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碌碌，不及为小博增添新篇，有愧于光临的朋友了！

    日前挚友作家沈善增先生发来他新作的片段，内容是“批魏明伦和《潘金莲》”的一节，提出了他的独家之言，阅之饶觉兴味，便随之转贴在这里，既是作分享推荐，又可免朋友们空目而归，真一举而两得也，呵呵——

 独脚戏划时代作品《大股评》预告

                                                                     沈善增

    有感于曲艺创作太“紧”的状态，从昨天开始写独脚戏《大股评》，昨晚写到深夜二时半，还没言归正传，可见放松是绝对的，也由此悟到，观众来听相声、独脚戏，不是来听一个故事，来听一段新闻，更不是抱着受教育的目的来的，就是来听“扯乱话”，听神侃，取乐。寓教于乐的道理曲艺创作人员都知道，但一进入创作，首先考虑的是这个段子的主题（教育意义），这就使很多新创作的段子，味同嚼腊，至少叫人很严肃的听完。据说，郭德纲说，我和相声界有个协议，我负责搞笑，他们负责搞意义。这是个来自生活的幽默，也是叫人感到沉痛的幽默。

    所以，我对魏明伦以“没有教育意义”为话题来批评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说“不差钱”差道德，很不认同。作为一个创作人员，应该知道这种提法对创作的危害。魏明伦说《不差钱》对行贿、开后门、通路子，“为了一夜成名可以不择手段，潜规则，拜码头，托人情，认干爹……”等现象，“不是在讽刺”，“而是在欣赏”，凭什么这么说？难道观众不知道这些是不正之风吗？难道作为小品人物的“小沈阳”与“丫蛋”，是靠“拜码头，托人情，认干爹”等“潜规则”的操作成功，上的“星光大道”吗？看了小品，观众都从此会认同这些潜规则的合法性，还是在笑声中认定这些手段的徒劳？难道一定要毕福剑对丫蛋的爷爷义正词严或语重心长地批评几句，才是“讽刺”而不是“欣赏”吗？头脑机械、习惯把文艺作品当道德教科书来看的观众，对《不差钱》提出“差道德”的批评，还情有可原，魏明伦是以思想解放、前卫出名的，他提出这样的批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至少应该知道，“让倾向性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流露出来”，反对“席勒式号筒”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从此原则出发，批评《不差钱》是欣赏不正当的社会现象，是“差道德”，没有教育意义，还有负面作用，是缺乏根据的，是上纲上线。

    然而，若从头脑机械、习惯把文艺作品当道德教科书来看的观众角度说，我认为，他们肯定觉得魏明伦的《潘金莲》不仅是没有教育意义，而且是大毒草。宣扬杀人有理，杀人犯值得同情，还不是毒草吗？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魏明伦对这一点的辩护，可能也有人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严格讲我也不是为潘金莲翻案，她不是历史人物，在《潘金莲》中，我只是重新审视了潘金莲式的中国封建妇女的命运，表现了潘金莲从纯洁到复杂，从挣扎到沉沦，从无辜到有罪的整个过程，这个剧的副题就叫‘一个女人的沉沦史’。有婚姻就会有幸福和不幸福的婚姻，有不幸福的婚姻就会有潘金莲。现在，不幸福的婚姻可以申请离婚，但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的。在《潘金莲》中，武松要杀潘金莲的时候，中外古今各色人物都站出来评论。法官说:‘一部沉沦史，千年封建根，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但施耐庵不同意，他站出来说:‘本书不管后代事，武松开刀杀———’”

    这段辩解，老实说，比他批评《不差钱》的话水平还要低。“有婚姻就会有幸福和不幸福的婚姻”，这话不错，但等于没说；“有不幸福的婚姻就会有潘金莲”，这话很值得商榷。首先，他以此作为潘金莲值得同情的理由，“现在，不幸福的婚姻可以申请离婚，但在封建时代是不可能的。”“法官说:‘一部沉沦史，千年封建根，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那么，今天中国的离婚自由度已经相当高了，还有通奸杀夫，这根子又在哪里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通奸杀夫也不乏其例，根子又在哪里呢？难道他写一出《潘金莲》，就是为了揭露封建制度下离婚不自由是造成悲剧的根源吗？

    魏明伦说：“是罪归沉沦女人，还是罪归封建根子？是反思古代妇女的命运，还是联想当代家庭问题？通过各种人物跨时空的出场，我将整出戏引向了思想大解放、大讨论的层面。因此，可以说，这出戏是当时思想思想解放的产物，而戏里要表述的，更是对中国女性的一次思想大解放。”这是2008年魏明伦在纪念《潘金莲》上演30年时说的话。从这段话，可见魏明伦的认识水平30年一点也没进步。他就没有意识到，他振振有词的“是罪归沉沦女人，还是罪归封建根子”的《潘金莲》的主题，也就是教育意义，是个伪问题。归罪罪犯个人，与归罪社会制度或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两者只能取其一的选择题，所以，用“是……还是”来提问，是说轻点，是犯了低级逻辑错误而不自知，用上纲上线的腔调来说，就是混淆视听，蛊惑人心。同样，“是反思古代妇女的命运，还是联想当代家庭问题”，也是犯了逻辑错误的伪问题，但这是主题的延伸，广告噱头而已，就不深究了。不过，必须指出，“有不幸福的婚姻就会有潘金莲”，在逻辑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的表述，使“不幸福的婚姻”与谋杀亲夫的潘金莲构成了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幸福的婚姻”连“谋杀亲夫”的必要条件都算不上，但在这样的判断句里，实际给人以充分条件的印象，这正是魏明伦立此“主脑”的目的，从逻辑上说，玩了个诡辩的把戏。

    所以要提这件事，倒不是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是因为魏明伦的《潘金莲》开了一个很坏的头，就是我在后来批评贾平凹的《废都》时说的“伪现实主义”。将批判现实主义以人物的命运来演绎历史理性的创作原则，异化为把任何时代都要予以谴责的无耻行为、反人类的恶行，往社会制度、人文环境上一推，个人就不要为其丑行、犯罪负责，甚至变成值得同情的了。这就直接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心中造成价值混乱，埋下了道德沦丧的根子。有个电视连续剧《罪证》，写一个医生为了掩盖她丈夫的罪行，利用职务之便杀死证人，在事情败露后，她丈夫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她救过多少人是生命，她杀人也是事出有因，所以，不能在道德上谴责她（编剧为了避免法官“想救难挽救，同情不容情”的尴尬，让她在受法律审判前自杀了）。这也是这部剧出新意的地方。我实在看不下去，写了一篇《不可杀人》予以批判。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就想到了魏明伦的《潘金莲》，出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说。看到魏明伦上纲上线批判《不差钱》“差道德”，又看到他对《潘金莲》的错误不仅毫无认识，还洋洋得意，说：“如果说《潘金莲》是所谓的‘失败之作’，就请再给我一次这样的‘失败’吧！”我觉得应该说说了，尽管可能只好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但如果不是这次眼开眼闭，可能还是不会写。就是到了写下本篇随记的题目时，还是没打算批魏明伦，得罪“鬼才”，总是凶多吉少，弊大于利。但一提到魏明伦，就刹不住车了。后来想想，这次眼睛重影，直接推断原因是颅底神经出了毛病。再究原因，可能是轻微脑梗，可能是脑微血管出血，可能是肿瘤，最轻就是单纯性的指挥右眼运动神经水肿。不管什么原因，都提醒我到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眼睛一闭，不睁开，一辈子过去了”的年龄，如果真的死亡或瘫痪或失语这种情况像重影一样“明天突然来临”，而我没有对《潘金莲》等有关现象发表意见，我会觉得遗憾，觉得没有尽到一个以“专业作家”混饭吃的人应有的社会责任。既然提到魏明伦和他的《潘金莲》，就随缘吧。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我对死不说大彻大悟，自认为还有了点小彻小悟，还怕什么得罪“才”“不才”的“鬼”呢？

    唯感遗憾的是，写下本篇题目时，还有点幽默感，写到现在，一屑屑幽默感也没有了。本打算三言两语写完预告，接着写独脚戏。按现在的心情，我决定不写了，以免影响作品的“划时代”性。划不划时代还在其次，要划时代，我也不少这个独脚戏，划不了时代，也不指望这独脚戏成为压垮时代牛车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是觉得写这独脚戏是种愉快的休闲、享受，以现在的心情去写，可能成为苦行。本来，写预告是为了告诉关心《眼开眼闭随记》的网友，为了写独脚戏，随记要暂停几天，结果变成独脚戏的写作可能要暂停几天，有点得不偿失。但无论独脚戏什么时候完成，完成后因为指望要搬上舞台，所以不会立即在博客上发表。只有等演出或实在选不到能胜任此划时代独脚戏的演员的时候，才会发表脚本。不过还是希望朋友们不要因为这篇预告的越来越严肃，而对独脚戏的“划时代”性失去信心。

    最后有一点要说的，赵本山的小品得央视春晚语言类作品一等奖，是全国观众投票选出来的，魏明伦凭着他几句上纲上线的声讨，就要把《不差钱》拉下榜，他也许以为自己有这个资格，可以对投票观众的趣味低下指手画脚，但曲艺从业人员千万不要将此当真了。其实，对任何样式的文艺作品来说，受众才是上帝，什么“大哥大”“权威”的高屋建瓴的话，都是可以打个问号的。曲艺从业人员如果因此存了把“搞笑”（乐）和“意义”（教）对立起来之心，甚至认为搞笑就有等而下之，迎合观众低级趣味之嫌，要想在曲艺方面取得还不划时代的成绩，都是有很大障碍的。从这点上说，赵本山对魏明伦批评的回应：“人们不应该指望一部小品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小品也教育不了人，正如一名犯人不可能因为一部小品而改邪归正。一年365天，前面的日子都已经在教育中走过，最后一晚你还教育有用吗？”“小品最大的主题就是快乐，别较劲地说，我想说明什么，这个主题有多么深刻。”这说法还不到位。小品不是“最大的主题”，而是必备的功能，是使人“快乐”，就是搞笑。小品的教育意义是以搞笑的特有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对教育意义有不同于悲剧、正剧的要求。而且，对文艺作品的第一要求，不是主题的深刻性，而是它的审美价值，小品的审美价值就表现在能使观众发出多少健康的有衷的笑声。对小品的搞笑要理直气壮，不要把搞笑和教育作用对立起来说，落了人家的话语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