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训”作为穆斯林必须遵行的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准则，早在唐宋时期，就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而传播到中国。唐朝初期，圣训的作用和影响，仅局限于被称为“蕃客”的各国来华的穆斯林商人中和他们所聚居的“蕃坊”内。到了宋代，随着来华穆斯林的日益增多和清真寺在各地的普遍建立，圣训便逐步传播到了每个有穆斯林居住的地方，深入到广泛的穆斯林民间。编辑成册的《圣训经》传入中国，则是在16世纪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中国兴起之后。 

《圣训经》在中国的流传 

    16世纪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中国兴起后，各种版本的伊斯兰教经籍相继从中亚和南亚流传到中国内地，但以教义、教法方面的经典为多。最早在中国伊斯兰教界流传的《圣训经》仅为两部圣训选段注释的抄本，是用波斯语分别对两种节选内容不同的四十段圣训原文的注释。一部名为《虎托布》，内容侧重于论述伊斯兰教的道德修养；另一部名为《艾尔白欧》，内容侧重于论述人生哲理。该两本小册子不仅所收圣训甚少，而且内容多为有关修身养性、鼓励出世的教诲，带有明显的苏菲主义倾向。自传入中国后，被列为培养阿訇和经师所必授的“十三本经”之中，成为传统经堂教育仅有的圣训课教材。

    自20世纪以来，随着伊斯兰教育的不断改革和发展，逊尼派六大圣训集中的布哈里和穆斯林两大《圣训实录》及其注释，以及其它各种节选本开始在中国伊斯兰教界流传。至20世纪中叶，逊尼派另外四部著名圣训集，以及伊玛目马立克的《穆宛塔圣训集》、伊玛目伊本·罕百里的《穆斯奈德圣训集》、什叶派学者谢里夫·穆尔塔达辑录的《辞章之道》等也先后传入中国，为伊斯兰教界所研读或收藏。教内讲授和学习圣训，则大多采用中世纪和近代伊斯兰教学者的两大《圣训实录》为蓝本，并吸收、采纳其它著名圣训经中所收部分圣训，经过分类整理、辑录汇编的各种圣训经籍作为教材。

    用于各地清真寺和经学院校教学的分类圣训经有：11-14世纪由波斯两代伊斯兰教学者艾布·穆罕默德·侯赛因·白俄维（1044-1122）和瓦利丁·穆罕默德·海推布（生活于14世纪）先后辑录完成的《米什卡特》圣训经，13世纪由叙利亚沙斐仪学派伊玛目叶哈雅·穆哈伊丁·脑威（1233-1277）辑录汇编的《利雅得》圣训经，20世纪埃及伊斯兰教学者穆罕默德·福阿德·阿卜杜勒·巴基（1882-1968）据两大《圣训实录》中所收内容完全一致的圣训精选、汇集而成的《圣训珠玑》，埃及艾资哈尔大学长老曼苏尔·阿里·纳绥夫以逊尼派六大圣训集中除《伊本.马哲圣训集》以外的五部经典为基础，并收其它圣训经中部分条文综合汇编的《塔志》圣训经，以及《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瑙威圣训四十段》等各种圣训节选本。《米什卡特》圣训经在中国伊斯兰教界流传较广，尤其在西北和云南地区，更是开学阿訇在经堂教育中向弟子们传授的必读经典之一。

    《圣训珠玑》在教内较为普及，尤其自1982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将该经翻印出版，印行10万册之后，该经进一步得到了普及和推广，已先后为全国各伊斯兰教经学院和清真寺所采用，成为圣训课的主要教材。《利雅得》圣训经内容简要，适用于教学，亦为部分清真寺和经学院校所采用。《塔志》圣训经因卷帙浩繁，除从事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查阅和引用之外，将该经全部直接用于教学者并不多见。 

《圣训经》译注活动的开展 

    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对《圣训经》的翻译虽然起步很晚，汉译本的种类和数量亦远不及汉译本《古兰经》之多，却亦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对帮助众多不懂原文的穆斯林和教外人士学习、了解圣训的丰富内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圣训经》的汉文翻译，经历了从片段摘译、选注本解读、选编本译注，到权威经典全译的从简到繁的发展过程。

    片段摘译 片段摘译最早出自明清时期著名伊斯兰教学者之手笔，但摘译为数不多，散见于他们的专著之中。王岱舆（约1584-1670）在其名著《正教真诠》中，曾引证17段圣训阐明其论述的主题，开创了片段摘译圣训的先河。如他在“正学”篇之始引用一段倡导学习的圣训写道：“圣云：‘正教之男妇，习学乃天命也’”，即今译“学习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以此阐明学习的至关重要。又如他在“首领”篇之始引用圣训“尔等皆若牧羊之人，将来自尔等之职掌一一皆有问焉”，即今译“你们都是牧人，你们对自己所牧者都负有责任”，以此阐明为官者对百姓、为师长者对学幼、为父母者对子女、为夫者对妻室负责的道理。

    马注（1640-1711）在其名著《清真指南》中也引用过一些圣训，如在论述穆斯林应有的品德时即摘译圣训写道：“圣人谓高傲不得进天堂;圣人谓说谎不是我的教生”等。

    刘智（约1655-1745）在其名著《天方典礼》中，曾引证28段圣训阐明教理。在其详尽介绍穆罕默德先知生平的专著《天方至圣实录》中，也曾摘译了一些圣训原文如：“我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我乃真主差使，顺吾即顺主，永享天国；逆吾即逆主，永堕地狱”。又如：“圣人曰：‘礼拜乃涤罪之泉，行教之柱，近主之阶也’”。

    马德新（1794-1874）在其名著《四典要会》中较之前人引证圣训为多，如他在论述拜功重要性时写道：“圣人云：顺逆之间无别，唯礼拜间之”，意即一个人是否礼拜，系区别其是否信士的分界线。他还把许多论述拜功的圣训摘引于文中的各个段落，如“礼拜乃近主之阶梯，归原之途径”，“礼拜乃立教之维，于此而怠惰者乃自欺而自弃也”，“正人所求，主必应之”等。

    上述伊斯兰教学者在各自的专著中摘引圣训运用自如，译文通达准确，为后人译经树立了典范。

    选注本解读 圣训选注本解读始于20世纪上半叶，代表性作品有《圣谕详解》和《瑙威圣训四十段》。经堂教育“十三本经”之一的关于圣训选段的波斯文注解本《虎托布》译名《圣谕祥解》，1923年由河北著名经学家李虞辰（1884-1937）译成汉文，由天津光明书报社印行，分上下两卷，共40篇，内容侧重于论述伊斯兰教道德修养。如规劝自省、悟本修身、远奸近贤、弃伪归真、积善为本等。

    沙菲仪学派伊玛目叶哈雅·穆哈白丁·脑威选编的《瑙威圣训四十段》，1947年由中国著名伊斯兰学者庞士谦（1902-1958）译成汉文，译名《脑威四十段圣谕》，作为“回民大众读物之一”，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出版，黎明学社发行。内容侧重于论述伊斯兰教的基本知识和教理原则，涉及人生观、信仰观、善恶观、财产观、动机与效果、公道与助人、睦邻与敬客等诸多现实问题。该选注本因所收圣训皆出自圣训权威学者布哈里和穆斯林的两大《圣训实录》，故历来受到伊斯兰教学术界重视，广为流传，在中国伊斯兰教界亦有较深影响。继庞士谦汉文译本之后，教内又不断有新的译本印行，其中一部译名为《纳雅威圣训四十则》，1992年由沙特“世界伊斯兰学联”以阿汉文对照形式印行，流传较广。

    选编本译著  自20世纪中叶起，中国伊斯兰教界对《圣训经》的翻译开始从简短的选注本解读转向为篇幅较大的选编本译注。具有代表性的译注有《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圣训经》和《圣训珠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