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亭老师，是我五年级时的班主任、语文、算术、唱歌、劳动课老师。

在我上小学时的记忆里，我们东鲍庄大队从小学到“联中”的教室，曾经分散在庄里的四个地方。

1972年秋季的一天，我去上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年级的教室，是在大队部那个大院子里的路北面的三间北屋里。东面接山（墙）的三间北屋，是高年级一个班的教室。

到了1973年春天，我们班里的大部分学生，去了庄里门市部所在的那个胡同北头二年级的教室。我和刘云福、窦立坦等几位同学，被我们的班主任窦坦亮老师领着，直接到了“西胡同”最南头路东的那个院子里，插班到王文翰老师当班主任的三年级班里。在这个院子里上完了三年级、四年级后，王老师把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们送到了庄后面的“东台”上，去上五年级。

东台，位于崮山坡下，是庄东北角上的一片山坡地。后来，在这片山坡地上盖起了校舍，修建了操场，设置了五年级和初中（当时叫联中）班。几年之后，南鲍庄管理区联中设立；东台上的学校，就只剩五年级的班级了。

五年级的班主任、语文、算术、唱歌、劳动课老师，是马西亭老师——马老师最初教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后来，马老师到了东台上，专教五年级。

马老师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们的学习，要求更是严格。

马老师的语文课，讲得生动形象，而且很善于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

那一节课，讲完了课文《半夜鸡叫》的内容后，马老师引导大家做课文后面的练习题。练习题中有一道题是：复述课文内容。在强调了复述课文的要求之后，马老师先是让大家把课文再看两遍，掌握故事的主要内容。看完了两遍，马老师说：“同学们！咱们让刘海同学来把课文复述一下，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

刘海同学性格开朗，说话颇有幽默感。他曾经和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登上大队办公处院子里的戏台，演唱过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军民鱼水情》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他是主唱之一。后来，他成了庄里“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之一，参演过小吕剧《娶女婿》，在剧中扮演两个“女婿”中的一个——让刘海同学起来复述故事，马老师真是慧眼识英才！

刘海同学站起来，不慌不忙，把故事复述得流畅、生动；而且，在高玉宝、周扒皮两个人物形象之间，转换自如，把高玉宝的机智、可爱和周扒皮的狡猾与狼狈，表现得惟妙惟肖；模仿周扒皮捏着鼻子学公鸡叫时的表情、声音，更是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对于刘海同学的课文复述，马老师给与了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同时又指出了其中人物对话时情感方面的不足，并扼要进行了示范，同学们看了、听了，都纷纷点头，暗自称赞！

对于学生们的作文批改，马老师更是具有耐心。

在一次劳动课之后的作文课上，马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题目为《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的作文。

因为喜欢写作文，所以，我写得比较还算比较顺当，第一个在练习本上打完了草。我拿了练习本，出了教室，向老师的办公室走。

马老师和教我们体育、图画的窦俊坦老师一起，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这间办公室，在院子北边，一排接山（墙）北屋的最西头。我从初中班的教室门前走过，来到老师的办公室门前：“报告！”

马老师闻声说道：“进来！”我端着练习本进了办公室。见我第一个写完了，马老师很高兴：“来！我看看！”我赶紧走上前去双手递上本子。

老师接过我翻开了的本子，放在办公桌上，一手拿了红颜色的“蘸笔”，逐字逐句地念着、圈圈点点地评论着：“时间，地点很清楚……什么天气？得写上；这个‘的’？应该是‘土、也——地’……”马老师把我的作文草稿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念着“批阅圈点”了一遍——包括错别字、标点符号，内容详略——红红的圈、点、字迹，密密麻麻。“……刚才我说的这些地方，都记住了？”马老师问道。

“记住了！”我赶紧回答。

马老师把本子递给我说道:“那好！回去再写一遍。哪个地方不明白的，再来问我。”

我赶紧接过本子，跑回班里，“趁热打铁”，根据老师的提示，重新写一遍，再拿到办公室里。马老师仔细看过了，这才让我回来往作文本上抄写……

那一天上午，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独自在井边儿玩耍时，一不小心，掉进了好几米深的水井里！路过的“护林员”谭金山二爷爷闻声赶忙跑了过去，顺着光滑的井壁，手脚并用“稀里哗啦”地下到了井里，把尚在水里挣扎的小女孩救了上来，谭二爷爷的手上、脚上、腿上，被井壁划出了一道道的口子！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之后，马老师让我们以救人这件事写作文：《记一件好人好事》。我的作文被马老师当作了范文，在作文课上大声地念了一遍。念完之后，马老师表扬说：“徐战生的这篇作文，记事详细，语句通顺，还能把写事和议论相结合，写得不错！课下同学们可以传着看看！”

下课后，刘云福、窦立坦、吴云花、牛传花等同学先后看了我写的作文，都称赞说：写得真好！

还有一次作文课，老师要求写“批判‘天才论’”的作文。我写了一篇题为《实践出真知》的作文，写得不错，在课堂上受到马老师的表扬。

那天，马老师在街上遇到了我父亲，马老师对我父亲说：“大叔，战生的作文写得很不错！”

我父亲赶紧说道：“都是你这老师教得好！”

那时候，还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第二天早饭后，父亲在上坡干活的路上，碰到了贫协主任李书亭大爷。李大爷对我父亲说：“听马老师说，你家孩子的作文写得很棒！”

我父亲赶紧说道：“都是他老师教得好！”

父亲上坡回来，把马老师和李大爷的话告诉了我，并对我说：“好好学，好好写！”

马老师的算术课，教得细致严谨；甚至严谨到了严厉的程度。

那时候的算术课，马老师经常叫同学们上讲台“爬黑板”做题。有时一次叫一个同学，有时一次叫两个、三个同学。如果做的题错得多了，或者错得太离奇，马老师就会严肃地指出其中地错误；有时候，恨铁不成钢，马老师就伸手拧几下耳朵——让做错了题的同学“长长记性”。

那一天上午第一节是算术课，学习“正比例、反比例”。马老师仔细地讲完了定义、例题之后，开始做应用题：马老师先把第一道应用题的内容念了一遍，然后大声地问道：“同学们！这道题，是正比例？反比例？”

本来以为老师要像往常那样点名提问的，所以，同学生都没回答。

马老师见大家都没吭声，就来了个“举手表决”：“觉得是正比例的同学举手！”

一部分同学举起了手。老师仔细过目了一遍：“放手！觉得是反比例的举手！”我和另一部分同学一起刚举起了手，就听马老师大声说道：“认为反比例的，都站起来！”

“反比例，错了？”我们这一部分同学低着头，站了起来。

马老师大步跨下了讲台，先来到了我所在的第一排的同学们前边，一手端着翻开的课本，一手开始“敲打”第一个同学的脑袋：“好好看看！这是反比例？”

到了我跟前，马老师格外生气，可能觉得我平时学习还可以，这次不该出错，老师伸手把我一推：“怎么思考的？这是反比例吗？”那时候，我比较瘦弱，再加上毫无防备，老师这猛地一推，我“啊”的一声叫，身子一下子往后仰去。马老师眼疾手快，一把攥住我的衣襟把我拉了回来！

从此之后的算术课上，我聚精会神，再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春季的一天，我早上去上学，看到刘全同学的座位上空着；到了下午，还是没见刘全同学来上学。

自习课的时候，马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刘全同学不舒服，请病假了。咱们班，不能让一个同学掉队！你离刘全家近，我想叫你利用放学后或者晚饭后的时间，去给刘全同学补补当天的课。你看行不行？”

我一听，赶紧点头说：“行！”

回到教室，侯顺路同学凑过来小声问道：“马老师叫你去办公室，什么事儿？”我只好小声把事情和他说了。他一听就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我说：“那得报告马老师。”

我们俩一起到了办公室。侯顺路同学把自己的想法和马老师说了。马老师听了，高兴地说道：“侯顺路同学主动要求帮助同学，很好啊！”

于是，在此后三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只要是马老师讲了新课，当天下午放学以后，我就和侯顺路同学一起，去刘全同学家，我“主讲”，侯顺路同学“副讲”，给刘全同学补课——补马老师当天讲的语文和算术课，直到刘全同学回到班里上课为止。

我们补课的时候，刘美三姐在一旁听了，不止一次地夸奖道：“还真有点儿先生的样儿！”……

那时候，农村的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音乐课（小学时候，叫“唱歌课”）都没有课本，自然也就不学识谱。每次音乐课学歌，都是老师唱一句，学生们跟着学一句。

那一节唱歌课上，马老师教我们唱《清蓝蓝的河》这首新歌。马老师先用粉笔把歌词抄写到黑板上，然后，用他那嘹亮的嗓音，一句一句耐心地教我们唱。

清蓝蓝的河呀，曲曲又弯弯，绿莹莹的那草地望不到边。鹅鸭嘎嘎叫，牛羊跑得欢，这是俺家乡的水来，这是俺家乡的园。哎！谁不夸俺家乡好？就像那长流水呀，奔腾涌向前！

......

等这首歌唱熟了以后，在又一次地唱歌课上，马老师教我们另一首新歌：《社员都是向阳花》。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

马老师教一句，我们唱一句，嘹亮、整齐的歌声，在教室里一遍又一遍地响起！

那时候，教室里没有炉子之类的取暖设备。每年入冬之前，老师就领着学生们上山拾柴草。柴草拾回来，堆在学校院子东面的角落里。

当到了地冻天寒的日子里，上课的时候，脚冻得有点儿发麻了，马老师讲完课，对大家说：“来！跺跺脚！”于是，同学们纷纷放下笔，把双手缩进袖筒子里，开始起劲地跺脚——教室里响起“呼嗵呼嗵”的跺脚声！

当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们在课堂上感到前胸后背都冰冰凉的时候，马老师让同学们抱来柴草，放到教室后面的地上。马老师扯过一把干草，放在地上，掏出火柴，蹲下身来，划着火柴，先把干草点燃，然后，拿几根细一点儿的树枝子，折断了，支撑到燃起来的干草上，再吹几口气……

一阵烟之后，高高的火苗燃烧起来了！

马老师喊道：“第一组的同学们，先过来烤火！”我们坐在第一排几个同学听了，赶紧跑到教室后面的火堆旁，烤手，烤脚，烤前身，烤后背。直到烤得棉裤、棉袄热热的——浑身暖乎乎了，马老师就叫我们回位，“第二组的同学，过来烤火！”……

我们的教室，在马老师、窦老师等几位老师的办公室的东面，是三间北屋。中间，还隔着另一个班级的教室。我们班的黑板、讲台，在屋东头的山墙上、山墙下。

那时候，学生按高矮个排座位。因为我学习比较认真，又坐在第一排，一开始，上、下课的时候，马老师让我喊“起立——坐下！”到了冬天，几场雪后的一天早饭后，马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天很冷了！为了让给咱们班上课的老师们少受一会儿冻，我准备开咱们班教室的后门。这样，你坐在最前面一排，老师进教室你就不能及时看到了。我想叫坐在最后一排的大个子刘云福同学喊‘起立’；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开教室的前门。你看好不好？”

我一听，赶紧点头说“好！”

......

我们的政治老师陈作文校长的办公室里，有一把理发用的推子。当看到班里男同学的头发长了，马老师就去校长办公室里把推子拿来，利用班空里、自习课或者讲完课同学们做作业的时间，给同学们理发。

那天头午第一节，是语文课。下课后，马老师从讲台上拿过推子，快步来到我的座位边说：“徐战生，该理发了！”我一听，赶紧调整好坐姿。马老师弯下腰，左手抚着我的头，右手握着推子的把儿，快速地一握一松、一握一松，推子的齿儿轻轻地接触到我的头发上，“咯嘚咯嘚”一阵响……不一会儿，我的头发就理好了。马老师直起腰，退后一步，左右一打量，说道：“行啦！”

第二节课是算术课。马老师讲完了例题后，布置了几道题让同学们做练习。我正埋头做题，马老师忽然来到了我身边说：“你这边的头发，还得再修理上两推子。”说着，就给我“修理”头发。推到第二推子的时候，马老师说了句：“呀嗨！好大一个虱子！” 一边说，一边把藏在已理下来的头发里的那个虱子消灭掉了。

那时候，我们几乎人人身上都“招虱子”。但在课堂上”发现“并”捉拿”到虱子，还是头一回。同学们都笑了，有的还笑出了声。

马老师听了，说了句：“笑什么笑？你们身上还少？”

......

那时候，实行“勤工俭学”。

每一年，到了谷雨时节，庄里的门市部就开始收活蝎子：一斤蝎子七块五角钱。简单地来说：一个成年大蝎子，二分钱。

那一年，谷雨过后的一天早饭后，马老师领着我们全班同学，浩浩荡荡地去东山、卧坡峪“拿蝎子”——同学们手里拿了用筷子做成的“镊子”，腰间拴着用小葫芦抠成的装蝎子的用具，你追我赶地来到山坡上，马老师大声说道：“同学们！掀石头的时候小心！掀开的石头，要原地放回去，不能让石头滚了！咱们人多，要注意安全！大家开始吧！”

于是，同学们在山坡上散开，争先恐后地先石头，拿蝎子。

“快看！一个‘大老母子’！”马老师掀开一块石头后，率先喊了一声。同学们纷纷跑过去，看到在掀开地石头下面，一个肚子又圆又大的“老母蝎子”，毒尾巴高高翘起，示威一般地晃动着！马老师解下腰间地小葫芦，拧开塞子；拿着“镊子”，一下子就准确地钳住了那个蝎子尾巴的根部，把蝎子快速地放进葫芦里，塞紧葫芦口，对围观的同学们说了声：“别看啦！都快去拿吧！”

拿了蝎子回来，马老师端来两个洗脸用的搪瓷盆。拧开小葫芦的塞子，先把自己拿的蝎子一个一个“摔”到其中的一个脸盆里，数了数个数，再把鞋子倒进另一个脸盆里。然后，同学们依次过来，把自己的小葫芦交给马老师。马老师一个葫芦、一个葫芦地拧开塞子，依次往那空脸盆里“摔”蝎子。每“摔”完一个同学小葫芦里的蝎子，马老师都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上这个同学拿蝎子的个数……

到了夏秋之交，老师们又领着学生们上山撸槐花、槐叶，“揽地瓜”……搞“小秋收”。

那一年，通过勤工俭学，我一共挣了八角多钱。当马老师把钱发给我们，我把钱拿回家交给父亲，父亲说：“这是你自家挣的，你留着买本子使吧！”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找了个空火柴盒，把那八角多钱塞进盒子里，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舍得花！

马老师衣着简朴。

在我的记忆里，马老师很少穿“砸褂子、砸裤子”（用缝纫机缝制的衣服）。身上穿的大都是师母自家买布缝制的衣裳，脚上穿的是师母搓麻线、纳鞋底做成的“浅鞋”。

马老师秉性鲠直。

马老师当了几十年的“民办老师”。从1986年开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陆续将教学成绩优秀的民办老师们转成了公办老师。因为秉性鲠直，不善逢迎，直到最后那一批，马老师才从“民办老师”转成了“公办老师”。

——从一年级到大学上学期间，在教过我的老师里，马老师，是一位既严厉又和蔼的老师。

2025年9月23日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