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做一个时代的人

    “先做一个时代的人”，是钱穆先生的话（《中国史学名著》）。于此，我很有一些感触。

    这还要从我年轻时说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是我行走江湖时曾提出一个口号（美国《中报》1987.9.16所发之文即以此为名）。前几个字倒还罢了，后几个可是颇受非难。我的“专业”（职业）是清史，是十八世纪，即所谓“古代”（现在是越看越别扭），可又不老实，总与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互相观照。这还能落了好了？所以，何炳棣先生来人大演讲时（1985），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何先生快人快语，说：一个大历史学家哪能不留意当代（大意）！我在密西根大学演讲清代政府政策（1987），华府两位对华顾问，奥格森博格和李侃如教授都感觉到它与当代的密切关联。于是，我不再讳言自己当代经验（不期然而然）的作用。黄仁宇先生作学问，岂不是一生经验尽入其中？他在当时也发表了（自明代至现在）“五百年为一元论”，我则提出（自十八世纪至今）“三百年为一个历史”（《知识分子》1987秋季号）。对此，中国古人曾说：“欲知来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鶡冠子）；“以近知远”（荀子）；“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古今一也”（管子）；“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吕氏春秋）。这些，也是我在“方法课”上讲述过的。

    钱穆先生又说，对于社会史研究，“应该从当前亲身所处的现实社会着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实为最真实最活跃的眼前史”，可称之为“无字天书”；现前与历史，“此两者本应连系合一来看”（《中国历史研究法》）。有同学问，自己应该怎样做呢？借用钱先生的回答，就是：“学问应该从自己性情上做起”（《中国史学名著》）。你们也应该发掘内心，找到自己“感兴趣”而“有意义”的问题。

    各位同学，我曾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说过，有如历史研究要有一个契入点（比如乾隆和嘉庆就大不一样），去年12月的情势，到今年1月份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2008是很重要的一个年头，有许多大事发生，都不应该轻易放过。这确是一个“谜”的世界，可有些事却不能总糊涂下去，是不是？

    （又，与很久以前发生的历史不同，“眼前史”更是对我们能力的一种考验，它不但离不开敏锐的眼光，还需要迅速的判断，而且往往就在不久之后即可得到事实的检验，——它不再是一种“逆断”，从结果来分析原因，而是相反，——我对“劳动合同法”的批评，和在“金融风暴”以来发表的文字，无不如此，而且每一个读者随时都可提出批评；此外，它们虽使用了博客这种简捷的形式，但却并不好写。）

    钱先生还说：做学问，须要做“活的学问”，若绝对与现实政治、外交、国家、社会、民生没有丝毫关系，那就是“空言”（《中国史学名著》），——说到这里，同学们就可以明白高老师的又一番用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