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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传记片《杨振宁》编导纪事

(2016-12-02 22:54:13)
标签:

电视传记片

杨振宁

编导纪事

分类: 感悟情怀

  电视传记片《杨振宁》编导纪事

                                                                                                         倪既新

 

回顾自己的拍片生涯,铺排卅余年的所经所历,我发现,几部人物传记片的采编制作过程,是分明有色彩的部分。时间之河的冲刷淘洗,已使这些节目的效果定评趋向淡化,但我们在业务探索之路上的行进步履所留下的深浅脚印,却未被磨灭而反呈鲜明。显然,当年拍到什么和编得怎样已不最重要,而我们曾经这样做过,则是值得记取和回味的历史积淀。如本人编导电视传记片《杨振宁》的过程,就是一次有意义的经历。

那是1992年的初夏时节。能给杨振宁这样的世界级名科学家拍摄电视传记片,对于应聘考入上海电视台未满十年的我,可谓一次难得的业务锻炼机会,当然,这也是一次令我惶恐不安的“跳高”测验,因为弄不好,是会伤筋动骨的——非但影响上海电视台的声誉,更易挫伤自己的业务自信心。事先,对这两方面的认识,我还是比较清醒的,之所以默默地接受下这个任务,除了有些历史渊源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前者的诱惑。

所谓历史渊源,就是两年半之前的1990年年底,我们曾立过这个选题,也得到过杨振宁本人的许可,尔后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而在此刻,一旦当真要开机拍摄,并定下了两个月后庆贺杨振宁70岁生日的确切播出日期,从而必须具体谋划所有编导与制作细节的时候,我方才发现,面对的困难要远比开头估计的大得多。

首先,是内容材料难以获得。杨振宁的人生经历、事业成就、社会声望和个性内涵无疑都相当丰富广大;但他远在大洋彼岸,依当年的通讯条件,联系十分不易,我们的采访和拍摄,无疑受到空间间隔和时间局限的严重制约,得不到足以反映他神采面貌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是画面素材更为缺乏。譬如,杨振宁人生的大部分岁月在海外度过,我们缺少反映他这段时间空间内奋斗、成功与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要出国去现场拍摄,在当时是完全不敢设想也绝对不能做到的事情。再譬如,他那些高深的理论性学术成就,不能不讲,但却难以在屏幕上形象化表现。又譬如,即使我们在国内与他相遇,并且一切顺利,那能拍摄到的也大多是他参加会议、会见友朋等惯常场面,而这对整部片子的作用和意义不大,更何况真要拍到这些场景实际上也很不容易实现,因为许多场合不是我们摄制组能够进入的。所以,就制作节目而言,我们面对的现实,即使不说是无米之炊,实在也算得上是少米之炊了。

还有一点,则是旁人不易察觉,而我却时时处处强烈感受到的,就是作为编导的我,与被表现对象的杨振宁之间的距离。这距离,除了他工作生活在地球背面的空间距离、他比我年长26岁而经历不同时代所形成的阅历距离之外,还有不同阶层身份在社会环境中被分隔而呈现的现实距离,更有由这些综合产生的心理距离,以致使我“看”他总觉得神秘、缥缈和抽象。这种感觉完全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也就难以有意识地清除掉。为之,如何“把握”拍摄对象,如何通过几十分钟的节目,给电视观众一个大科学家具体、实在乃至可信可亲的形象感受,这苦恼对我的折磨,并不亚于前两者。

平时,我常提醒自己,我并不聪明,机巧与我无缘,争取工作成功唯一可行的,只有踏实勤勉、全身心地投入。以往是这样,这次能用的当然也只有这种笨办法。我试图以侧面了解来弥补拍摄前不能预先正面采访杨振宁的缺憾。

我记取前辈们的经验:搜集材料,多多益善,以厚积薄发来酝酿有深度的作品。当时我想,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表现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要亲自沿线去走一遍,我们不能与这样的标准相比,但那精神却是可学的。所以,凡是与杨振宁有关的文字材料,只要找得到的,我都觅来参考。不但研读各种文史资料,也浏览杨振宁艰深的学术论文,虽然一点都没有看懂,但至少我有了一些对他个性神韵的“感觉”。

同样,凡是了解杨振宁情况的人,只要见得到的,我全都访问了。有趣的是,这些最终都热情有力地帮助我们的人,开头几乎全是冷淡的,在他们眼睛里,我无一例外地读到过无声的疑问:“拍杨振宁的传记片?你?”但我相信,只要我有诚意和热情,我踏实并努力,这正当的目的是一定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譬如,我为实拍作前期踩点那次去北京,回沪前夕听说中科院系统还有一位杨振宁读西南联大时的同学,便连夜设法与他电话联系,要求第二天登门采访。但那位教授始终推说无甚可谈,不值得去。我坚持再三,他方才答应第二天下午三点钟见面。我怕路远不熟悉耽误了时间,没吃午饭就找去了。到了那边还很早,我照例先找到他的房子,认定他的家门,然后在周围蹓跶,等时间到了再去敲门。谁知他午睡起来早在楼上窗口看到我了,当后来又知道我傍晚还要赶回上海时,就变得十分热情,说:“想不到你这个年轻人这么认真!”于是对我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回上海后,他还给我寄来回忆材料。再譬如,杨振宁挚友邓稼先的遗孀许鹿希教授,因为当时社会上有“邓稼先学成回国是傻瓜”的流言,甚至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嘲笑为“傻瓜的儿子”而深受精神痛苦,所以她坚决拒绝任何记者采访。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在北京的日子,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与她联系,反复说明我们的来意与用心,坚韧请求见一次面。结果在十分勉强同意的午餐前的片刻叙谈中,她感受到了我真实的诚意,尤其是对他们这一代人高尚精神追求的理解与敬意,她午饭也不吃,连续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告诉了我许多只有她才知道的相关历史背景,并同意我们日后去她家拍摄。

尽管好多采访要经历曲折困难,但我觉得都很值得,因为从中我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使后来的构思选材有了充分的余地,措词落笔有了深广度和分寸感,使整部片子内容丰富扎实和史料翔实可靠,也为后来取得杨振宁的信任与配合创造了条件。

那是在我们摄制组到了北京,与已在那里的杨振宁取得联系,并向他核实采访得来的素材的时候,我讲出的一些细节和人名,使杨振宁好几次打断我的话惊讶地问道:“这你怎么知道的?”“他,你也采访过了?”尤其当我铺排出一些多费周折方才从新华社资料库里挖掘得来的历史照片,其中好多张,譬如他首次回国时在机场上与母亲的深情对视、与岳父的激情拥抱等画面,不但是第一次公开披露,而且连杨振宁本人都从没见过。他拿起来久久端详,激动难抑。没想到这些难忘的场景与情感居然还有机会重温,看得出,杨振宁很有些动情。我敢说,这正是他后来尽力协助我们,为我们争取、安排拍摄机会的一个原因。以至第三天,他把原先答应接受我们采访的一个小时,扩展为整整半天,而且兴致勃勃地邀约我们去天安门广场散步,以便拍摄外景来丰富画面。对此,只要知道他这次在北京的逗留时间总共不满六天,其间有许多重要的会议和活动,有好几位中央领导与他的约见,那么就能明白,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待遇”。

当然,我们还得尽量设法充实画面。根据采访得到的线索,我跑图书馆,跑档案馆,联系电影公司、制片厂,找知情人,搜集一切与杨振宁有关联的图像资料。为保证片子的文献价值,我和摄制组的伙伴们又寻觅他的故乡、旧居和母校的历史景观,拍摄采访他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真实镜头。总之,用各种手段来弥补先天的不足。正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杨振宁才为我们提供了他当年参加诺贝尔物理奖授奖典礼的纪录影片拷贝。那是之前国内从未有人见过的独特视频资料,结果就为成片内容的可视性、权威性与文献性增色不少。

至于心理距离的消除,我觉得既有偶然因素,但在努力之后就更应该是必然的结果。那就是在与他接触的有限机会和时间里,毫不放松地注意他言行的每一个细节,深入地思索细节后面潜藏的人格人性内涵,再从中去发现一个高层科学家与普通民众所共有的和相通的东西,并由此进而去理解他所有的一切。

我是从见到杨振宁在南开大学的报告会上怀念他母亲而当众嘘唏这一场面,而透视到他无异于常人的情感世界,继而从“爱”这种情感去深化理解他何以会有如此的智慧、成就、胆魄、贡献与声望的。后来在节目的构思表现上,也就以他凭爱的情感献身科学、思恋故园为主线,来立意选材,贯穿全片,求得整体的思辩性和感染力。我不敢说这一定正确,但从效果看还是好的。因为在节目播出之前,为保证片子的科学性与真实性,台里曾请杨振宁本人审看和发表意见。看片时,杨振宁情绪始终十分激昂,尤其是看到讲述他与母亲的感情联系这一段时,他竟然激动得当场掩面而哭。全片放完,他热烈鼓掌,说:“拍得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资料又有限,搞得这样好,很不简单。”还当即提出要求:“给我一套(拷贝)”。显然,传记片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杨振宁内心深处的东西,以致他回美国后还发来传真告知:“我的朋友们看了都极称赞”。

节目播出后,观众反映也都比较好,尤其是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一级的高层科学家,凡是与我有联系的,都一致表达了好评的鼓励。如谢希德,主动给我打电话,连称几个“很好!”她说:“片中材料丰富、真实,尤其是解说词,很得体,对杨振宁成就的评价比较实事求是。整个片子很激动人。因为杨振宁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以前很要好,有些情况我都熟悉,所以看了很亲切。”张香桐则对照自己拍片的体会说:“杨振宁不在国内,很多东西拍不到,原有的材料又零碎,在这基础上要组织一部完整叙述他的成就和其他方面事迹的片子,难度很大。搞成现在这样,真不容易。我看了很感动,其中讲母亲的一段最精彩、最感人,我眼泪也流下来了。”而由上海社科院、《联合时报》、华东建筑设计院等单位转达的意见说,一般观众都认为自己由此走近了科学家,并从中获得了精神力量。

今天,相隔二十多年来远距离回望,我最真切的感受是,电视节目作为时代的产物和留影,它是参与者集体力量凝聚的结晶,也是大家携手行进留下的共同脚印。所以,与其说某个节目是成功的,倒不如说为制作这个节目,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是成功的:信任支持、辛劳默契、包容协助……。因此,节目制作背后的细节素材,今天审视,或许与节目本身同样难得与珍贵。

 

                                                                                                  2015-8-26

               (本文选载于《脚印——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回忆录》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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