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07-04

“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

 湘军虎将曾国荃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军，是不折不扣的大功臣。我们细读《曾国藩家书》，即可晓然，曾国藩原本打算奏请李鸿章到金陵会剿，因为淮军的大炮火力更猛，士气更旺，能够协助湘军轰塌坚固的城墙，但他担心李鸿章气焰太盛，言语态度会冒犯曾国荃，使九弟原本隐隐作痛的病肝“愈增肝气”，他还顾虑淮军“骚扰骄傲”，会欺侮湘军，“克城时恐抢夺不堪”。有这两方面的担忧，曾国藩就不太情愿让李鸿章去金陵城头“摘桃子”。总而言之，曾国藩的心情极其矛盾，又不便对外界明说。所幸李鸿章顾大局，识大体，洞烛幽微，倘若他挥师北进，去金陵会剿，染指分羹，无论是分功、分名，还是分利，都不会受到欢迎，这种大忙可帮不得，这种好人可做不得。曾国荃也确实争气，硬是凭借其麾下的湘军吉字营两万余将士与十倍于己的太平军死磕数百天，打赢了这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端掉了太平军的老巢，夺得首功一件，不仅在金陵城里美滋滋、乐颠颠地撒了一次野，而且升官、晋爵、发财，三者赅备，完美无缺。

 曾国荃攻下金陵后，湘江中运送财物回乡的船只络绎不绝，前前后后长达三个月之久，可见“曾铁桶”（曾国荃擅长挖壕围城，故得此绰号）及其部下捞到的好处相当惊人。湘军将领贪名盛传之际，水师统领杨岳斌为了撇清自己，于回乡途中作口号二句：“借问归来何所有？半帆明月半帆风。”两位湘军水师统领杨岳斌和彭玉麟不贪财慕势，倒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这种操守在湘军将领中并非普遍存在。

 曾国藩一向标榜“做官以不爱钱为本”，但他在家书中也不得不承认：“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曾老大独善其身，曾老九则大发战争财，用兵船将金银珠宝奇货珍玩运回老家，兴之所至，他还派人将衡阳到岳阳数百里沿江药铺中的高丽参采购一空。回到湘乡，曾国荃购买良田万顷，还建造了奢华壮丽的大夫第。其侄女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文正（曾国藩）闻而令毁之。”最末一句有点夸张，不过，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确实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由此可见，曾氏兄弟的三观并不相同，老大主张“谨慎”和“修身养性”，老九则主张“潇洒”和“及时行乐”。曾国荃竭尽所能，捞足了金钱，然后挥金似土，曾国藩对此颇存疑虑，外界也多有非议。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尝试为其九叔辩解：“忠襄公（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所谓“自晦”就是向外界表明他只有贪心，绝无野心，以免慈禧太后猜忌。

 咸丰九年秋，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家书中写道：“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我想，曾国荃读完这封信，肯定喷茶一笑。林则徐当了多年省部级高官，却一直清廉自守。死后只留下这么点遗产，寒冬腊月，害得三个儿子喝西北风，能说他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曾国藩肯向林则徐看齐，并非故意作假，他既有思想上的冲动，又有行为上的表现。曾国荃奉行实用主义，只认准钱多好办事，恐怕连思想上的瞬间冲动也没有。

 曾国藩对幕僚赵烈文说过这样一番话：“九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曾国荃要照顾整个家族的生计，捞金是规定动作，挥金是自选动作，焉得不贪取钱财？为了让大哥唱红脸留清名，以完人的形象取信于当世和后世，他不惜包揽贪名，欢唱白脸。如此兄弟，可谓举世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