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加缪《反叛者（混沌的头脑）》



◎远 人

       在加缪唯一的短篇小说集《流亡与独立王国》中，排列第二的《反叛者（混沌的头脑）》或许是其中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篇。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完全不同于小说集首位的《不忠的女人》，倒和萨特认为“也许是最精彩也最费解”的《堕落》类似。小说通篇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在独白中，加缪又在行文中不忘意识流的手法，这就使这篇小说从头到尾，在语言上充满一股扑朔迷离的气息，也造成小说的晦涩难懂。但奇特的是，读完这篇小说，令人难以喘气的压抑感和震动感却久难消散。
       早在《流亡与独立王国》出版前六年，加缪就发表了引起他和萨特从志同道合走向唇枪舌剑的决裂之作《反抗者》。在这部阐述自己政治立场的著作中，加缪在正文开篇就给“反抗者”下了一个定义，“反抗者是什么人？一个说‘不’的人。然而，如果说他拒绝，他并不弃绝；这也是一个从投入行动起就说‘是’的人。一个奴隶，他在以往都听命于人，突然他认为新的指令无法接受。”
       尽管这部《反抗者》与《鼠疫》《正义者》构成加缪第二个系列作品，也成为他举世公认的思想高峰，但他对“反抗者”的释义却同样可以成为《反叛者（混沌的头脑）》的精当注解。因为小说主人公恰恰是“以往都听命于人，突然他认为新的指令无法接受”的一个自命为“奴隶”的传教士。
       传教士的自白一开始就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自从他们割掉我的舌头之后，不知怎的，另一个舌头不停地在我脑子里运转。”小说的第一个悬念立刻出现，“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割掉“我”的舌头？而且，割掉舌头的刑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极为残酷。身为传教士的“我”犯罪了吗？他又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没有直接——至少没有即刻告诉我们他犯了什么罪，竟至遭受割舌之刑。相反，“我”的独白却立刻绕过自己的肉身苦痛，谈起“父亲很粗鲁，母亲暴躁，喝葡萄酒”，谈起“冬天漫长，寒风凛冽”，使得“我”“突然想摆脱这一切”。从这里来看，“我”的童年过得极不如意，这时，一个每天照料他的神甫将其引向天主教。在年少的“我”的眼里，“天主教便如旭日东升一般光明”，于是，修道院接受了“我”。就在不经意间，“我”的独白突然又到了舌头被割的此时此刻，在这个此时此刻，“我”想的是“杀掉自己的生父”，即使“他已死了多年”。另外，“我”还几乎按捺不住地渴望“杀掉那些传教士”。
       童年没有得到幸福，未必会让一个人就想要杀掉父亲，“我”在修道院学习多年，应该——事实上的身份也早是一名传教士。难道宣扬上帝与爱的传教士会对同行起杀心？
       “我”立刻交待，他之所以要和带他走入修道院的神甫以及“他的师长算账”，是因为他们“都骗了我”，而且，骗他的包括所有人。作为读者，我们又立刻面临新的问题。神甫们是不是果真欺骗了他？又是在什么地方欺骗了他的？如果说宗教的目的是感化人，是将人牵引到上帝身边，那么宗教的目的就难以说是欺骗。对传教士来说，他们无不以为自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他们要宣扬的是上帝之爱。在所有神学家那里，上帝之爱是没有欺骗的爱。小说中的“我”究竟感觉自己在哪方面被骗了？
       “我”的独白没有逻辑可言，也难怪加缪要在题目中附上“混沌的头脑”为副题。但“我”的头脑又未必真的混沌，该说清楚的地方还是说得清清楚楚。他之所以对神甫们咬牙切齿，就因为他们始终建议“我”到“野蛮人的国度”去。他应该前往那里传教，开化当地人的头脑，启悟当地人的智能。神甫甚至告诉“我”，到了野蛮人的国度之后，他应该告诉他们什么是“主”。按《圣经》的说法，“你打他的左脸他便伸出右脸”，神甫甚至鼓励“我”接受当地人的侮辱，以便让他们得到切实的证据。这些鼓励让“我”不以为然，因为自认身体壮实，一些侮辱又算得了什么。“我”的想法甚至是“最好来揍我，往我身上吐唾沫”。修道院院长由此认为，“您也还有善良之处嘛”。这句话读来确有揶揄乃至反讽意味，以致“我”在这句反讽中承认，从修道院学来的那一套只是让自己明白，“我”不过是一头“头脑聪明的骡子”。这头骡子坦白了自己念经时的偷工减料，但即便如此，还是想要“树立榜样，树我自己，好叫人人瞻仰；在对我景仰之余，他们就服膺将我教化成材的教理，并以向我致敬表达对主的爱戴”。
       这句话让我们能够体会，“我”未必会成为真正虔诚的传教士，因为“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被人“景仰”。即使希望受教人“表达对主的爱戴”，也得通过“向我致敬”的环节。似乎促使“我”跃跃欲试的，不过是让自己成为“主”的化身。于是，“我”果真出发前往野蛮人的国度。什么是野蛮人？按康德的说法，野蛮人就是没有知识的人。在“我”的亲身体会里，野蛮人不仅没有知识，甚至确凿无疑，“他们是坏人”。也正因为他们是“坏人”，所以才需要“我”去教化。于是，“我”“越过阿特拉斯山脉、高原和沙漠”，来到一座叫盐城的沙漠之城。不幸的是，“我”刚到盐城，遭遇的当头一棒就是向导的偷窃，还被他狠揍得“耳角血流不止”，导致“我”想到的不再是“给对方打了左脸还伸出右脸”，而是“躲起来，是得躲起来！趁一切搞乱之前，先躲起来再说”。
       但盐城没有可以躲起来的地方。城在沙漠，“一切都是白花花的”，没有雨水的干旱天气使这里“热浪飙升，空气简直像一锅热汤……天空发出经久不散的轰鸣声，像烧红了的铁皮”，更无法忍受的，是那些野蛮人“一刻不停地盯着我。我经受不住逼视，呼吸益发急促起来。终于号啕大哭起来”。最后，“我被拉到了偶像之家”。
       偶像并不是某个人。野蛮之地也会有野蛮之地的权威象征。在天主教徒眼里，野蛮之地的偶像不过就是该下地狱的异教徒形象。但分辨与解释都不可能出现。当“我”在四周都是盐墙的偶像之家待下之后，几天里唯一得到的食物就是野蛮人扔到地上的“一勺污水加粮食颗粒”。白天大门紧闭，夜晚没有灯光，连时间也无法计算。因此，“我”不知道究竟过了多少天才大门打开，一群野蛮人拥着一位头发蓬乱、身穿珍珠盔甲、用草裙遮掩两腿、头戴芦苇和铁丝串成的面具的巫师进来。一个野蛮人首先“无动于衷地拧住我的下嘴唇……叫我跪下，弄得我嘴边鲜血淋漓……然后转身与别人汇合……眼睁睁看着我在毫无遮阴之处痛苦呻吟”。没有审判，也没有提问，更没有什么对话，一场对“我”的折磨立刻开始，首先给“我”灌下一碗喝下后脑袋就痛得像着火的黑汤，然后将“我”剥光衣服，剃掉毛发，用油净身，接着就是用盐水浸过的绳鞭抽打脸部。如果“我”转过头去，立刻就有“两个女人揪住我的耳朵，将我的脸凑近巫师的鞭子”。最后，在打得遍体鳞伤之后，这些野蛮人才“扶起我”，强迫“我”去瞻仰“斧头似的双重脑袋，如蛇一般扭曲的铁鼻子”的偶像。“我”在绝望中发现，自己不仅无法在这里进行传教，还得“命定为它效劳、对它顶礼膜拜”。而“我”果然也“记忆丧尽，认真向偶像祈祷起来”。
       “我”的这一行为令人惊心动魄。一个从小就接受天主教信仰的传教士居然在自己的肉身痛苦和自由失去的胁迫下开始向异教徒祈祷。需要强调的是，盐城在沙漠，这一地点也不能不令人体会，加缪渴望将耶稣在沙漠面对的苦痛与诱惑暗示出来。如果“我”果真信仰坚定，那么这一痛苦就不可能觉得不可忍受。不论“我”是不是能挺过难关，更大的痛苦居然又接踵而来。在被偶像主宰的、说不清来龙去脉的漫长日子过去之后，巫师和野蛮人带进来一个“几乎赤条条的”女人。似乎巫师想用这个女人来诱惑传教士，传教士果然上当，当他走近与女人交媾之时，“一只有力的手紧紧捉住我的下颚，另一只手掰开我的嘴，把我的舌头拉出，拉得直流血。我大约像杀猪般尖叫。就在此时，一把利器（真是锐利！）从我的舌头划过”。割舌的刑罚就这么触目惊心地完成。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使“我”觉得死亡都是值得“庆幸”的。但“我”没有死。相反，一种“新的仇恨在我心中燃起”。“我”没说是什么仇恨，我们看到的是，当“我”发现偶像“还在原地”时，忽然对偶像“不仅是祈祷，而且是笃信他，同时否定了这以前我所信仰的一切……他就是力量和权威……他就是主子、就是唯一的主，他的天性当然就是邪恶，从来没有什么善良的主子”。
       小说最尖锐的张力就此出现。这一惊心动魄的内在冲突令人无法不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探索的“致命问题”。伊凡向弟弟阿辽沙抬出的“宗教大法官”犹如一场最痛苦的鞭打。这种鞭打蕴含在伊凡讲述的一个个冷酷故事当中，其中某个故事讲述一对夫妻因为怀抱许多人都有的虐待小孩的习性，居然疯狂地向五岁的亲生女儿施加五花八门的虐待手段，当棒打、鞭抽、脚踹也不能满足他们扭曲的心理之时，竟至在天寒地冻的冬夜将小女孩关在厕所，然后责怪她夜间不说自己要大小便，那个母亲就将小女孩的屎涂在她脸上，还逼着小女孩将屎吃掉。伊凡冷酷地质问阿辽沙：

       你明白这种荒唐事情么，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虔诚驯服的小修士？你明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丑事， 它是怎样造成的吗？有人说，没有这个人就不能活在世上，因为那样他就会分辨不出善恶。但如果分辨善恶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又要这该死的善恶干什么？因为我们全部的认识也不值这婴孩向“上帝”祈求时的一滴眼泪。我不说大人的痛苦，他们已经吃了禁果，那就随他们去吧，让魔鬼把他们捉去就是了……

       伊凡灌输的分辨善恶的代价让阿辽沙感受到难以忍受的内心折磨，但我们可以说，阿辽沙能最终抵抗这一思想风暴，也许还在于他没有亲身经历那些痛苦，哪怕后来的弑父事件来临，阿辽沙也没有经受自己的肉身磨难。在加缪这里，善恶的颠倒能如此自然地在传教士身上出现，唯一的缘由，就在于本性不够坚强的传教士因为一种无辜的惩罚而动摇了对上帝的信仰。信仰的动摇极为可怕——当“善”走向消失，紧接着的“恶”将发动怎样的煽动就难以预测了。在信仰崩溃的传教士眼里，“善”变成永远不可企及的梦想，“恶”却可以达到它的顶峰，建立起自己摸得着、看得见的统治。更可怕的是，传教士开始觉得自己从前信仰上帝时是奴隶，如果自己“也满怀恶意，就不会再当奴隶”。于是，被“恶”控制的传教士在“学会了向‘仇恨’的不朽灵魂跪拜”之后，弄来一把步枪，一门心思地想要“杀掉自己的生父”和“杀掉那些传教士”。
       传教士将想法立即付诸实行。他取到枪，在沙漠的一块岩石后潜伏好几天。当他看见新的传教士骑着骆驼到来，就立刻一边“赶快将子弹上了膛”，一边疯狂地向偶像祈祷，“希望侮辱多多益善，希望仇恨统治一大群受难者，希望恶人成为永远的主子，希望那王国终于到来”。在这里，传教士的内心完全被邪恶控制，他明知道自己是在“向怜悯放枪”，是“对着无权威及其慈悲”放枪，还是瞄准新来的传教士“放了又放”。他看着骆驼和人跌倒，看着“骆驼朝地平线狂逃”，这一结果使他笑得“前仰后合”。尤其当中枪的传教士在“黑袍下扭动身子，他微微仰头，一眼看见了我”时，“我”的感觉是自己虽“身陷囹圄”，但“我可是他至高无上的主子”。于是，在自命为主子的疯狂谵念之下，“我”举起枪托，打在这个传教士的脸上，甚至感觉自己是打在“善”的脸上。
       在世界文学史上，这一残忍的行为几乎只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触及过，在伊凡的冷酷独白中展现过。当它出现在加缪笔下之时，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可能不被这一主题震惊。而之所以震惊，就在于它不是一个简单和例外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掩藏在人性的深处。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让自己的笔尖进入这一深处，更不是每个作家都有能力来表现这一深处。人性之恶总会在某个时段奔涌。上帝之所以宣扬善，是因为尘世的恶太多。加缪创作这部小说时，他已经经历了历史上最为疯狂和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在经历冷战的恐怖对峙。所以，这一人性之恶从来不是小说家的向壁虚构，而恰恰来自于人性深处。对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加缪来说，不可能放过陀氏借伊凡之口说出的那句“这大地太需要荒诞了。世界就建立在荒诞上面，没有它世界就会一无所有”的冷酷之言。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它又恰恰是真实之言。惩恶扬善是所有人的美好愿望，但生活中不计其数的事实又总是恰好相反地表现为惩善扬恶。
       人性真的如此之恶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给出答案，加缪也不给出答案。或许，善恶的分辨取舍，从来就取决于人的一念之间。“我”对传教士的枪击引来“一群黑压压的飞鸟”般的野蛮人。他们“一把抓住我”，“我”突然明白，野蛮人对“我”施加折磨和刑罚，居然是因为“我”孤身而来。此刻的枪声却让他们害怕会引来“驰援的大兵们，怕他们冲向圣城”。“我”终于发现，那些自以为掌握真理的野蛮人无法头顶“信仰的骄阳”。他们用“黑色的面纱遮住明朗的欧洲”不过是“将我钉上十字架的一击”。这一击的确可以考验受难者的信仰是否坚定。
       发现巫师们的“恶”并非来自信仰之后，“我”的善念再次复活。尤其“我”在沙漠中睡了一夜后醒来，看见“曙色微露”的“第一道阳光”，立刻感到“那是为其他活人来临的又一天”。或许，太阳的出现意味上帝的来临，“我”仿佛听到了有什么人在说话。说话声甚至清晰得让“我”能听明白，“假如你愿为恨和权而死，谁将宽恕我辈？”于是，“我”在近乎神启的瞬间发现，“不停在我脑子里运转”的“另一条舌头”居然说的是“勇敢些，勇敢，勇敢啊”。不论这是不是上帝的声音，我们还是要问，人性真的足够“勇敢”吗？“万一我又弄错了呢？”这一疑问不觉间又在“我”的脑中盘旋，紧接着，“请助我一臂之力”的祈祷让我们能够体会，这一次，“我”的祈祷终于回到信仰身边。它吻合了加缪毕生主张的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也要尽力燃烧。
       可以说，我们阅读这篇小说，不止是阅读世界的冰冷一面，同时还在阅读最残酷的一面。我没去考证加缪是不是基督徒，但他身体力行的，往往又是近乎宗教性的最崇高的悲剧——不仅通过这篇主题堪称伟大的小说，还通过了他的一生。


2016年10月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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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6年第六期《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