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暂不褒贬王永上所从事的这个职业的高贵与低下。因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且，他也用自己在全国的200多家连锁店及个人身价过百万的现实印证了这点。问题的关键是，王永上一个从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本科毕业，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中科大攻读经济法专业并于2008年获得法学学位的硕士生。投入如此之高的教育成本，最后却选择了一个与其专业毫不相干的职业。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有关媒体声称，其所以走到这步，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就业不成被逼创业”。笔者认为，除了这点，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过程中，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没有跟上转变节奏造成的。

    据说，王永上硕士毕业后，曾先受聘于广州一家房地产公司，而且月薪为7000多元的工作岗位，之所以离职不干，一来所找的工作不是家人所期待的“体面的工作”；二来离家太远，难以照顾父母。所谓的“被逼创业”，其实是指其回到老家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招聘会上经历了多次的碰壁和冷落以后，才作出的去卖臭豆腐这项无奈之举。

    也许有人会说，在当前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既然已找到一份较为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为什么还要挑肥拣瘦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他的就业现状，或许就不难从中找到答案。首先， 7000元的工资，对消费水平较低的城市而言，实属非常理想的收入了。但对消费较高的广州来说，其收入也不过就是中等水平，在维持了基本的生活消费之后，或许还有点结余。可靠这点结余要回报父母对其高额的教育投入成本，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因此其父母很期望他能有份“体面工作”。所谓“体面工作”，笔者以为，无非就是薪酬较高的工作。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或许就是他要离职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为了照顾父母而成为第二个离职原因，也属天经地义 。但弃职便意着味失业，失业就要重新就业，重新就业就需重新择业，而在艰辛的求职过程中，其所经历的不是碰壁就是冷落。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为了尽快走出困境，他不得不做出上述选择，而这种选择却完全是迫于无奈！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凸显 。

    现代经济学理论曾将失业分为三种：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人们通常将大学生失业视为结构性失业，进而将“转变观念”作为解决之道。然而，一味指责大学生“挑肥拣瘦”、“高不成低不就”，似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事实上，经过“北大才子卖肉”等系列“启蒙”，那些无法在“潜规则游戏”中胜出的大学生早已被迫放下“天之骄子”的“精英”心态，接受了“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的观念：保安、保姆、擦鞋工、掏粪工。。。。多有他们的身影。而这些大学生之所“委曲求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投入产出比”的现实考虑，对于那些因高额学费背了一身债的贫困学子更是如此。而造成这个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制度障碍与教育弊端的不合理存在。国家制度障碍主要是指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地域性、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造成的人才流动与居留障碍。教育弊端是指目前我国高校学科设置与市场脱节,无法与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相适应。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不能单纯只靠大学生自主创业来作为突围的道路。而这种迫于无奈的突围，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和“逼良为娼”如出一辙。而屏蔽这一症结的关键就在于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市场机制，建立完善的就业网络信息平台，拓宽就业渠道，为大学生到基层和西部就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机制，制定反歧视法规，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发挥市场公平、平等竞争的优势，纠正由市场的不完全、不灵活和非道德性而造成的市场失灵；完善就业立法以及相应的诉讼制度和劳动监察，从司法角度加强对大学生平等就业权的保障；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除此，政府还要进一步改革人事、户籍制度，打破地区、行业、所有制之间的壁垒，使毕业生资源能够合理流动起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建立适合大学生在农村、基层就业的医疗、养老保险制度，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现状，尽量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维护其合法权益，减少大学生在基层、农村、落后地区就业的后顾之忧。

    大学生自主创业可以作为就业渠道的一种来进行尝试与探索， 但不应将这种教育资源的浪费作为就业主流来大肆推崇。这种推崇实有误导之嫌。这种宣传除为大学生就业之难平添了浓重的一笔阴霾之外，对大学生的择业创业并没有丝毫借鉴意义。因此，莫将“逼良为娼”却当做“贞节牌坊”！

                                                         文/剑胆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