是攀登途中难点之一，必须攀爬一块500多米直上直下的大雪壁，上面纵横着许多明明暗暗的冰裂缝，快到营地时的那条最大的冰裂缝看不到底，有一架长约四五米的金属梯呈45度角架在上面，走梯子时人会感到特别恐惧、凶险。所以北坳是攀登者能否继续攀登的试金石，常有山友止步于此。老吴当时嗫嚅着说他用了5个多小时，老邢当即就说不可能，因为那天老邢用了6个多小时，而老吴是最后一个到营地的。现在想来，他将攀爬时间说得短些，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老吴是学体育的，我们自然就聊到了足球。我说了对中国足球的失望，老吴说得更多的却是希望。平时他不苟言笑，但那天脸上不时闪现着笑意。后来从别人那儿知道，1995年至今，老吴每年拿出20万元举办盐城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许那是老吴上山后最兴奋的一天了，他向山友们发出了邀请，今年10月1日到7日青少年足球赛期间到盐城去做客。我说我想吃海鲜，他说盐城海鲜并不出名，他会用螃蟹招待我们。

终于等来好天气，我们队作为A组于5月14日开始冲顶，他们队作为B组次日开始冲顶。距离实现登上珠峰的梦想只有3到4天了，大部分山友很兴奋，只有老吴依然坐在帐篷的角落里，很安静的样子。出发前一天我突然起了为B组队员拍照的念头。拍到老吴时，我看到他眼角湿润，像是流了泪，又叫他走到帐篷外，以珠峰为背景拍了几张。这也是在山上我为老吴做的惟一的事了。

18日上午10点多我下撤到北坳营地，攀登总指挥桑珠一脸兴奋，他说B组所有队员都已经冲顶成功了，那时，我还为老吴高兴了一阵子。下午，向导中最强悍的其美带着五六个人风风火火往上赶，只留下一句话——B组有个队员出现高原反应，下不来了。

已下撤到前进营地的山友们，没有人知道老吴此刻正在海拔8750米的雪坡上，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点消逝。19日中午，向海拔5800米过渡营地下撤的路上，和我结伴的山友阿忠手机突然有了信号，收到一条短信，说老吴遇难了。我本能地拒绝这样的消息，对阿忠说，别信那些小道消息。但随后，老吴沉默不语的样子老在我眼前晃动。

在过渡营地证实消息的真实性后，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

我们队只在大本营住了一个晚上。20日中午，队友们上了中巴准备离开，因为高寒，车抛锚了。那天喜马拉雅山谷的风很大，珠峰顶上的旗云急速飘动，覆盖在白色的雪坡上。老吴昨天还是鲜活的，还和我们在一起，现在却静静地躺在了那里。

突然一个场景浮现在我脑海中：如果他还活着呢，如果老吴突然醒过来，坐起来呼救，而我们却听不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离去，他的内心将会经历怎样的绝望！我的眼泪又一次淌了下来，止都止不住。

后来，我听人谈到他在山上的一些细节。他带到顶峰的惟一旗帜不是自己企业的，而是写着对震区人民的问候。其实老吴在冲顶前体力已经快透支完了，我一直在猜测，他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为了圆自己20年的梦，他没听从向导的劝阻，义无反顾地向世界最高峰冲刺。老吴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死得很有尊严。

我真想知道，在最后的十几个小时里，在那个冰天雪地的下午和夜晚，老吴会想些什么。

我真想再爬上去，为他倒杯水，陪他好好聊聊。

 

政治语言的迷雾

 

蔡子强

 

在过去一个月里，茶余饭后，香港人最爱七嘴八舌拿来讨论或调侃的，一定是：对你说一声“有好感”，代不代表向你“示爱”﹖

事缘报章揭发，立法会议员甘乃威涉嫌向女助理求爱未遂，愤而解雇对方。

公众一片哗然的情况下，他偕同太太召开记者会，坚称“没有因求爱不遂而解雇该名员工”。但传媒却没有因此放过他，之后几天继续穷追猛打追问他有没有玩文字游戏：“没有因求爱不遂而解雇该名员工”，那有没有向女助手“示爱”呢？他再次断然否认。

但在铺天盖地的压力下，他终于上电台承认曾单独约会女助理，分享感情经历，并向她表示“有好感”，但仍辩称这不是“示爱”。节目主持人多番质疑这是不是等于“示爱”，以及他之前公开说“无示爱”是否说谎，他辩称自己没任何追求行动，例如送花等，故不算“示爱”，而事后亦已向对方道歉。总之，自己从来没有“讲大话”。有听众致电节目批评他“伪善”。

当然，为政治利益操弄语言，甘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更出名的便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克林顿曾在电视镜头前否认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丑闻。

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与这位女士没有性关系。”

后来证据确凿，他还继续狡辩，在“口交是不是性关系”等问题上咬文嚼字、兜兜转转。

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对于这种为了政治利益而操弄语言的行为可谓深恶痛绝。他的《语言之钥》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新兴的政客政党，在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已愈来愈娴熟于语言符号的操弄与诈伪。他们可以轻松地使用语言魔法刀、任意地切割人群、制造卷标、煽起对立；他们也可以非常容易地借着语言修辞的技术，推卸掉责任，以及炮制出替罪的羔羊。这是政治与社会的向下沉沦……于是说谎、欺骗、语言操弄等遂告大盛，价值上的是非对错当然也变得愈来愈不重要。”

他举例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布什内阁中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当年，布什政府为了合理化入侵伊拉克，炮制了大量虚假情报，经典当然首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这位极右派好战分子扮演了关键角色。当这些虚假情报被质疑或揭破时，他便会以其独特的语言学来挡驾，例如玩弄“知道”一词的语言把戏：主动式、被动式、主动的被动式、被动的主动式、否定式、双重否定式……叫人眼花缭乱。

问：如今说“知道”，之前为何却一直说“不知道”﹖

答：那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知道”。

美国记者Hart Seely便曾把拉姆斯菲尔德那些叫人听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句子收录在《拉姆斯菲尔德诗篇 》一文中，将其改写成一首又一首“打油诗”。

(网址：http://slate.msn.com/id/2081042/ )

其中一首，改编自2002年2月12日，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的打油诗，其中每个词都可在那次讲话中找到：

As we know, /There are known knowns. /There are things we know we know. /We also know /There are known unknowns. /That is to say /We know there are some things /We do not know. /But there are also unknown unknowns, /The ones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就我们所知，/有些是已知的所知。/有些事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也知道/有些是已知的不知。/这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我们并不知道。/但还有一些是不知的不知，/那些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正如南方朔所说：

“也正因为当今的世界已成了政治学被语言学所取代的新时代，语言符号的操弄、欺骗、硬拗、胡扯等成了新的手段。因而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自由人，已必须对这些问题格外敏锐，始能免于成为别人操弄下而与之共舞的棋子。”

朋友梁文道在报章撰文说，首先甘乃威没有涉及到婚外情，因为他只是“求爱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爱的话），远远还没到已经发展出一段感情的地步；第二，这也不是性骚扰；第三，这也未必是“无理解雇”，就算它可能是，双方也都已达成了赔偿协议；第四，除了那位下属，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是甘乃威的夫人，但她也已经接纳了丈夫的作为，外人更是毋庸多谈。

梁文道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其实即使有婚外情也不算是什么弥天大罪，成年人的感情世界本来就很复杂，不容外人七嘴八舌。

我认为最要不得的，反而是操控语言、愚弄公众，企图蒙混过关，让政治从此堕落成语言的迷雾。

 

非常英雄傅天飞

 

张正隆 

 

 

傅天飞，别名傅世昌、傅崇礼，1911年生于吉林双城县（今属黑龙江），1927年初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商船学校。

位于松花江江桥北端东侧，挂着“商”字招牌的船校，是东北军“造就海军将校人才”的军官学校。校园设施、环境一流，学生吃穿用一律官费，而且是罕见的高标准。一年四季，学生轮换白、黄、黑三色军服，吃的面粉是名牌“双合盛”，用的钢笔是美国“派克”，教材是英国的。东北当局把这些未来的海军将校当成宝贝，精心呵护、培养。

在清一色男性的船校，傅天飞堪称帅哥。他的同学、后来的著名作家舒群形容他“仿佛一座历年虔心保存的石窟的精琢石雕，古刹的彩绘塑像，是明确无误的，完美无缺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学业名列前茅。有军籍、无军籍的教师都喜欢他，校长王时泽对他也青睐有加，认为他前途无量。

1930年秋满洲省委派冯仲云来到船校，以教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自然不能不关注到傅天飞。学制3年半，即将毕业的英俊青年，如锦的前程正朝他招手，他却入了党，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生涯。

1933年秋他随1军独立师南下辉发江，主持召开南满团员代表大会，在队伍内发展团员（年底达109人），召集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同时主编《人民革命军报》和《反日青年报》，口才笔才皆得好评。当时许多人都以背诵几句导师语录为能，这个热血书生说的、写的，却都是普通士兵、百姓一听就懂的话。

同年冬，他回团省委开会，在哈尔滨正阳街口“独一处”饭馆，巧遇老同学舒群。往日唇红齿白的傅天飞的眼角此时已经出现嵌着泥垢的皱纹。一双手黑黢黢的，裂了不少口子。进饭馆刚坐下，就从衣兜里摸出个烟口袋，用报纸卷好吸了一口，道：老同学，今个俺当客（qiě）了。

太阳岛、水上俱乐部、中央电影院、极乐寺，哈尔滨那些好玩好看的去处，当年他们这些骄子哪儿没去过？夏天在松花江游泳，冬天去溜冰场溜冰，在轻曼音乐中吃比洛斯卡（炸包子），喝牛奶、布扎（饮料），畅谈理想，这个要当航海家，那个要指挥舰队驶向大洋。回想当年，舒群无论如何也难以把眼前的人，与那个西装革履或军装笔挺、白净的手指夹着老巴夺烟草公司的俄式长管“大白杆儿”的傅天飞联系起来。

趁傅天飞狼吞虎咽的工夫，舒群去门口的烟棚子，倾其所能买了10包“大白杆儿”。

吃喝得差不多了，舒群问他这一段的经历。自称“老傅”的傅天飞，说你要写什么大作？拍拍肚子：磐石游击队（“抗联”1军前身）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全在这里。

两人谈了一天一夜，后来舒群又把他介绍给了萧军、萧红。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军著）、《生死场》（萧红著），素材基本是傅天飞提供的。

之后，傅先后任桓仁特支书记、桓兴县委委员、1军1师4团政委、1师军需官、1师宣传部长兼南满省委秘书处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报》（周刊）、《列宁旗》（季刊）和不定期的《东边道青年先锋》。

省委秘书处设在桓仁县海拔800多米高的牛毛沟大西岔原始森林的山洞里。1军参谋长安昌勋和胡国臣被俘叛变，根据他们的口供，1938年2月敌人开始搜山，首先发现省委青年部长小刘。听到枪声，傅天飞和同志们立即转移，抱着扛着将文件和设备藏到山洞里。黑灯瞎火，几个人走散了，傅天飞和一个同志翻山越岭到了柞木台。半夜时分在一个农民家里吃饭，有汉奸告密，被伪警察逮捕，押送到普乐堡长岛工作班。长岛笑眯眯请他坐下，递上一杯酒。傅天飞接过来，喝了一口，冷不防喷到长岛脸上。

一阵暴打后，安昌勋、胡国臣让长岛把傅天飞交给他们“劝导”。又是“上级”、“领导”，又是磐石游击队时的“老战友”，把嘴皮子都磨薄了。安昌勋把自己的“自供书”拿来，让傅天飞“参考”，傅天飞就拿笔写了起来。写完安昌勋一看，与自己的一模一样，只是把“30人”写成“卅人”，“一五○人”写成“150人”。

3月5日，长岛把傅天飞提到密探室，让他继续写“自供书”。这回傅天飞提笔就写，开篇即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是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党的政治、军事、宣传工作干部，然后奋笔疾书：

“日本人们！混蛋们！你们认为共产党员都怕死吗？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都是可怜的人吗？你们的想法错了!

“你们在这次革命的大风暴中，将失掉你们的那一条狗命！

“安、胡、陈：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被捕以后，曾想过再苟延残喘地活着，但事实证明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中间，没有其他的道路，我过去的幻想，只不过是一种可耻的梦想！……我不能不死，留此而死别！老傅留字。”

接着是一声枪响，趁看守廉应泽不备，傅天飞夺过手枪自杀了。

“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因为生命只有一次。有人落入敌手后从容赴死，也有人曾下定决心宁死不屈，结果在淫威下屈服。傅天飞曾迟疑、动摇，“曾想过再苟延残喘地活着”，似乎留下了一笔瑕疵。可谁能断言那些从容赴死的英雄，内心深处未曾掀起过波澜？

“老傅留字”，一声枪响，非常英雄，矗立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