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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师徒之间

(2020-03-06 10:59:25)
标签:

历史

曾国藩

李鸿章

亲如一家

分类: 历史随笔

首发于广东《同舟共进》2020年02期

师徒之间

曾国藩与李鸿章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同年。李瀚章、李鸿章兄弟以年家子的身份一早就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制举文。

 曾国藩谢世后,李鸿章于书翰中屡发悲声,但他把握分寸,慎于择言,致书曾纪泽、曾纪鸿兄弟,未打诳语:“鄙意方拟作疏表扬,继见谕旨大致周洽,四海公论在人,九重自为知己,似无烦赘言矣。”李鸿章不作疏表扬恩师的功德,是因为同治皇帝降旨表彰过了,锦上添花的活儿有许多人抢着干,由他来做,落下明显的痕迹,反为不美。

 当年,湘军、淮军出身的汉族将领做到封疆大吏的有很多,清廷颇为忌惮。李鸿章默无一词,不再搅动舆情,弄出为曾家乞求恩赏的动静,非常明智;一旦出头,慈禧太后必以党援见疑。对此,王闿运也向曾纪泽表达过自己的担心。

 李鸿章的挽联高腔高调,一度引起曾氏门人的普遍反感。李鸿章的毛病没办法改了,或许他压根就没打算要改正它。在官场历练多年,他跨过了一道又一道深沟高坎,也遭到过不少挫折,但本性难移,放低身架他不会,突出自我他最能。且看这副引发争议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自诩为“门生长”,“薪尽火传”非他莫属。这种舍我其谁的高自标榜抢尽风头,有人为此拉长马脸,锁紧剑眉,认为他巧借题目为自己脸上贴金。曾老师尸骨未寒,李同学就急着抢班接位做老大,这像话吗?再说,李二先生究竟凭什么接任“掌门人”?单凭你官儿大?曾门弟子个个心气高,学问好,文章妙,谁肯认矮服低?他们明争暗斗,争的只是虚名,斗的全是闲气。细究其实,就算李鸿章肯认第二,也没谁敢居第一;李瀚章尚且难为其兄,何况他人!薛福成后来选辑挽师联,载于《庸盦笔记》,故意刊落李鸿章的得意之作,皮袍子里已露出他的“小”。

 

 

敢在恩师面前据理力争

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殿试二甲第三十九名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李鸿章的仕途一开始就平坦如砥。他曾说:“吾愿得玻璃大厅事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这种待遇唯封疆大吏才有,李鸿章立此宏愿,起初被人视为“大言欺世”,他一笑置之。有志者事竟成,被人低估反增趣味。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有人从此到瀛洲。

 

这首七律是李鸿章三十岁之前所作,预示了他将要投笔从戎,以卓著的战功受封万户侯。咸丰三年春,李鸿章应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之邀,入其幕府,参赞戎机,成功地实现了书生领兵的角色转型。同年十月,曾国藩致书江忠源,特意向他推荐了李鸿章:“吕鹤田少司空与国藩契好,想与阁下相得益彰。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1] 吕贤基字鹤田。李鸿章字少荃,又称少泉,被曾国藩赞为“大有用之才”,看得极准。六年后,李鸿章前往江西拜访曾国藩,住了一个月,始终不见恩师有何差遣,于是他委托同年陈鼐去探“河风”。曾国藩对陈鼐说:“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这里局面狭窄,恐怕像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潺潺浅濑所能容纳的。”陈鼐回答道:“少荃多经磨折,已经远不是前些年那样意气用事了,老师何不试试他的身手?”曾国藩欣然同意。此后李鸿章成为曾国藩的幕僚,充任首席文案。曾国藩和胡林翼均激赏李鸿章的堂堂仪表与槃槃才干,他们一致认定他是一员顶呱呱的帅才,必定能建立奇勋,匡救乱世。

高起点、强身段、好平台,一个人要获得巨大的成功,拥有这些优越的外部条件,实属福大命好。李鸿章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但他在迈向成功的路上也并非全无波折。

咸丰九年五月中旬,李鸿章在湘南出差,曾国藩以书信的方式指导他悉心察看湘军各营的气象和得失,留意将领中有没有任重致远的佼佼者,规模法制还有没有必须更改的地方。这番历验,既可让李鸿章测试自己的才智而后踏入仕途,也可让他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利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丝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2] 《易经》重视时与位,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在什么位置应该做什么事,都由命运在冥冥中主持,人为的瞎折腾徒劳无益。曾公识得李鸿章是“匡济利器”,其指导及德及才,很有耐心。

咸丰十年八月下旬,湘军将领李元度违反帅府发出的坚守令,擅自出城迎战太平军,一战即溃,徽州易手,他却拍屁股一走了之。李元度危机公关常用“怙过饰非”的败招,咸丰六年,平江勇焚杀辰勇二百余人,他若无其事。这次徽州失守,损失人马五六千,他居然又故技重演。曾国藩“恼怒殊甚”,笔下写出了“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的恨语,深恶而痛绝。军中有高人作嵌尾联讽刺李元度,上联是“士不忘丧其元”,下联是“公胡为改其度”,横批是“路旁苦李”,末字相连为其姓名。湘军大本营受困于安徽祁门,形势孤危,曾国藩的日子过得相当艰窘;此时吃到这种窝囊败仗,无异于雪上加霜。震怒之余,曾国藩决定劾罢李元度。李鸿章的看法则温和得多,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眼下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对于战阵失利的将领,大本营应该特加原宥,不宜重惩严劾。师徒二人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李鸿章不免负气,顶撞道:“老师一定要撤次青军职,门生不敢拟稿。”所谓“不敢”,说白了就是“不愿”。曾国藩一贯言出如矢,谋定不夺,也没二话好讲,冷冰冰地回复一句:“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奏稿我自己来拟。”当时,双方怄气、斗气的情形要多尴尬有多尴尬。若换了别人,拐个弯,打个圆场,何至于弄成僵局?可是李鸿章“生平不惯作伪人”,他硬着头皮,往死胡同里钻。话一出口,再无回旋余地,他说:“既然这样,请恕弟子辞职,不能留下来侍候老师了。”曾国藩正在气头上,立刻撂下硬邦邦的四个字:“听君之便!”咸丰十一年春夏之交,曾国藩将大本营移至东流。他听从郭嵩焘的劝解,写信给李鸿章:“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听到老师的召唤,二话不说,欣然应命。六月初六日,李鸿章乘船从江西出发,目的地为安徽东流湘军大营。师生重逢的第一天,就畅谈到夜间二更末。当晚,曾国藩的情绪过于兴奋,居然有点轻度失眠。

刘体仁撰《异辞录》,道是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与湘籍将帅相处不甚融洽。有一次,彭玉麟言语中鄙薄安徽人,李鸿章反唇相讥。“刚直遂用老拳,文忠亦施毒手,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文忠与文襄、刚直始终不协。”《异辞录》还有后文:“李文忠在曾军时,颇受湘人排挤,毕生心中不免有芥蒂。致先文庄书,于左文襄则曰:‘湘人胸有鳞甲。’于彭刚直则曰:‘老彭有许多把戏。’”刘体仁是安徽人,其父是刘秉璋(官至四川总督,谥文庄),与李鸿章的乡谊甚厚。刘体仁的消息源是可靠的。李鸿章(谥文忠)与左宗棠(谥文襄)、彭玉麟(谥刚直)不和并非秘密,但老李与老彭直接上手干架,这个情节足够火爆,实属珍闻。同治、光绪年间,左宗棠与李鸿章不睦,彼此看对方不顺眼,但倾轧之类的事情并未发生。鲁伯阳在李鸿章幕府中落落寡合,郁郁不得志,知左、李二人不和,就偷录淮军账簿送给左公。左公说:“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3] 这说明左公是君子器度,而非小人肚肠,不屑于伺人瑕隙,从背后下黑手。

王闿运在《王志·论道咸以来事》中揭秘:李鸿章最尊崇的人是安徽籍大臣、两朝帝师翁心存(翁同龢的父亲),并非曾国藩。这就等于往人堆里扔手雷。稍知晚清历史的人都知道,翁同龢吃定了李鸿章,二人是死掐的冤家对头。李鸿章尊崇翁心存(字二铭),王闿运根本看不过眼,其原文是这样的:“余尝诮之:‘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倒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但笑不答也。”[4] 李鸿章笑而不答,是因为这种陈年旧事早已变为烂芝麻,回应无益。同治元年初,曾国藩参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翁心存的大儿子),措辞犀利的奏章是李鸿章起草的,就算他以前最尊崇的人是翁心存,此举也等于宣示他与翁家一刀两断;现在他最尊崇的人换成了曾国藩。翁同龢恨李鸿章,与他势不两立,根源就在这里。此举算不算李鸿章向曾国藩缴纳的“投名状”?应该算,也必须算。要不然,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信任就缺少一块基石,曾李一家亲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们还可以参看一下九帅曾国荃的态度。同治元年八月,他致书郭嵩焘,对李鸿章的评价达到了峰值:“少泉中丞本血性男子,明敏直爽,罕有其匹,具办事之识,有任事之力量,肯受商量,最可以相与以成。”[5] 这是几句大实话,此后两年若非李鸿章在粮饷、武器、弹药方面的鼎力支持,曾国荃是很难攻克金陵的。

同治元年,曾国藩第二次劾罢重获起用的李元度,御史追论前罪,左宗棠也表态赞同,因此李元度受到极重的处分——“奉旨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李鸿章对老友依旧不离不弃,再施援手,联合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李元度缓颊乞恩,以革职了事。李鸿章主稿的奏章中有这样一段话:“李元度后此虽有可议之罪,前此究有不可掩之功,且系节母孤子,在平民例得留养,况其曾为国家出力之人。夫通下情,宣上德,人臣之职也。以人臣事君之义,臣等虽至愚陋,不敢忘也。拘嫌疑之小节,置是非之大公,或窃窃叹息,相顾而不发一言,又臣等所不敢出也。”李鸿章重袍泽之谊,于大是大非不苟同,甚至做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程度,实属不易。曾国藩素来目光犀利,心胸开阔,别具鉴人识人的智慧,对李鸿章的优点看得分明,心底也是暗暗激赏的。后来,李鸿章为留用部将黄翼升,与曾国藩频繁拉锯;他持理而自信,就是在恩师面前也不肯退让半步。所幸曾老师度量如海大,心下倒也没存丝毫芥蒂。

不少名士聚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谈龙刻凤,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然而临到大是大非,只有李鸿章敢押上个人前程这样的大赌注去跟恩师据理力争,曾国藩欣赏的就是这种独立不惧的刚性人格。

 

 

李鸿章得展其才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让李鸿章前往安徽舒城、庐州一带招募勇丁,名曰淮勇,另拨湘勇二三营给他,令淮勇参照湘勇的营制营规,精编苦练。嗣后,曾国藩将这支新军派驻镇江,与冯子材将军合守军事要地,徐图救援上海。然而战局急转直下,上海遭到李秀成麾下的太平军日夜围攻。洋人组团参加上海保卫战,洋枪洋炮固然具备明显的武器优势,无奈敌方采用人海战术,汹汹不绝,形势日益吃紧。上海是海关洋税征收额最高的地方,是湘、淮两军兵饷的重要来源,非保不可。有道是“肥水不流外人田”,曾国藩第一时间想到了老九,曾国荃已端掉太平军的王牌据点安庆,立下奇功,威名赫赫,派他援沪,必人人赞成。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国荃致书毛鸿宾,讲明了自己回绝这趟美差的缘由:“家兄拟派国荃所部坐洋人甲板船到上海,询荃能胜此任否。荃顷熟计之,正月尚须添招新军,不能到皖,且远离长公左右,自分必不能做分毫事业,深恐贻误上海之局面,是以未敢冒昧允诺。已函请其另谋良将劲旅,以赴兹役也。”[6] 实际上,曾国荃另有打算,他率吉字营攻克安庆后声誉鹊起,信心爆棚,满脑子里装的全是攻克金陵的大计划,他要抢立这个首功,赶回湖南招募新勇十二营,目的不言自明。上海是座好码头,但相比金陵则逊色不少,曾国荃生怕自己稍稍迟疑,别人就会捷足先登。

咸丰十一年冬,上海绅商忧心如焚,急派钱鼎铭(字调甫)到安庆求援,“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上海绅商答应赞助湘军二十万两饷银,分两次支付到位。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吾家受国厚恩,吾为江督将近二载,尚无一兵一将达于苏境,上愧对朝廷,下愧对吴民。此次若不能保上海,则并获罪于天地矣。”[7] 有了这个认识前提,加以上海是大宗饷源所在地,命脉岂能不保,因此钱鼎铭征得曾国藩同意,这个难度就不大了;运送淮军的花销则不菲,共计十八万两白银。

同治元年正月,曾国藩决定在幕府中选拔贤俊,向朝廷保举强员署理江苏巡抚。私底下他征求幕友的建议,欧阳兆熊屈指点数帅府人才,专为李鸿章关说,夸赞他“才气无双,堪胜此任”,其笔记《水窗春呓》记录了曾国藩的原声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耳!”这么说,曾大帅还记着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那茬子旧事,未免言重了些许。师生意见偶有不合,闹个别扭,释怀宜早不宜迟。

同治元年二月,曾国藩前往安庆,检阅淮军各营,对李鸿章的统军能力赞赏有加。三月十日,李鸿章率首批淮军乘轮船援助上海。随后,曾国藩向朝廷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野史稗抄中有一个传播甚广的说法:曾国藩原本属意李榕署苏抚,尚未向外界明确透露,众人集议时,李鸿章不避嫌疑,挺身出列,自告奋勇,表态“愿为老师分忧”,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李鸿章欲独当一面,可谓先声夺人,其豪情壮概打动了曾国藩,于是变化改变了计划。事实证明,李榕固然有行政能力,李鸿章更有治军魄力。他气性刚强,多谋善断,曾公给他的评语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唯其如此,曾公甘愿冒险举荐李鸿章去当饿虎之蹊。须知,苏州是太平天囯忠王李秀成的老巢,这条饿虎之蹊可不是谁都敢涉足的。

李鸿章奉令出兵上海,这步棋行得稳当切实,效用极佳;他获得了核心地盘、优良装备和雄厚财力,自然也就获得了更开阔的上升空间。淮军初至沪埠,衣装朴陋,被洋人嘲笑为“乞丐军”。李鸿章从容回应:“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几场硬仗打下来,淮军勇气可嘉,程学启将才出色,洋人也就刮目相看了。

同治元年四月初,曾国藩回复安徽巡抚李续宜,谈到李鸿章在上海的境遇,感叹洋人纠缠不休,“今日催出队,明日催会剿,时而借夫,时而牵马”,上海官员崇洋简直到了奉若神明的地步,谁也不敢跟洋人唱反调,因此曾公“殊觉刚柔两难”。一手硬,一手软,何时该硬?何时该软?还真难把握。

李鸿章统领“纪律未娴,战阵未熟”的淮勇奔赴上海。恶仗开打之前,他致书仍在湘军大本营献计献策的好友欧阳兆熊,以一句俏皮话致谢:“吾在此以独脚戏登台,深惧贻羞知己,亦日怨及良媒,亦深悉区区推毂之意也已。”意思是:我在上海唱独脚戏,很担心使知己蒙羞,也天天怨及你这位好媒人,将我推到火坑边缘,当然也很明白你大力推举我的美意。李鸿章称赞欧阳兆熊为“知己”和“良媒”,巧用一个“怨”字,实为感恩戴德的正话反说。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回复初署苏抚的李鸿章,教他如何领兵,可谓不厌其烦。他举出两个好榜样和两个坏榜样:宜学胡林翼初任湖北巡抚、左宗棠初任浙江巡抚时的规模,不宜学王有龄初任浙江巡抚、薛焕初任江苏巡抚时的规模;胡、左二公多血性,爱朴实,王、薛二人多官气,好排场。领兵的要点是主帅常与将士形影不离,以诚意真情与之相处,要踏实,不虚浮。曾国藩希望李鸿章志在远略,整军经武,将淮军锤炼成型,将来用它来剿灭捻匪,平定中原。数年后,李鸿章果然朝着这个大目标奋力迈进。

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可谓胜任愉快,数月后即补实缺。同治元年十二月下旬,曾国藩收到李鸿章协饷七万两白银,回信时心情大好,调侃道:“又蒙惠解协饷,以四万济安庆各军,以三万济无、庐九营。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女儿富,娘家肥;树叶茂盛,本根就不缺肥料。曾公的比喻饶有意味,曾李一家亲,由此可见一斑。淮军连战连捷,打出了名堂,树立了声威,收复苏州乃是大功一件,及时扫清外围,对左宗棠收复杭州、曾国荃收复金陵,乃至对整个东南战局的全面逆转,都起到了决定作用。

同治二年八月中旬,曾国藩致书陈鼐:“闻少荃中丞勤劬坚卓,夜以继日,其劳苦五倍于敝处,较之他省疆吏,抑又有加。人生之精力有限,而斯世之灾变方长,曷劝之少节劳勚,留此身以久膺艰巨?”[8] 当年,能打仗的将领多,身子骨结实的却没几个。李鸿章四十一岁,算年富力强的了。曾公比李鸿章大十二岁,两人的属相相同,属羊。民间谚语说“男人属羊,黄金堆屋梁;女人属羊,容易守空房”,不知其依据何在。曾公统领湘军多年,欠饷最愁人,“黄金堆屋梁”之类的美事没碰见过。李鸿章日后敛财有术,倒是差不离。眼下,曾公关心弟子的健康,要陈鼐劝李鸿章爱惜身体,从长计议。

淮军收复苏州城,不敢有丝毫懈怠,降兵降将三十万,随时都有可能哗变。李鸿章当机立断,令大将程学启设下伏兵,借宴会之名,杀掉已签订城下之盟的太平天囯八位降王(郜永宽、汪安钧、伍贵文、周永嘉等)。李鸿章背盟毁约,常胜军首领戈登(谈判时,戈登出面担保降王、天将性命无忧)与他闹翻了脸,拎着洋枪要找他算账。杀降背信,绝非义举,曾国藩却称赞李鸿章“眼明手辣”,认为他处理危机可得满分。戈登受西方文明熏陶长大,对于东方世界冷血的实用主义绝对无法理解,更别说包容,中西文化的冲突在这个节点上表现得彰明较著。曾国藩以李鸿章为上驷,押下重注,连场赢得满堂红,想必心里头全是伯乐发现千里马的成就感。

 

 

淮军不染指金陵胜果

同治三年三月十二日,曾国藩致书九弟曾国荃:“惟少荃近日与余兄弟音信极稀,其名声亦少减。有自沪来者,言其署中藏珍珠灯、八宝床、翡翠菜碗之类,值数十万金,其弟季荃好货尤甚等语,亦非所宜。”[9] 这是什么鬼?曾公突然在家书中揭李鸿章的短,“音信极稀”可能是因为战事繁忙,也可能是因为曾氏兄弟想护住金陵“肥水”,李鸿章担心措词稍有疏失会引起不快。至于“其署中藏珍珠灯、八宝床、翡翠菜碗之类”,并不奇怪,李鸿章没标榜过自己是廉帅,除开曾国藩、杨岳斌、彭玉麟等少数文武大员,在湘军、淮军中,将领想方设法大捞油水,早已蔚然成风,曾氏兄弟何至于吃惊和不满?况且老九两眼盯着金陵宝库,也没打算空手而归啊!

同治三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回复李鸿章:“尊处出奇制胜,如塞洪水,如捕恶蛇,始终无一隙之暇,无一著之懈,不特全吴生灵出水火而登衽席,即东南大局,胥借余威,以臻底定。壮哉!儒生事业,近古未尝有也。”[10] 这就对了,李鸿章拿下了苏州,在东南战场的侧面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对湘军围攻金陵有百利无一害。曾氏兄弟最紧张的是朝廷命令李鸿章来金陵助剿,会抢去一半甚至一大半功劳。虽说曾李一家,在功利面前,还是会有亲疏之别、远近之分。八天后,曾国藩致书老九:“克服常州之寄谕已到,无饬少荃会剿金陵之文。少荃亦于十一日奏明回苏,攻围老巢之重任,始终弟一人肩之。”再过四天,曾国藩告诉老九:“大约除少荃亲来外,别无一支来弟处帮忙者。事权之一,可喜;担荷之重;亦可惧。”[11] 李鸿章真是好门生,不仅不到金陵来抢功,而且解送九万饷银给湘军输血,指名由鲍超接收,曾国藩“飞咨止之”,全部拨给了金陵大营,使之“贫儿暴富”,以抚慰曾国荃担惊受吓的心灵。

曾国藩为了保障曾国荃及其将士取得金陵全功,先是派鲍超率霆军联合湘军水师攻打九洑洲,后又派鲍超率霆军驰援江西,未能参与攻城之战。其用心可谓良苦,但痕迹已露,“天下以是议曾氏之私也”。其实,此功并非铁定能得,尤其是初始阶段,高风险与高收益直接挂钩,一口咬定曾公自私,并不公允。苏州、杭州被淮军、楚军先后拿下后,大局渐趋明朗,金陵城被围攻两年后也已摇摇欲坠。大功垂成之际,曾公动了私心,欲助九弟保住全功,不愿他人染指,倒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同治三年五月初八日,李鸿章致书曾国荃,把话挑明了说,全都是老九爱听的:“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苦,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集,何可轻言远略。”这话就讲到点子上了:九爷你攻打金陵两年多了,眼看金丹只差一炉火就能炼成,我李鸿章若精心挑选这个时点来抢夺胜利果实,不合江湖道义啊!禁脔不容旁人染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道理和利害关系,我心里清楚得很。九爷你只管专心干你的活,我不会来讨你的嫌。

李鸿章收复常州后,称病返回苏州,奏报丹阳克复时,折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是淮军不抢人之功。李鸿章的奏折技巧圆活,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的解读也是得其深意而道之:“明以此间不愿会攻之意入奏,而冷眼觑定,不至此间地道无成、急迫求助之时,不来会攻。”金陵方面湘军不求救,则淮军不驰援。李鸿章的心思,曾氏兄弟自然心领神会。赵烈文还揭示了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淮军肃清江苏边境时,顺便攻打浙江嘉兴。从军事角度来讲,淮军不得嘉兴,则苏州东面不够稳固。起初,敌军欲降,李鸿章与左宗棠商量办法,左宗棠不愿让功劳全归入淮军账簿,楚军继续施压,想逼淮军从浙江境内撤出。最终,淮军还是攻克了嘉兴城,李鸿章为此折损了王牌将领程学启,有点得不偿失。左宗棠转战浙江时,曾派兵入广东加固岭防,他认为那不算越境作战,淮军这样干才算,因此大为不满,遂传出“金丹将成,必有魔嫚”之言,左、李二公之间的梁子从此结下。同治三年二月初四日,左宗棠致书史致谔,批评李鸿章智而不忠,淮军对自己境内宜兴、溧阳的敌军视而不见,却伸出长臂到境外抢功。左宗棠将李鸿章视为贪诈之徒、奸险之辈,这个评价未免太低了一点。既然李鸿章出兵攻打嘉兴,费力不讨好,惹下了越境抢功之嫌,得罪了左宗棠,他岂会再度不请自至,驰援金陵,得罪曾氏兄弟?

同治三年五月,有一天,曾国藩与水师将领黄翼升(字昌岐)长谈,黄翼升说,李鸿章对曾公兄弟有相亲相卫的情意。尔后,皖南名士陈艾(字虎臣)从苏州来,又详述李鸿章的想法和做法,均与曾公兄弟休戚相关,患难相顾。曾公的疑虑遂完全打消。他写信告诉老九:打算欲奏请李鸿章亲自率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曾国荃也担心金陵城久攻不下,不仅无功,而且有过,心思有所松动。曾公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劳,而少荃享其名,则既可以同膺懋赏,又可以暗培厚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余昨日已咨少荃派炸炮至金陵会剿。”[12] 与分功分名相对应的是分谤分责,何乐而不为。五月十四日,曾国藩接到寄谕,也是令李鸿章亲赴金陵会剿。开花炮轰倒城墙即可骑马冲入敌垒,胜于掘地洞、埋炸药的功效十倍以上。

就算是曾氏兄弟主动请求淮军驰援金陵,朝廷寄谕一催再催,李鸿章仍然持观望态度,不急于开拔。李鸿章回复曾国藩:淮军在江苏作战,太过疲劳,目前只宜休整,等攻克长兴、湖州后,再选将拨兵,助攻金陵。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与曾国荃、彭玉麟会奏,吁恳朝廷“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有“金陵早破一日,天下之人心早安一日”[13] 的妙语。在这道奏折中,曾国藩索性将外界的猜疑(曾氏兄弟想独享克复金陵的大功大名)挑开明说,更显得心底无私。

同治三年六月初十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弟军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14] 五天后,曾国荃见到李鸿章派人送来的咨文,受朝廷屡次催促,拟于六月十六日派遣刘铭传、潘鼎新等将领率二十余营来金陵助攻。在龙膊子行营,曾国荃将咨文递给众将传阅,怒吼道:“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将齐声回应:“愿尽死力!”[15] 众心齐,山可移,第二天,龙膊子地道填充的数百斤炸药就轰垮了城墙,金陵城被湘军攻克,淮军不用来了。曾氏兄弟与李鸿章之间的情谊得以保全,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

 

 

弟子为恩师分忧

李鸿章为恩师分忧,关键出力在剿捻时。曾国藩砌长墙防守运河、兜剿捻军于鄂豫皖三省的计划并未立竿见影,捻军不仅蹂躏了鄂豫皖三省边界,还窜扰了陕甘和直隶地区,朝廷对战局的进展很不满意。曾国藩这回究竟是选择一肩硬扛,还是凭“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的先见之明及时抽身?他自有权衡和抉择。

同治五年三月十六日,曾国藩回复李鸿章:“以公事而论,目下淮、湘诸军剿捻,颇似秀才考经、策两场之时,视之无关得失,潦草塞责。若非仆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复堪问!吾二人视剿捻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16] 淮军队伍最整,武器最精,当仁不让,成了剿捻的主力。视公事为私事,这么讲很有说服力,也能温暖心窝子。

晚清大臣刘秉璋曾对他的三儿子刘声木讲过一番涉及曾李师徒的话,被刘声木记入了《苌楚斋随笔·四笔》中,大意是:曾国藩平生才智都在剿平粤匪时用尽了,及至剿捻,已精力不济,虽勉强布置,皆人人所能见到,无法出奇制胜。没过多久,他就奉旨交卸钦差大臣关防,仍旧回任两江总督,心头之郁闷可想而知。李鸿章是个急性子,派遣一位候补道去曾公的大本营提取印信,而他本人并未亲自登门。曾国藩自觉受到轻慢,内心更加不悦。曾公对刘秉璋说:“我以为须当面交付,以昭慎重,今如此取去,亦省事。”曾国藩有点负气,一度表态决不回任,仍要留营效力,或者干脆开缺,回湘乡老家养病。这样一来,不仅朝廷为难,而且李鸿章也摆布不开。好在曾公的幕僚们不愿在战区吃苦受罪,乐意回两江督署享福,一条大腿拧不过数条胳膊,曾公只好自行打个圆场,对外界说:“我是剿捻无功之人!”有人劝他奏明某事,他也说:“我是剿捻无功之人,能向朝廷说话乎?”[17] 大家不知底蕴,都认为曾公是谦谦君子,关键时刻主动让贤。

自家兄弟不打诳语。同治五年十月下旬,曾国荃写信给兄长,对他拟辞去职务、奉身而退、乞归林泉表示赞同,对他欲以散员留营效力的想法则不以为然,对李鸿章接肩重任并不看好:“去(年)前年,少泉尚是宠荣利禄中人,近日见解又少进矣,其计较利害也亦甚深,接办此席,谈何容易。”[18] 曾国藩的回复耐人寻味,他并不觉得老九对李鸿章的观感有误,倒是颇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弟信云‘宠荣利禄,利害计较甚深’,良为确论。然天下滔滔,当今疆吏中不信倚此等人,更有何人可信可倚?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此次亦必以江督让之。”曾国荃在家休养,能过神仙日子,是因为他与湖南巡抚恽世临、湖南布政使李瀚章相处融洽,倘若将来另有不对眼的湖南巡抚、湖南布政使来接任,“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 [19] 也并非优选方案,所以曾公左思右想,还是留营以散员效力较好。这当然是最不可能的情形,曾公沦为散员,谁出头来承担骂名?

同治六年二月底,曾国藩回复李鸿章,对战局忧虑之余,笔锋一转,谈及家事:我们两家门第最为昌盛,近期我家九弟剿捻屡败,名声大减,我也是多次被御史参劾,家门多故,已有衰替的征象。贵家乃是有德之门,正值鼎盛兴旺之时,也应平处不忘陡处,安时不忘危时。愿阁下训饬诸弟,以习于劳作、崇尚节俭为第一要义。我往昔教育诸弟不够严格,近来很是后悔[20] 。半个月后,曾国藩回复李鸿章的胞弟李昭庆,又善意地教诲道:阁下纵然不做统兵的将领,也务须选择劳苦的事情做好它,帮助你家兄长抵御大难,断不可置身事外,求田问舍,自享安逸之福。曾、李两家门第大盛,人忌妒,鬼窥伺,处处皆是危机,时时皆伏祸胎,除开“耐劳尽忠”四个字,别无报国的捷径,也别无保家的良法[21] 。曾家和李家是当时国内的两大豪门:曾氏兄弟老大是总督,老二是巡抚;李氏兄弟老大是总督,老二是钦差大臣,其他兄弟也是淮军将领。他们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曾国藩一再提醒李氏兄弟:等着看曾、李二家塌台垮楼的观众举国皆是,可不能让他们如愿以偿。

这年六月初二日,曾国藩回复李氏兄弟中的老大李瀚章,郑重表态:“少荃精力十倍鄙人,经一次折磨,增一番学识。至朝廷之督责,言路之纠弹,皆在意中。仆顷贻书劝勉,嘱以‘忍辱负重’四字,耐心做去。如有大风波,仆自分其愆,必不使独当其咎。”[22] 如果李鸿章剿捻真的泼了汤,曾公表态他决不会袖手旁观,让李鸿章一人受过,他会分担责任。这个表态看似寻常,其实不易,以当时混沌的局势来看,剿粤匪是“一鼓作气”,剿捻匪是“再而衰”,倘若不能短期内在北方取胜,拖上几年,国家就可能被拖进大泥沼,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曾公的表态令李氏兄弟安心。

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下了至暗时刻的情形:夜间,曾公与他长谈,说是昨天朝廷发下措辞严厉的谕旨,因为捻贼窜至河南东部,全无堵截和防御,各大帅均遭斥责。曾国荃被摘去顶戴,与河南巡抚李鹤年均交吏部议处,李鸿章戴罪立功。谕旨中有“各疆吏于捻贼入境,则不能堵御,去则全无拦遏,殊堪痛恨。李某剿贼,已届半年,所办何事”的语句。辞气严厉,是近来所没有的。李鸿章和曾国荃胸怀未必能够含养包容,万一焦灼愤懑,以致另有意外,则国事更不堪设想。况且大局如此糟糕,断难在短期之内大有改观。我恐怕仍不免要北行。自觉精力衰颓,也不是了此困局的人选,唯有祈求盼望快死才好。曾公说话时神情凄楚,语气悲怆[23] 。这回,朝廷动了真格的,除开湖北巡抚曾国荃革职,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交吏部议处,李鸿章戴罪立功,山东巡抚丁宝桢也被摘去顶戴、革职留任。八月初,李鸿章复奉严旨斥责,“糜饷殃民,实难辞咎”。究其原因,是李鸿章奏劾殷兆墉、王宪成,触怒了军机大臣,遭到报复。曾国藩担心,李鸿章和曾国荃素来刚强,恐怕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会焦愤伤身。

当年,曾国藩决定在两江境内整顿吏治,但现实的难题客观存在,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是个浮在水面上的大贪官,曾公心知肚明,却并未参劾丁日昌。他向赵烈文解释道:你也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都是少荃的至交好友,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他又暴露在外,身负艰巨的任务,丁日昌虽是小人,而筹集前敌费用精明快当,我又怎忍心不稍慰少帅的情意呢[24] ?单看理财能力,丁日昌确实是另一副面目的金安清,但他运气更好,攀上了李鸿章。倘若曾国藩借惩贪的名义修理丁日昌,就会往李鸿章的眼睛里揉沙子,不仅伤感情,还会对剿捻大计产生负面影响。官场先讲利害,后讲是非,就连曾国藩也跳不出这个怪圈。

同治六年十月初六日,曾国藩回复李鸿章:“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25] 曾家、李家不仅利益捆绑在一起,就连安危也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唯有两家共度难关、共克时艰才是正办。

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捻军进至保定西南二十里的大棘店,十天后,进至蠡县,窥伺涿州,离京城很近了。恰在此时,刘铭传负气弃军而去,受到朝廷诘问,以进兵迟延之过褫去李鸿章双眼花翎、黄马褂等。赵烈文感叹道:“噫!赏功甚薄而责之甚厚,艰危之际,用人当如是耶?”[26] 《曾国藩日记》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日接奉廷寄。责成李少泉一人剿贼,限一个月,不灭,则重治其罪。克期剿贼是明末之弊政。既为大局虑,尤为少泉危,忧系无已。”赵烈文在《淮军平捻记序》中写道:“……一溃而人心疑,再溃而群论变,三溃而物议嚣,成败甫形于目,得失已移于中,岂有他哉?……故曰:‘谋之匪难而行之难,行之匪难而成之难。’”淮军屡败屡溃之后,李鸿章仍然坚持原议,以长墙防守运河,捻军窜入山东的计划彻底泡汤。淮军的最终胜利为曾老师解了愧,挣了脸。李同学剿捻功成,拜协办大学士,大家都跑到曾老师府上去道喜。曾国藩致书李鸿章,墨舞笔歌:“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27] 李鸿章大拜,曾国藩赞赏与欣慰之意溢于言表。当初曾老师预言这位大弟子“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才几年光景,就兑了现,成了真。

人才链环环相扣,谋国而忠的人往往能出以唯贤是举的公心,摒除任人唯亲的私念,时时留意人才的选拔,不使高明之士沉沦下僚。曾国藩之后,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头号主角非李鸿章莫属。这对师徒想千方设万计修补清王朝这艘行驶在江心的漏船,使之续航了更远的距离。然而救急于惊涛骇浪之中,进退无岸,终于计穷力绌,在他们死后,这艘漏船触礁而沉,天意如此,人谋何及!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荃写信安慰正在办理天津教案、身心苦楚的兄长:“李揆相七、八月可到津门,自是和夷胜手。兄素推重高足,此次必能大得其力,九月当可了结一切。”[28] 李鸿章接过天津教案的扫尾工作,让恩师从那口烂泥潭中脱身而去。

 曾、李谊同一家,确有实据。可以这样看:师徒一脉,薪火相传;也可以这样看:感情只是黏合剂,利益才会缔造共同体。两家结为姻亲更能说明问题,曾纪泽的长女是李鸿章的侄媳。曾纪泽娴于洋务,先后出使俄国、英国、法国,皆能折冲樽俎,李鸿章对他“弭兵息民之大功、临机制变之深略”都是心服口服的。光绪十六年,曾纪泽病逝,享年五十二岁。李鸿章回复倪文蔚,笔端颇带感情:“劼侯忽逝,失一洋务人才。年来颇不得意,既为同官所排,又不得当路之助,郁郁蹙蹙,赍志以终。文正后人,骤难有继起者矣。昨具疏略为表扬,既抒故府之哀思,亦折时人之空谕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署,由军机大臣徐用仪把持,张荫桓够强悍,也只能老实“藏拙”,随遇而安。曾纪泽是袭侯(一等毅勇侯的继承人),不甘受屈,难免抑郁。张荫桓写信告诉别人:“劼侯每日与之水火,至愤郁以终。”这些内情,李鸿章肯定知道。谬悠之口足以铄金,李鸿章对此体会最深。同年,曾国荃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李鸿章在回复王文韶的信中写道:“曾忠襄猝以微疾告终,抚事感时,可胜哀惋!……文肃、忠襄,并是故知,公义交情,亦云不负。至论同时之交,相得之深,七载如新,纤毫无间,则忠襄盛德尤过群公。举目遂无此人,拊膺可为太息。循绎来示,弥叹击磬之同心也。”由此可见,李鸿章以曾国藩为师,以曾国荃、曾纪泽叔侄为友,情谊之深,亲如一家。



[2]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二》23,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177页。

[3] 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36137页。

[4] 王闿运:《湘绮楼诗文集·王志/湘军志/笺启》,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527页。

[5] 《曾国荃全集·书札》3,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233页。

[7]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21,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720721页。

[10]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六》27,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589590页。

[13] 《曾国藩全集·奏稿之七》7,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223224页。

[14]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21,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298页。

[17]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58页。

[18] 《曾国荃全集·家书》第5册,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43页。

[19] 《曾国藩全集·家书之二》第21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461页。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30,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77页。

[2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060页。

[2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13页。

[25] 《曾国藩全集·书信之九》30,岳麓书社2012年第2版,第245页。

[28] 《曾国荃全集·家书》5,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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