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南县总工会主席黄正瑞事迹材料
2007年2月27日，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在市第十次党代会的报告指出：改革开放近30年,温州发展第一阶段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以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要路径，以市场化改革为重要动力，以成功探索股份合作制为最大创举。
2004年11月6日，在北京中国剧院举行的2004CCTV城市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揭晓颁奖典礼上，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代表750万温州人民捧回了活力城市的奖杯。在颁奖仪式上集体亮相的，还有代表了温州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精神的5位温州市民，他们身上都有着特殊的“全国第一”。其中有：中国第一份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桥墩门啤酒厂章程》主要起草者黄正瑞。
翻开任何一本介绍温州模式的书，都可以找到黄正瑞的事迹，但与现任县工会主席的黄正瑞谈起“2004CCTV城市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颁奖晚会上的辉煌一幕时，黄正瑞像孩子一样腼腆地说：“没什么，只是作为温州的五个全国第一的代表之一而已。”其实这是黄正瑞工作20多年来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成长之路坎坎坷坷
小学四年级时，他就遇到了“文革”，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只得休学在家三年，在帮母亲做小生意之余跟父亲背枯燥无味的针灸《经络歌》。七十年代，在“读书无用论”盛行时，他断断续续读了四年初、高中后，在读书和劳动、打工、代课之余把能找到的马列著作翻了个遍，光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看了不下五遍，没想到这为他以后的论文写作打下了原始基础。
1986年7月，黄正瑞把自己的业余电大毕业论文《对中国国营大型企业试行董事会领导体制的探讨》按《文汇报》的征文启事投给了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青年中国企业发展研讨会”。不料，竟以“满纸新思想”的评价在354篇论文中一举摘得最高荣誉的优秀论文奖，使他没有跨过大学门而直接住进上海财经大学的专家楼。
二、股份合作初露头角
1987年，黄正瑞从苍南县府办秘书升为县委办公室调研室副主任。他开始进入权力的边缘，也就是同一年，黄正瑞有机会把思想的触须探入了关于“股份合作制”这一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20年最重大的理论创新领域。
大约在80年代中期，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悄悄地发生了分化。1986年，除数量可观的个体、私营企业外，冒出了农民联户、合股、合作、集资等类似形式的企业10413家，年产值1361亿元。占当年全市14603个乡村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5％，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8％。显然，这是一块分量很沉的砝码。
一道极敏感的必须作答的加减题摆在了每一个人面前：这类企业究竟算什么东西？如果划入私有性质，那么温州经济成分的问题就大了，“资产阶级”成了主力军，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改革改到了社会主义对面去了。反之，结论也反之。
很显然，这类企业的性质将直接决定温州改革“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光靠口头说说是不行的，必须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要能够把话说圆，才能服人。
一批拥有“话语权”的温州知识分子们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1987年7月，黄正瑞跟随县委书记周方权进行了详尽的企业调查，并执笔起草了长达7500字的调查报告。这篇题为《在“引”字上下功夫，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文章中，他在全国第一个把这类企业明确定名为“股份合作企业”。
黄正瑞描述说：“这里所讲的股份合作企业是指以户与户自愿结合为基础，以资金、技术、设备、资源、劳力、知识等生产要素联合为内容，所有权归股东，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经济组织。这类企业既吸收了股份制的合理因素，又吸收了合作制的合理因素，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生命力很强的混合经济”。
十多年后，黄正瑞对当年“股份合作制”定义的种种微妙之处作了这样的点评。那时候，温州老板们的普遍心态是既怕太公又怕太私。“太公”就等于回到大锅饭，不如不干；“太私”无异于火中取栗，谁都不敢干。而股份合作制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共存，社会主义色彩浓郁的劳动者的劳动合作与所有权明确归属股东的劳动者的资本合作有机结合，是“既公又私”的混合经济。既然混合了，也就不必分你我了，天下也就太平了。
温州和全国各地的一些左派人士想想还是觉得不对劲。他们把股份合作制斥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理论。
“是骡子又怎么样？我们要找的是能拉会跑的牲口。”黄正瑞一脸狡黠。
1987年11月7日，党的十三大闭幕7天后，在一批温州“秀才”们的共同推动下，温州市政府颁发了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法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股份合作企业的准生证有了，法律地位确立了，但这显然还不够。“不公不私”总不是回事吧？仅仅承认其存在，还是给予大力支持？支持发展的依据在哪里？
只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缺什么就补什么。随后出炉的温州市《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中添上了意味深长的如下一笔：“股份合作企业税后利润，应有50％以上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股金分红不得超过25％；必须提取15％作为公共积累基金。”
这份通知还着重作了补充说明：股份合作企业财产中，15％的公共积累属于企业全体劳动者集体所有，这部分财产是不可分割的。它的独立存在，正是股份合作企业区别于合伙私营企业而作为集体经济组成部分的重要标志之一。据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股份合作企业核准登记注册时，在“经济性质”一栏应明确核定为集体所有制（合作企业）。
良苦用心的包装打扮就此完工。事实上，“15％公共积累”再次陷入了过去国有和集体企业资产归属不清的泥潭，心照不宣的老板们也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但有了这条金光闪闪的“社会主义尾巴”，“不公不私”的股份合作经济走出了尴尬。“骡子”还是“骡子”，但实实在在成了社会主义的“骡子”。股份合作制这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改革“大筐”，为大批惶惶然的温州新生经济力量，开出了名正言顺的发展通道。
要成为系统、站住脚的理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88年9月，黄正瑞一行受县委的派遣，来到苍南桥墩门啤酒厂。参照国内外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经验，结合企业的实际，经过三上三下，10月5日，该厂股东大会全票通过了由黄正瑞设计起草的全国第一部股份合作企业章程。11月2日苍南县委、县政府在桥墩门啤酒厂召开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试点现场会，会议要求全县各地要像搞农业大包干和林业定权发证工作一样，抓好此项工作。会议提出1989年要在全县1001个股份合作企业中选择400家作为第一批实施规范化企业。1989年1月和4月又在龙港镇和金乡镇分别召开经验交流会。通过实践、总结出规范化工作的六个步骤：第一步是进行思想教育；第二步是清产核资、财产评估、增扩股份；第三步是成立董事会；第四步是健全规章制度；第五步是落实承包任务；第六步是召开大会发放股份证书和宣布规章制度。至1989年5月6日全县400家规范化任务完成92家。
三、温州模式备受争议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温州成了争议的热点，为此，国务院研究室三下温州调查姓“社”姓“资”问题。
第二次是1989年9月21日,浙江省1105信箱吴金侯致信中央领导：“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最后一节写道：“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0月22日，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国务院研究室第二次派员调查“温州模式”，调查组先后调查8天。1989年12月2日国务院送阅件第49号《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温州经济在总体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发展目标”、“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中央领导看后提出一些建议，要求进一步进行调查（其缘于一件上呈报告，其中谈到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问题）。1989年12月28日第57号送阅件，登出《关于温州问题的补充报告》，《补充报告》在温州的集体工业中有无私营成份问题上，认为温州的集体企业有三类，一为二轻系统大集体企业；二为三中全会前原社队企业；三为三中全会以后大量涌现的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是温州农村乡镇企业的主体。如苍南县现有股份合作企业859家，占全县乡镇工业企业总户数的81％，其产值、利润、上交税金额均占全县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85％以上。由于股份合作企业产权明确，利益直接，机制灵活，适合温州当前生产力水平发展状况等。并建议对一部分挂股份合作企业脾子的私营企业要通过产权明晰化为其“正名”，对股份合作企业要从法律上予以承认和保护。至此，第二次调查划上圆满的句号。在温州等地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1990年2月，国家农业部发出第14号令，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并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这个示范章程正是以桥墩门啤酒厂章程为蓝本。农业部《暂行规定》的颁发，推动了全国各地股份合作经济的蓬勃兴起，但同时招致的抵触和争议也是异常激烈的。一些地方疑虑重重，一些地方干脆拒不执行。北京一家国家权威部门的杂志前一期已经全文登载了农业部的《暂行规定》，后一期突然又登出了编辑部声明，说编辑部内部工作出了差错，已登载的《暂行规定》不作数云云。对农业部《暂行规定》法律效力的质疑，说到底还是对股份合作这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否属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新生儿的怀疑。于是，在这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不少省市出台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试行办法纷纷在温州和农业部定义的基础上，把公共积累的比例进一步提到了50％甚至以上。“社会主义的尾巴”越长越粗。
第三次是1991年5月温州一位离休干部致信《人民日报》社，揭发温州的私营老板如何耀武扬威，以及雇工们如何的毫无保障，并且还能列举不少事实来证明他的揭发不是虚妄之辞。7月国务院研究室指派4人进行为期十天调查，写出《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考察报告》，报告说：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实际比重，比统计数据明显偏高。报告虽然还是承认个体和私营经济对当地的好的作用，但以主要篇幅描述了其中的“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结论是对个体、私营经济只讲“放”，不讲管理引导是不行的。如果任其消极面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不能安定。在调查组下来的同时，《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也来温州调查，1991年8月在《人民日报》将温州之行见闻予以发表。凌在文章里认为，作为一种制度，“股份合作”的不同于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的特点，可由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来证明。啤酒厂最初由81个农民合伙创办，此后几经磨难，大部分合伙人撤离，只余十几个人背水一战。成立董事会，招标聘厂长，制定规章，其中尤以分配方面的规章值得关注。它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股金分红，并且严格规定了职工福利基金、企业扩大再生产和公共积累诸方面的比例。可以说，这是啤酒厂的一个转折，因为它不知不觉地在原来简单的合作制中渗进了股份的因素。由于文章对温州的股份合作制大加赞扬，还说温州的改革是“群众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创造”。文章发表以后，有人指责这文章有方向性问题。温州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占有的比重很大，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温州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人民日报》是不应当来肯定的。
四、理论创新修成正果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农业部于7月份召集浙江、河南、广东、福建、山东、上海等部分省市有关人员在青岛召开 “乡镇企业深化改革工作座谈会”。黄正瑞这个股份合作经济元老级的小人物应邀参加，并作为主要执笔人，为农业部起草了《关于推行和完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通知》。临行前，黄正瑞去看望温州革新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时任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副组长宋文光。问：我们温州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报告有什么要求，可不可以通过农业部转达？宋文光沉吟良久：“把‘股份合作经济’六个字写进十四大报告，温州人民就心满意足了。”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肯定了股份合作制。《决定》指出，要发展股份合作制，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现有城镇集体企业，也要理顺产权关系，区别不同情况可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或合伙企业。
1997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徐冲文章《艰难的探索──从宜兴看苏南模式的新发展》指出，一度以灵活机制著称的苏南模式的典型地区宜兴乡镇企业，在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开始寻找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选择的是产权改革，主要是进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改革。1996年7月1日，派出40多个工作组深入乡镇，推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截至1997年初，共有3956家集体乡村企业转制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占全市企业总数的78.7％。其中，股份合作制企业占改制企业总数的50％以上。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目前城乡大量出现的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要支持和引导，不断总结经验，使之逐步完善。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使以股份合作制为主体的温州经济得到全面肯定。
股份合作制终于修成正果。《四川日报》等不少报刊把此举称为是：“温州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最重大的理论创新”，他因此被评为“温州改革开放十七年十七人之一”。据此著名作家吴晓波和新华社记者胡宏在《温州悬念》一书中在介绍了黄正瑞的经历后感慨地说：“任何一位自以为伟大的聪明绝顶的经济学大师，都应该向中国温州的知识分子学习、致敬。”(《温州悬念》第205页)
1999年，台海两岸剑拔弩张，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召开扩大内需研讨会，他脑筋急转弯，突然研究起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航空母舰，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字笑谈天下的论文《中国制造航空母舰问题的经济学思考》。没想到引起了国防部的高度重视。
2002年1月黄正瑞从县外经贸局长调任县工会主席，在繁重的工作之余，应军方的要求，他化两年时间，在2004年1月份出版了44万字的《台湾问题面面观》。这本书从战略的角度，对涉及台湾的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客观的阐述与探讨，上海社科院的网站上推荐的十几本书中该书名列其中。从网站上我还看到，三年来在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经济所、社会学所举办的三次不同内容的国际、国内研讨会中，在会议报道材料时，除介绍全国权威学者的观点外，其中一次国际农村金融研讨会竟六次点名介绍这个与会议专家身份不合拍的苍南县总工会主席的观点，并将他吸收为中国农村社会学会理事。
六、钱俶之墓提出新说
2007年1月底，从《钱江晚报》开始，《浙江日报》、《浙江在线》《温州日报》和全国报刊网站，都报道或转载了“温州一研究者提出新说吴越国君钱俶的墓在苍南”文章。
钱俶是吴越国的最后一个君主，相传杭州的保俶塔，就是吴越国“纳土归宋”后，钱俶入宋朝见时，他的舅舅吴延爽为保佑他平安而建的。
他究竟如何死的，又葬在何处，历来众说纷纭。据宋史记载，钱俶在988年8月23日生辰时，喝了宋太宗赐予的御酒后，“忽风恙复作，四鼓而薨”。死后，宋太宗赐钱俶葬于洛阳县邙山。日前，温州苍南县总工会主席黄正瑞通过多方考证后认为，钱俶的墓很可能在苍南，洛阳的墓只是一个衣冠冢。他把这一学术观点写成了《松山钱王陵与鹅峰书院》一书。
史料记载，钱俶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境内安居乐业，当时的杭州城，在他的治理下变得非常繁荣。978年钱俶纳土归宋，兵不血刃，加快了北宋的统一。宋王朝先后封其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邓王。988年8月卒于南阳。
黄正瑞告诉记者，据他考证，948年钱弘俶即位吴越王以后，好友愿齐要在平阳南雁荡山建寺院。钱弘俶“尽以平阳一乡之赋赡之。”，经20年努力建成普照道场并在周围分建寺院18处。愿齐为了报答钱王的恩典，为他在平阳松山（今苍南县五凤乡）寻找到王陵风水宝地。钱俶决定在此修建自己的陵墓。当时因为吴越国小，所以国君行事处处小心，钱俶不敢生前就建陵墓，只好委托愿齐于次年在松山建一座九峰院，并在松山半顶建一座南峰寺，为将来到此陵墓休息之处。相关材料在《苍南县志》等史籍上有记载。
黄正瑞说，公元977年正月十八，钱俶入宋朝朝觐。在入朝前，派工匠秘密建造自己的陵寝，墓为四穴，除钱俶外余穴为三个王妃之墓。墓直径11.8米，分前中后三室，星图盖在墓顶。为秘密起见，墓上不刻碑文。
公元988年，钱俶死后，按照宋朝的要求，议定10月24日丧发南阳经开封到洛阳。而在钱俶生前，回家和魂归松山是他最大的愿望。于是在钱俶死后到发丧洛阳的两个月里，钱家和亲信进行了反复商量，最后决定采用掉包计，把钱俶的衣冠装在棺木里发南阳经开封到洛阳。而在此时，因为钱俶已死，宋太宗对钱家防范有所放松，发丧以后，对钱家就再也不用监视了。这时，钱俶的灵柩由辞官隐居的惟溍和钱家亲信原吴越国太蔚徐孝三护送，经杭州到南雁，择时下葬。
经有关文物专家初步考证以后，这个比南宋状元墓大三倍的坟墓，有可能是钱俶的墓，如果经考古真是钱俶的墓，那可是石破天惊的事。因此，2008年4月28日，由“杭州师范大学吴越钱氏家族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吴越钱氏家族和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近80名专家学者专程到苍南考察。
七、工会工作年年创新
身为工会主席的黄正瑞，在本职工作上做得也是尽职尽责，虽然没有大刀阔斧，却是一步一个脚印。2003年7月在全省率先开通苍南县级工会网。江苏省江阴市、云南省开远市等一批省内外工会网都链接了苍南工会网，4年半时间点击率达88万次。其中2007年年点击率达60万次。2004年在中央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15万字《肩负光荣使命，共创苍南未来——苍南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劳模资料汇编》一书。2005年在人民日报出版社主编出版27万字《发挥工会作用共构和谐苍南——苍南县56家基层工会工作经验汇编》在全省工会系统还是首次。2007年在全省首创对苍南1981年建县以来批文建立和换届的工会组织文件进行清理，从而建立起全县工会组织详尽的电子档案。并被推荐为全国工会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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