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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虺之诰》如何成为革命理论的滥觞？

孙玉良

    革命这个词，在近代史上是颇为时髦的。过去流行暴力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主阶级革命；现在流行颜色革命：有紫色的、橙色的、绿色的、蓝色的……，但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都要以一种全新的理论工具做指导，以彰显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就象共产党通过革命建立新中国而推崇马恩列斯毛一样。如果追本溯源，中国最早的革命当来自于《周易·革》所载的成汤伐桀灭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汤武以前的“革命”没有先进的“理论”做指导，所以只能属于“暴乱”。本来成汤以下犯上，以臣犯君，公然推翻夏桀的统治，心中也是打着小九九的，但经过他的贤相仲虺一解释，俨然自己的行为便成了为民造福的正义斗争，于是光明正大地坐上天子的宝座，仲虺也就因为一篇“仲虺之诰”成为创建革命理论的鼻祖。

    仲虺这个人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姓任，又名莱朱，是发明舟、车的大发明家奚仲之后，据说出生时雷声虺虺，闪电如蛇，大雨倾盆，解了家乡薛地多年不遇的旱灾。古时形容雷鸣声为“虺虺”，同时“虺”也是蛇的代称，下雨时闪电就非常象一条条长蛇飞舞，于是他的父亲薛君借景生情，给儿子起名叫“虺”，并给他以赤蛇纹身。可能他排行老二，所以叫任仲虺。仲虺长大后显示出非凡的治国才能，把薛国治理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时夏桀荒淫无道，“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老百姓民不聊生。夏代臣民指着太阳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不少方国都起了反抗夏桀之心，其中以商汤的势力最大。时势造英雄，仲虺果断投奔了商汤，被知人善任的商汤拜为左相，和右相伊尹一起成为辅佐商汤灭夏的左膀右臂，先后灭掉韦国、顾国、昆吾国，在鸣条一战中歼灭了夏桀的主力，放逐夏桀于南巢，三千诸侯共拜商汤为天子。

    在此之前，“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夏禹王建立的夏朝已享国近五百年，在中国这块地方有崇高的威望。不管夏禹王的后代谁当天子，那都是“天命”。“逆天而行”是要给自己和后代及族人带来无穷祸害的。苍颉造字时，“革”的本意是指皮革，兽皮去其毛而变更之意。“命”的意思是“天命”，古人信迷信，商汤虽然在仲虺和伊尹的鼓惑下灭了夏朝，但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怀疑自己通过武力“革”了夏朝的“天命”，是不是会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口实？因为古时尧舜禹的“禅让制”最为人们推崇，禹虽然把江山传给了他的儿子，但那是和平政变，得到了大多数诸侯的首肯，被认为是天命所归。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前朝，急需一种“革命理论”做指导，把商汤灭夏鼓吹为名正言顺的事，于是仲虺走上了创建革命理论的前台，著名的“仲虺之诰”诞生了。

    诰，在秦代以前，是帝王向臣下传达诸如任命或封赠等命令的文书，秦代废“诰”而改称“制”、“诏”，唐代也称“制”不称“诰”，宋始用“诰”来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等等。总之“诰”这种文体的行文方式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但仲虺对商汤说的话却被称之为《仲虺之诰》，这实在是很反常的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商汤及后人把仲虺当成“革命理论”的教父了。就象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导师马克思，他的威望并不是因为他的官大，而是因为他的理论被亿万人尊崇。商汤虽做了天子，但他心中有一块心病久久不能除去，那就是“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仲虺从三个方面解决了成汤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开创了后世的革命者“顺天应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之失之”的滥觞。

    《仲虺之诰》从三方面阐述了商汤革命的合理性：

    一、讨伐夏桀是按照老天爷的意思干的，是为了拯救老百姓。这就是所谓的“顺乎天”！仲虺说：“上天生养人民，人人都有情欲，没有君主，人民就会乱，因此上天又生出聪明的人来治理他们。夏桀行为昏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上天于是赋予勇敢和智慧给大王，使您做万国的表率，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您现在要遵循大禹的常法，顺从上天的大命！夏王桀有罪，假托上天的意旨，在下施行他的教命。上天因此认为他不善，要我商家承受天命，使我们教导他的百姓”。意思是说，“天子”是由老天爷指定来治理老百姓的，老天爷不会错，他指定的“天子”一定是又聪明，又勇敢。夏桀行为昏乱，违背了老天爷要他治理好百姓的初衷，因此要你替代他做天子。仲虺是当时有名的大巫师，他的话代表上天的旨意，有很强的鼓惑性。

    二、称赞商汤品德高尚，身受百姓爱戴，与夏桀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所谓的“应乎人”！仲虺说：“大王不近声色，不聚货财；德高望重的人任用他，功高盖世的人奖励他，能用贤人之谏言，能够知错就改；能宽能仁，昭信于万民。”用仲虺的话说，商汤之品德，接近于高大全似的“完人”，而夏桀的品德，是百姓恨不得与他同归于尽。所以当商汤“革命”时，“东征则西夷怨恨，南征则北狄怨恨。他们说：怎么独独把我们百姓摆在后面？我军过往的人民，家家互相庆贺。他们说：等待我们的君主，君主来临，我们就会复活了！天下人民爱戴我们商家，已经很久了啊！”，这段话颇有点象李自成起义时百姓的反应：“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得民心者得天下，两相对比，谁最有资格当天子不言而喻。

    三、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大禹王创立的合理制度，而夏桀恰恰是破坏了他的祖上的制度。仲虺巧妙的“对事不对人”，给革命找到了第三个合理的理由。他不厌其烦地解释商汤革命是为了“继承大禹长久的事业，尊循大禹的常法”，革命后只要我们“德行日日革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念”，既然已经“革命”了，关健就是以后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失江山。仲虺劝勉商汤要“努力显扬大德，对人民建立中道，用义裁决事务，用礼制约思想，把宽裕之道传给后人”，要“佑助贤德的诸侯，显扬忠良的诸侯；兼并懦弱的，讨伐昏暗的，夺取荒乱的，轻慢走向灭亡的”，如此才能建立起“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啊！

    仲虺最后对商汤说：“敬重上天这种规律，就可以长久保持天命了”，的确，仲虺创造发明的这种“革命理论”，在中国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不管是刘帮推翻暴秦，还是李世民推翻暴隋；不管是朱元璋推翻暴元，还是洪秀全打倒腐败的清政府，其政治口号都没有摆脱仲虺“顺天应人”的窠臼。既便从近代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也可以找到仲虺“革命理论”的影子。仲虺不愧是创建革命理论的鼻祖，据专家考证，那位捉鬼的钟馗，其实就是仲虺的谐音。他生而辅佐商汤成功革命，死了还化身为捉鬼的钟馗，不断地“革命”，把阎王爷统治的地狱也闹得个地覆天翻，真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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