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屋外乡村女歌手的卡拉OK唱响了整个黄茅岭，屋里的志愿者或者忙着写博客，或者调整一整天旅途的疲惫，没有心思欣赏这山窝里的动听歌唱。昨天半夜的飞机到昆明，今天又坐了10个小时汽车，算是辗转了一天一夜，终于来到向往已久的云南元阳县黄茅岭乡。

                              "行摄匆匆"

                              "元阳梯田"

    山路远没有歌里唱的那么好，颠簸的山路蜿蜒曲折，一个转弯，身后的公路便不见了踪影，车窗外的，还是那连绵起伏的高山；车厢里，尚未适应米线的我的肠胃正在翻江倒海，苦不堪言。据说，要是我们还能坚持一个小时，再走上70公里的山路，便可以径直开到越南河内了。

    昨天下午在望京嘉茂购物中心开了志愿者临行前的誓师大会，中华慈善总会领导与凯德置地北京总经理毛大庆一起为支教的志愿者授旗送行。当“为明天”志愿者的衣服穿在身上，嘴里喊着志愿者誓词的时候，心里却愈发沉重了——支教到底要做什么——慈善捐资不如商贾大款、扶贫没有专业人员的经验、短短一周的教学效果也远没有当地老师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谆谆教导、耳濡目染那么好。

    黄茅岭得月楼，志愿者下榻的当地地标建筑。

                                  "建水街头"

    事实上，从得到支教通知的那一天起，云南黄茅岭就一直在脑海中萦绕，不时会想起这个有着青山红土、梯田老屋的小村庄。然而，如果不是拎着相机的观光客，看到什么都稀罕地拍来拍去，那么，愿意尽自己一份心力，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为这些大山里的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究竟应该怎样做？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这个问题不光是我在想，志愿者自我介绍的时候，凯德的工程师荀爷也提出：我们究竟应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我想，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想法，最起码，支教不会流于形式或者变成小资闲暇时候的探奇观光。

    在我的认识里，每个人都会对生活有着自己的选择，无所谓贫穷富裕的差别，或者说，贫穷与富裕不是决定快乐幸福生活的根本原因，但贫穷似乎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直接理由。“我们的闯入会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会不会让孩子们过早地去追求一种遥远的、不能被现阶段自身认识与检验的希望，进而转变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影响到他们童年单纯美好的幸福。”临行前我跟朋友探讨。朋友海兽镜对我的言论不置可否，只是说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真是让我沮丧的说法，可值得庆幸的是，为了给孩子上好作文课，临行前特意去王府井书店买了一套小学生作文指导教材，顺便买了孔庆东的《正说鲁迅》，打算在路上消遣——对了，昨天上午还特意去买了一个足球带给孩子们，忘记是谁说的，体育与音乐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灵魂——正是这本书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书上说，新文化运动的时候，钱玄同是一员干将，那时候的钱还比较年轻，缺少经验，便去动员鲁迅这个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同志出山，可鲁迅经历了多次变革、消沉、再变革、再消沉的过程，对这种事情已经很失望了，认为一切都是“重复、无意义”的，还提出了著名的“铁屋子”理论：铁屋子里毫无出路，喊醒里面的几个人，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平添了清醒者的痛苦。可年轻的钱玄同是个理想主义，他不管这些，满怀热情地说：“谁能说这几个人就不能把铁屋子搞毁？”

    这样的提问让鲁迅陷入了更高层面的思考，思来想去，鲁迅决定高调出山，这一下子就笑傲了江湖一十八年。鲁迅说：“希望是不能抹煞的，因为希望是在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欣喜不已，一段时间思考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有希望才有未来，意义不在于思考而在于行动。只要尽自己的心力来做好支教的事情，将自己的所知尽可能地告诉孩子们，用自己的行动为孩子们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而选择，那则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当我想明白这点的时候，身边晕机的林妹妹正吐得天花乱坠、花枝乱颤，就是她在誓师大会上说这将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文化苦旅”。她说的真准。

                                     慈冰于黄茅岭得月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