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营养
周日晚上，学生都已经回校园，因为学校每个周日晚上三年级以上都是正常的晚自习时间。因为本乡辖区内全为山区，故大部分学生都在周日下午回来住校。他们的晚餐是在学校饭堂吃的。
这时候校园里已经非常热闹，我感觉到了一种真实而熟悉的气氛。我不喜欢冷清的校园，我有点想融化在这亲切热闹的氛围里。
孩子在食堂前排队打饭，因为他们每人每周要交给学校七斤米和10元钱，所以打饭时并不用付费。
三个食堂工作人员掌管着面前的三只大铝盆。仿佛三个长老，大小不论，给每个孩子打一大碗米饭，一勺炒包菜和一勺菜汤。我估计了一下，米饭约占碗中食物总量的八成。
此外，附近还摆开了两个熟菜摊，品种就丰富一些，有肉、豆腐和酸菜之类。孩子们觉得学校的菜盐巴味不够，家景好些的就来加菜。通常一毛钱打一小勺。肉要五毛钱。摆摊的两家都是学校老师的家属，加上校外老师亲属开的几家小卖部，这部分地解决了单职工家庭的经济困难。
据学校的书记介绍，食堂很少提供肉菜，因为要让近700个孩子吃一顿肉约需花费300元以上。一般只能两周吃一次肉菜。我问了正在吃饭的孩子，在家里都吃些什么菜。他们答的也都是素菜。只是式样都一点，每顿有5道左右的菜，也很少吃到肉。我观察了一下，在黄茅岭，即使是六年级的孩子，身材也大都瘦小，身高明显比广州同年龄的儿童要低，这应该与营养跟不上有很大关系。
在临走前两天，支教老师发起了一次小型的捐款活动，打算在星期五晚餐让孩子们吃一顿肉菜，预计需要800块钱。但大家的热情很高，一下子就捐了2600元，大约够吃三顿的了。大家都很高兴。
星期五一早，学校就买了一头大肥猪，重280斤，花费1400元。学校已经通知全体学生（包括住校生和走读生）都在学校食堂吃晚餐。因为就餐的人比平时多，食堂前摆出了六只大盆，几个支教老师也主动去给孩子们打饭。
我惊喜地看到，那么大的一头猪，分到每个孩子碗里的，只有三四块肉。这天老师和孩子们都穿鲜艳的民族服装，哈尼族、彝族、壮族、苗族、瑶族……我第一次确乎感到我已经置身于一个五彩缤纷的新世界，心里觉得既神奇又喜悦。
黄茅岭的学生来自七个民族，其中彝族和哈尼族最多。他们从小大都讲本民族的语言。因为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语法跟普通话不同，而许多孩子是到上小学才开始学习普通话，其普通话的启蒙老师常常自己的普通话也很不标准，所以，语文尤其是作文成为老师学生共同头疼的弱项。
我到六年级听语文课，课文是《鲁滨孙漂流记》，不是小说中的节选，而是同名长篇小说的一篇千字缩写。
我不知道小学的课文为什么不直接用语言优美的文学作品，让孩子们被语言之美所吸引。编教材的人似乎自以为小学生不懂欣赏语言艺术，而过分强调语文的工具性。殊不知让学生喜爱一门语言才能使他们更容易进入一种语言，并靠这种喜爱把它学好。语言不仅仅是事件的表达，更是情感的表达。《最后一课》里的法国老师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热爱是需要理由的，因为它最美，或者说，因为它是母语，所以最美。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老师按照传统方法给课文划分段落，请学生发言。孩子们举手很踊跃。
因为是毕业班，师生都为考试范围所限，课上得自然比较拘谨。问过几位老师，都说：没有时间搞素质教育，因为考试成绩是评价老师水平的唯一标准。这是饭碗问题，要知道，老师想进中心小学也是很不容易的。据说老师一般都要在深山里的乡村小学教几年书，考试成绩达到县里第一名，才有资格调到镇上的中心小学来。
此外，因为实在找不到英语教师，这所小学至今未开英语课，但孩子们对英语的兴趣很浓，言谈中传达出很大的渴望。
支持老师中有几位从新加坡和上海来的英语教师，有一节课，本来上的是介绍新加坡国家情况的内容，因为上课的谢女士从新加坡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讲到一半，她问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结果这些四年级的孩子就开始问英语单词，这个怎么说，那个怎么说，后半节课孩子们把能想到的东西都问了一遍，谢女士把他们都翻译成了英语。
据一位彝族老师说，在此地，各民族住得很有讲究。傣族人多住在海拔1200米左右的河谷地带，苗族和瑶族住在海拔200以上的高山顶上，而1800米左右的山腰上就居住着彝族、壮族和哈尼族。
说来有趣，也许是因为住在高山之颠的缘故吧，环境脱俗，人心也高洁。苗族和瑶族最不喜欢说脏话，若是听有人讲脏话，他们会马上离开。
山上的寨子里大都设有隶属于中心小学的麻雀学校，最小的只有一个老师，一间教室，两三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跟《最后一课》中描述的情景一样。
山上老师的生活用品要每周六赶大集时来镇上购买，一次要买够一星期的东西。本乡没有平地，辖区内全是山，离乡镇最远的单程要走五六个小时。孩子们一般在四年级时到中心小学就读，因为路途遥远，大部分都要住校。小小年级就具备了生活自理能力。我问过这些孩子，他们都会自己洗衣服，学校没有条件洗澡，但能够看见中午休息时间有些孩子就在水龙头下面给自己洗头、洗衣服。这生活自理能力上，这些山里娃超过城里许多高中生的水平。
虽然天气炎热，穿鲜艳的民族的孩子仍然不少。
但民族服装一般都比较厚，孩子们有时并不愿意穿，不方便，尤其是天热和下雨时。
我问一个女孩子：你有没有花衣服（民族服装）？
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没有，他们是富人，我们穷嘛。
民族服装不料特殊，做工也比较讲究，买回来原料，在家里还要花不少功夫。因此，一套民族服装的成本比较高，而相对而言，生产线上出品的汉服就便宜得多。所以，校园里，穿汉服的还是大多数。
凯德置地给该校园捐建了一栋能容纳450名学生上课的教学楼，这次支教育活动时又发给每个孩子一只书包和一些文具，有些机构还给学校捐了些书籍。
硬件部分地解决了，但是，软件呢？
老师很难提升，会有苦闷；学生学习很吃力，生活艰难，而且大部分都考不上大学，看不见出路，也会有苦闷。这里的老师和学生都很需要外界的关心与爱。老师是学校发展最重要的财富，只有老师是高素质的，才能够教出高水平的学生。这里的老师很需要定期的培训，学习新的教育观念，提高业务水平。也很需要吸引高层次的人才来这里任教。
这个工作，捐资助学机构很难帮上忙。软件跟不上来，硬件再好，学校教育仍然只能在低水平上徘徊。支教活动如果只是图个新鲜热闹，作用自然不大。而支教人员若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又会伤害本地师生的感情。我们应该向他们传达什么观念？如果一次次活动仅仅是调动了老师和孩子们对外面物质生活的欲望，那甚至是危险的。
也许，只有在此时此地，我们这些中国教育的参与者与旁观者才能开始思考：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针对这里的物质贫困，他们需要的是达致富裕的秘诀吗？如果不能达成呢？是不是就无法快乐呢？
但我分明看见，这些每周一般只有6元零花钱孩子的脸上是常常带着笑容的，他们有很多开心的事情。他们很容易满足，因为没有太多的欲望。我们要警惕，调动起他们的欲望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们反而常常给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城市白领支教人员许多关心与爱，许多孩子在大雨之夜陪伴我们直到雨停；他们送给支教老师山上采来的鲜花，或一元至四元的小礼物，这要花费自己一个星期的零花钱；临别时，许多孩子流下了热泪。他们的情感很富裕，他们的心很富裕，他们的爱很富裕，他们给出了很多，给我们这些富裕的城里人很多很多。
我们捐上了物质，但我们能捐出知识，捐出观念，捐出更多的爱吗？
（注：作者为志愿者 宋晓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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