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梁宗岱研究述评

 

 

一

 

    2003年对梁宗岱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并非是因为出现了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梁宗岱研究的学术专著或者学术论文，而是在梁宗岱研究领域出现了两套书。这两套书是《梁宗岱文集》和《宗岱的世界》。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将梁宗岱的作品——包括翻译作品、理论批评（梁宗岱本人的或他人写的关于梁宗岱的）和创作作品——如此全面的结集出版。[①]梁宗岱的作品在国内的这次大规模的、全面的展出，势必会为梁宗岱研究的展开提供强大而有力的支持。

    从一九零六年梁宗岱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晚祷》到一九八零年在病中尝试重译《浮士德》未果，梁宗岱漫长的文字生涯呈现的丰富性到今天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2009年第18期的《文教资料》中出现了一篇名为《梁宗岱研究综述》（高媛著）的文章，这篇文章从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研究、与中国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梁宗岱作品的文本研究以及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与贡献这几个问题出发，检讨了新时期以来的梁宗岱研究状况。这是迄今最为新近发表的关于梁宗岱研究的文章，并且是一篇以综述为题的梁宗岱研究文章。这篇文章较为成功的地方在于，作者截取了梁宗岱研究中相对出色文献的部分文字，放置于自身设定的理性框架以内，从梁宗岱研究的理论、创作、比较和文学史等角度来说明梁宗岱研究的现状，较为全面的展示了梁宗岱研究的风貌。不足之处在于，忽略了和梁宗岱有关的翻译研究，淡化了新诗研究史中几个关键诗学命题研究的梳理（其中有大部分涉及梁宗岱的问题）。

分类的产生伴随着丧失。我认为梁宗岱手中的三支笔是研究的关键。这三支笔是翻译的笔、创作的笔和理论的笔。本文尝试从五个方面来评述：一、梁宗岱诗学理论研究述评；二、梁宗岱诗歌创作研究述评；三、梁宗岱与文学译介的研究的述评；四、梁宗岱研究专著与诗学命题研究中的梁宗岱研究述评；五、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梁宗岱研究述评。

 

二

 

（一）梁宗岱诗学理论研究述评

梁宗岱诗学批评俨然很热闹。从无声中国，到单声中国再到80年代文学研究的“多声现象”，诸多文学家，文学理论家逐步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域之中，“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被尘封的文学理论家也慢慢地浮出了历史地表,像李长之,梁宗岱等,这对恢复中国现代诗学话语的多声现象是大有裨益的。”[②]

    梁宗岱诗学理论研究的第一层次基本是对梁宗岱的诗学观念的核心如纯诗、象征主义等的研究。 “自觉而有明确目的的译介象征主义、探讨‘纯诗’理论，梁宗岱个人的艺术倾向和执着的艺术探索乃至他对中西诗歌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都使其成为中国“纯诗”理论的领军人物。”[③]

    较早的研究者温儒敏早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87年初版）中就论及了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在1995年第三期《诗探索》中，温儒敏又发表了《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一文。温儒敏认为，“纯诗”理论体现了梁宗岱诗学理论的特色，其诗歌批评的标准为“宇宙意识”，同时“宇宙意识”也是其创作的最高准则，通向“宇宙意识”的途径乃是“冥想出神”的创作状态。[④]在这篇论文中，论者将梁宗岱的诗学理论放置到其批评实践中，继而推演到创作状态问题的思考，细致地研究了梁宗岱诗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梁宗岱研究仿佛与“纯诗”概念密不可分，许霆曾撰写过《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探求者》[⑤]一文。此后，冠以“纯诗”研究的各项梁宗岱研究层出不穷，如《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⑥]、《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⑦]。

    当单纯探讨“纯诗”理论的建构、发展和实践的学术意义式微，必然会寻找新的文本、理论核心或关键词来进行研究。除“纯诗”这一核心概念之外，还有“象征主义”、“契合”等概念逐步被阐解。《“纯诗”说·“象征”说·“契合”说——梁宗岱的诗论》[⑧]正是讲梁宗岱诗学理论的核心关键词进行阐解的文章。

《纯粹境界的探寻——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中虽然探讨的是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但是更多的是用西方批评家、哲学家的观念来解释梁宗岱，或者以梁宗岱的诗学文论来阐释梁宗岱自身。论文“从文体、艺术层面和诗人的艺术修养三个角度进行探讨，进一步理解梁氏的“纯诗”理论体系”[⑨]，这种进一步是在何种对于纯诗理论的阐释上进一步的，是存在疑问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的视野占据了该论文的大部分篇幅。这体现了我所要论述的第二个层次。

    随着对于“纯诗”等关键命题的勘探逐步深入，对于梁宗岱诗学理论的把握也越发的细致入微。我认为第二层次，为在中西诗学理论比较下的梁宗岱诗学研究阶段。事实上，在探讨“纯诗”、“象征主义”等概念的同时，已经涉及了中西诗学理论的比较研究。随着细部研究中所遇问题的放大，中西诗学比较的问题浮出了梁宗岱研究的视野。《文学评论》杂志曾于2003年举行过一次笔谈，主题为“‘西方话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就体现了这一趋势。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梁宗岱的理论资源情况的研究。研究者们的立足点基本都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提出的“纯诗”概念，从《诗与真》中看见歌德的影响以及探讨了波德莱尔的“契合”观点。“梵乐希（瓦雷里）的诗成为了梁宗岱诗歌理论的重要来源。”[⑩]还有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了梁宗岱诗学观念受西方诗人影响中较少被提及的部分，如李华秀发表于2005年的《坚挚的生命体验——试论梁宗岱对里尔克诗艺的把握》一文中提及，“梁宗岱以典雅流畅的文笔翻译了里尔克的诗歌精品，并以里尔克的诗歌‘不徒是感情，而是经验’的诗歌观念作为重要的诗学原则，从而对中国现代新诗提出自己的艺术主张。”[11]

    其次，是梁宗岱的理论资源整合的研究。这里又涉及了几个小问题，如诗学观念的整合，史学思维和认知方式的转换、诗学风格的转换和整合等等问题。可以概括为梁宗岱接受的诗学理论“中国化”问题。“梁宗岱的象征主义内涵，无疑是其在西方象征主义的某些观念出发，同时又在中国诗歌传统精神中来探寻和重构，也可以说是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危机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产生的。”[12]也有著者从梁宗岱的中西诗学比较实践出发，研究梁宗岱诗学中的传统史学现代转化的问题和梁宗岱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的特点。[13]我认为，较为全面的开展和进行此项研究的论文为陈太胜发表于2004年的《中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梁宗岱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这篇论文中提到，“梁宗岱通过对法国象征主义的接受，形成了本土化的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并以之来对中西文艺传统中的文学经典进行比较研究。此类比较研究，同时也是梁宗岱在自己的象征主义诗学框架中对中国文学经典的重新阐释。处于中国文学经典的危机和西方文学经典的兴起这样中国文化发生转型的关头，梁宗岱的比较诗学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文化认同的需求，是借之于比较诗学在历史诗学的探寻中重构中国文学经典、重塑中国诗歌精神的努力。”[14]有论者注意到了不同的人对于中西诗学对话的差异，描述了朱光潜和梁宗岱在中西对话上的诗学观念的分歧。[15]还有论者说到，“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在本土化方面体现他的诗性智慧和诗化精神：一是意象与象征的关系；一是意境与象征的缠结；一是寓言与象征的区别。”[16]此类研究辨识了概念之间的含混，厘清了处于历史节点中的梁宗岱对于中西诗学的枢纽作用，彰显了梁宗岱诗学理论的特点，不过大多大同小异。渐渐此类研究举步不前。

    第三个层次是探讨梁宗岱诗论中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即研究其创作论。我认为这一方面的探讨是有益的，这种探讨不仅是对梁宗岱的诗论进行探讨，同时也会探讨其创作、翻译等方面的内容，是构建梁宗岱整体诗学观念的研究，是对理论研究的补充。

    梁宗岱说，“形式是一切艺术底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17]，陈太胜认为，梁宗岱的这些诗学观念既是一种批评理论，又是一种批评实践，它是面向具体的中国新诗建设（这决定他接受和改造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期待视野）来阐释自己的理论的。[18]梁宗岱的诗学理论本身，除了抽象观念之外还有具体的诗歌实践的理论，也就是我所谓的诗歌形式的讨论。在另一篇论文中，陈太胜谈到梁宗岱提出“彻底认识中国文字和白话底音乐性”的主张。诗的形式在梁宗岱看来至少包括诗的格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诗行、音韵和节奏等问题，结合新诗写作的实际，梁宗岱对它们都有比较深入的理论阐释。诗歌语言是诗的形式的直接现实，受象征主义影响，梁宗岱还注意到诗歌语言的细微应用，甚至包括语言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字的音与义、色的问题。梁宗岱的形式主义新诗理论对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即使是对当代的新诗发展也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19]

    除了陈太胜外，还有许多著者对于梁宗岱诗学中的形式研究的论著，如霍俊明、岳志华的《纯诗视阈中的音乐性探求——梁宗岱新诗新诗音乐性理论探论》[20]。许霆的论文《论现代诗学演进中的梁宗岱诗论》[21]。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还并未开发完全，至少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研究，比如梁宗岱创作的演变史和其理论的发展史的关系，比如梁宗岱诗论影响下的诗歌研究，再比如梁宗岱诗歌创作论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再认识等。

    总的来说，梁宗岱研究的最为重点的部分还是诗学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以下几种梁宗岱诗学研究，研究梁宗岱与梁实秋的诗学分歧、研究梁宗岱审美批判的个性和研究梁宗岱诗学的本体意识，都值得我们关注。这些近两三年研究的论著，都是我们在探寻梁宗岱诗学理论研究新突破的成果。

 

（二）梁宗岱诗歌创作研究述评

梁宗岱的诗歌创作研究迄今不多。较为深入研究是李怡的《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李怡于开篇写到：“今天我们讨论梁宗岱的诗歌与诗学贡献，大都离不开“中西交融”的基本判断，这固然符合了梁宗岱本人的艺术履历与诗学趣味，但问题在于，当对初期白话新诗的不满已经成为了20年代以后中国诗坛的一种主流话语，“中西交融”也就已经成为了包括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诸多诗人的“共同目标”，在这种意义下，作为个体的梁宗岱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是我们今天研讨梁宗岱先生的成就所必须回答的问题。”[22]这也是我同样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在趋于饱和的本文第一个层次所谈论到的话题之外，研究者们忽略了什么，或者说还有什么样的学术生长的基点。

    李怡的这篇论文从梁宗岱的诗歌《晚祷》细读开始，继而转向李怡的核心命题，诗歌的“意志化”和“物态化”问题。继而从梁宗岱的影响接受史再到创作史，结合了具体的文本进行阐释。接着，李怡提及了“梁宗岱等中国现代诗人则是用我们根深蒂固的‘物态化’思维挑选和改动了西方的象征主义追求，与此同时甚至也暗移了西方的误读内容——将西方‘意志化’思维的覆盖、裹挟返转成为‘物态化’思维的自我巩固。”[23]继而，从这一悖谬感和吊诡感提出“梁宗岱看起来圆满自如、中西交融的诗学阐释里，常常都隐含了不少理论细节上的矛盾。”[24]最终，李怡从梁宗岱的诗歌创作与诗论中得到结论，正由于梁宗岱对于现实生活 “经验”和心灵世界的互动性理解接通了中国新诗前往40年代的可能，表达了梁宗岱作为一个具备现代意识的诗人的意义。

    另有陈太胜的《作为诗人的梁宗岱》[25]，陈太胜在文中说到，梁宗岱的新诗创作实践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梁宗岱的诗好用比喻、通感，诗意繁复朦胧，具有“繁复的象征”的特点，就爱情诗来说，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在美学和诗艺上都达到一个独特的高度。梁宗岱的诗更为强调诗歌本身的艺术创造，这实际上成了梁宗岱接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客观基础。接下来，陈太胜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论述在艺术和历史这两大维度之中的梁宗岱诗歌创作。

值得重视的是，这两篇论文同时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诗人身份和理论家身份笼罩之下的梁宗岱的诗歌创作。我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要点。

    除此，关于梁宗岱诗歌创作的研究寥寥。还有《梁宗岱诗歌创作中爱的哲思的寻找与体现——从《晚祷》到《芦笛风》：由爱的幻灭到爱的回归》[26]、《蓝田日暖  良玉生烟——读梁宗岱诗及诗论感其求美历程》[27]等。我认为都是分量不重的分析文章，仅仅停留在对于一些基本的诗学、哲学命题的探讨上。仅对于梁宗岱创作的研究任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三）梁宗岱与文学译介的研究的述评

    翻译家是游弋于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之间的艄公。柳鸣九将梁宗岱称作中国翻译史上的丰碑，而梁宗岱的翻译家身份却是研究者很少涉足的研究范畴。

    在梁宗岱与文学译介的研究中，刘志侠算最引人关注的研究者。他背负着梁宗岱学生的身份，写作了几篇关于梁宗岱与文学译介方面的研究文章。其中有，《梁宗岱的完美主义译诗》[28]和《梁宗岱欧游时期的译作》[29]较为有代表性。我们可以看到，刘志侠的引介文章通常是介绍性的，即便有研究，也停留在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上，比如通过译诗谈到梁宗岱与朱光潜的论争。

    较为有启示性的论文是耿纪永的《欧美象征派诗歌翻译与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创作》，[30]他的论文论述了外国诗歌的译介，,尤其是欧美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使新诗获得了向旧文学发起挑战的武器和力量，新诗人也为彻底摆脱因袭的重负获得了一个支撑点。他说他“试图以译介学为理论基础，通过追溯我国新诗歌运动发展所走过的步履，在我国诗坛取得最高成就的诗篇中，辨认出西方现代诗歌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阐述诗歌翻译在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31]这为我们的梁宗岱与文学译介的研究给予了提示性的帮助。

    这篇论文通过整理象征主义诗歌在30年代的翻译情景，探讨了译诗与写诗的问题，即欧美象征派诗歌翻译及其变形与中国象征派创作的关系的考察。其中谈到了《Il pleure dans mon coeur》（瓦雷里诗，梁宗岱译为《流泪在我心里》）的梁宗岱译本和戴望舒译本的差异与诗人诗学主张的关系。论文还着重提到，放眼整个现代新诗发展史，诗歌翻译的意义和地位就会凸显出来。可以看到译介与创作的同步对应。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在同步对应的同时，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前性。作为文学体系之一翼的诗歌翻译的意义和地位需要得以彰显出来。即从边缘进发到中心，引发或推动文学转型，成为对旧的文学理论发起挑战的武器，同时丰富新诗形式和语言，为新诗“怎么写”提供了借鉴。这篇论文的题旨就是想说明文学的译介与新诗研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进行译介研究必须精通他国的语言。这为研究设置了障碍。梁宗岱与文学译介的研究仍旧是冷门，是等待探索的问题。

 

（四）梁宗岱研究专著与诗学命题研究中的梁宗岱研究述评

    梁宗岱研究专著有两本，一本是陈太胜的《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32]，一本是董强的《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33]。

    陈太胜的《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谈论梁宗岱，梁宗岱履历、诗歌创作、象征主义的知识考古、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诗歌形式与语言、诗歌创造与批评、中西诗学的比较和梁宗岱的诗学建构与文化认同。这里面的几个问题与上文谈到的三个方面已经有所重叠，所以着重说的是，陈太胜在这本专著中强烈的问题意识，即梁宗岱研究之于当代新诗的启示。在其专著第六章、第七章中，陈太胜通过中西史学的比较谈论到梁宗岱比较姜白石与马拉美、李白与歌德和屈原与但丁，由此引出一段“中国诗歌精神的追寻”，谈到了文化认同的需要和重构中国文学经典使得其在新的当代文化语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里。在最后的章节里，陈太胜提到心灵结构的现代转变与当代诗歌中西文化间境遇的观点，通过梁宗岱的研究可以看到诗学的现代性并不与传统相违背，给予了我们更多看待当代诗歌的角度和方法。

    董强的《梁宗岱  穿越象征主义》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展开，首先是通过溯源，即法国诗歌参照和象征主义家族谱系的研究；其次列举了梁宗岱世界的关键词，有纯诗、崇高、瓦雷里、绘画、“象征之辩”和契合；继而，从精神角度来探讨梁宗岱的作品，梁宗岱作品中的宗教感一节写的十分有特色，还从法国象征主义与精神性、精神性与宇宙意识来谈论梁宗岱与世界性的文化精神资源的关系；论文还提及了梁宗岱诗歌形式追求中的音乐性。最后一章提及了本书的题旨，超越象征主义。在上文论述了关于梁宗岱与文学译介的研究较少的问题，在这本专著中，有一节叫做“神秘主义的翻译观”，董强熟谙法语的研究特色彰显无疑。本书主要从西方文化的梳理中窥视梁宗岱诗学建构的模式，从精神高度来判断梁宗岱的诗论、创作和翻译的品质，并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重读与重谈梁宗岱，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董强回答，在“全球化”与思想虚无化的大浪潮中，如何做到两点：跟得上世界，配得上过去。并且说，这是21世纪中国文化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和陈太胜的“通过梁宗岱的研究可以看到诗学的现代性并不与传统相违背”的观点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这两部著作都体现了相当的学术高度。两部作品中的年表和年谱都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材料。一个从中国当代诗歌所遭遇的困境出发，一个从文化对话的角度出发，这两部著作体现了两位梁宗岱研究者的胸怀。

    除了梁宗岱研究的专著之外，还有诸多诗学命题研究中有着关于梁宗岱研究的部分。这些研究的著作通常会给我们以更加全面考量问题的视角。虽然不是专门性的研究某一作家的理论文本，但是在其中可以看到某一作家处于这一诗学问题中的历史节点与作用，是这一类文献的重要意义。

    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34]中用一节来评价梁宗岱之于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问题，上文引用的李怡论文《意志化之路上的梁宗岱诗歌与诗论》即脱胎于本书。这个章节叫做“梁宗岱：意志化的辉光与物态化的迷醉”，我们可以看到，梁宗岱的诗学品味是如何生成与发展的。同时我们可以参考如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等诗人的诗学品格，来看待梁宗岱诗学理论的动因和延宕的问题。这本专著中还提及了中国传统诗学概念之于新诗理论的发展与消长，这在梁宗岱的诗学理论上也有体现。

    曹万生的《现代派诗学与中国诗学》[35]中也著重墨描述了梁宗岱之于现代派诗学的意义。著者从艺术篇、形式篇、批评篇和资料篇四个部分去清理现代派诗学的诗学概念，构建现代派诗学的逻辑体系，清理史料、正式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的承传史实，对重要的史学家如叶公超、梁宗岱、朱光潜等进行了深入的本体研究和比较研究。梁宗岱研究在这本专著中进行的全面而深入。这本专著中史料的钩沉是一个亮点。

    蓝棣之的《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36]、奚密的《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37]等相关著作也对梁宗岱或直接或简介的进行了探讨。这些篇幅不大，文字不多的探讨往往体现了梁宗岱之于并非专业从事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诗学评论家视野中的形象和主要的特征。当然，这些论著中论述梁宗岱有各自的特色，限于篇幅不一一阐释。

    范劲的《中国现代新诗中宇宙意识的嬗变》、潘颂德的《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诗学观念中的宇宙意识问题和新诗理论批评历史经验的问题出发，都对梁宗岱研究有所涉及，可以看到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梁宗岱诗学研究。

    有三部关于象征主义与中国文学的著作，他们是陈太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张大明的《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和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三部著作都讲梁宗岱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资料加以评述与研究。只是论述的角度不同。

 

（五）文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的梁宗岱研究述评

    在张新颖的长文《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情形——一种表面的叙述》[38]中，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梁宗岱则潜心于诗艺内部中西诗学的融会贯通，梁宗岱本身是诗人，以诗笔涉理论，常常意象纷披，不惟开启思路，而且诉诸深切的感受性，譬如论说象征之道在于契合，不禁思接千虑、神游无极。本文站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的角度来看待梁宗岱，站在思想史的高度来说明，中国现代意识的发生与原有文化资源的考掘和重造、现代意识与个体性承担、现代主体的确立及其位置、现代主体内部的精神世界等问题，视角新颖独特。

    王洪岳的《启蒙的多维度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启蒙性质》[39]一文则站在启蒙所具备的三重立场，即理性、感性和神性上来探讨中国现代主义文论的性质。其中举例说明，作为基督徒的中国现代主义诗论家梁宗岱的“纯诗”诗学观，发掘了象征主义诗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密切关系。

    南京大学的钱林森教授的《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40]一书堪称这种类型中研究梁宗岱的上乘之作。其中论及了诗哲瓦雷里与中国智慧的潜对话，谈论了瓦雷里和梁宗岱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谈到了瓦雷里对于中国文化的关照和思考，为我们展现了梁宗岱作为东方文化使者的形象。丰富了我们对于梁宗岱的想象和思考。

 

三

 

    梁宗岱研究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逐步从介绍性质的、概念梳理性质的表面研究深入内里。诸多研究者将目光瞄准向隐匿在诗人身上的诸多意识和观念。学科间的交叉也促进了梁宗岱研究的发展，近年已有论者以生态主义等等前沿理论来阐释梁宗岱[41]。无疑，这是一种风潮。我们必须清醒的解析这种风潮下的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此为后话。中国的诗哲在与世界诗哲一道共同建构精神世界，我们必须认识到，各国文明在平等对话，梁宗岱研究中的“影响研究”虽然是绕不过的问题，但是我们同时需要认识到，中国的文学、文化不是西方的派生物，他们在独立的生长，这或许是梁宗岱研究能带给我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