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写了一篇大翻译家杨宪益的口述，这是我作了这么长时间的口述，采访最长时间的一位（一共去了六次），单是采访原纪录整理出来就2万多字，其实采访时已经知道仅仅为一篇口述，是不需要问的那么细致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出于对这位老人家的尊重吧。

拼命删，还是写了5页。交给李大人，让他全权处理。李大人告诉我，只是删了杨宪益说的柯庆施的好话（解放初期我在南京市政协作秘书长工作，市长柯庆施是安徽人，拿我当同乡看，我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他也没有汽车，来往或骑车或步行，当时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意料之中。意外的是，周二上班时，主编大人特地跑来告诉我：三联的大领导把钱钟书那段删了。我一时想不起来哪一句话有冒犯之处，第一反应是杨说钱在牛津时是书呆子，心想这也不算什么坏话啊，就算杨不说，地球人也能看出来？主编说，是把杨评价钱“英文不是很好”拿掉了，据说是怕杨老太太看了不高兴，找上门来。

这是第二次被删掉了与钱大学问家有关的细节。上一次是写邵洵美（原文：《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美”的发音很像，许多读者以为钱钟书是在影射爸爸，其实不然。许国璋为了这事还责问过钱钟书，两人发生争执，从此不和）。拿到杂志时才发现，许国璋与钱钟书失和之事，也被删掉了。顺便提一句，杨宪益对许国璋的名声也不太以为然，这也难怪，用主编大人的话说，到了他那个水平，会觉得谁的英文好呢？

关于钱大学问家的事，固然敬佩有加，十年前故作高深地买了一套管锥篇，但翻了一页就没再看第二眼。印象深刻提若干年前看到过钱家邻居，应该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写的如何与这两位大学问家打架之事，细节丰富，此前，在杨绛的书里已无数次含沙射影地提到过这位邻居。不知是否受这篇文章影响，后来再看《我们仨》，并未感觉像诸多人在媒体描述的那般感动。反倒从字里行间感觉出，这位都八十多岁的杨老人家，对当年的一些旧事还是那般耿耿于怀，倒真是有点较真的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