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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的中国足球队

(2015-12-16 20: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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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史海探珠
 2005年,我们在参加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征文物鉴定、编目工作时,有幸见到不少珍贵文物,其中的一件特别引起了我的关注,那就是《1948年中国国家足球队参加伦敦奥运会签名信笺》。原件尺寸:长28厘米,宽22厘米,泛黄的信笺上印有:
1948年Chinese Olympic Football Team (中国世运足球队)
领队:容启兆;教练:李惠堂;队长:冯景祥
队员:张邦伦、朱志成、侯榕生、严士鑫、谢锦洪、刘松生、高保正、宋灵圣、邹文治、郭英祺、何应芬、张金海、黎兆荣、谢文良、朱永强、李大辉、叶清荣。
中文都有英文对照,并贴有英国皇家邮政为本次奥运会发行的全套邮票还加盖了邮戳。尤为珍贵的是所有参加这次奥运会的球队人员,从领队容启兆,教练李惠堂到队长冯景祥,队员张邦伦等全体人员,都在信笺上留下了亲笔签名。
  容启兆(1898-1970),又名道兰,香山县南屏(今属珠海市)人。早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攻读化学。先后获塔夫脱士大学化学学士、弗吉尼亚大学化学硕士及博士学位,为SIGMAXI学会会员。学成后归国。历任光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大学总务长、教务长、副校长等职,曾任暨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上海新亚制药厂副厂长兼总化学师。容启兆业余爱好体育,擅长足球,曾任中华全国体育会、上海市体育会、上海足球联合会常务理事。1948年,时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的容启兆,作为中国国家足球队的领队,率队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
  李惠堂(1905-1979),我国著名足球运动员、国家级足球教练,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出生于香港, 1923年加入香港南华足球队,随队出访澳大利亚,被当地报纸誉为“东亚球王”。 1925年定居上海,在沪5年,对上海足球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明显作用,《上海足球》称赞他是“足球时代的功臣,沟通沪港球界的使者,是上海,甚至是中国足球史上的唯一伟人”。“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三十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一位体坛人物能够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名字相提并论,可见其在当时的影响确属非凡。1930年李惠堂回到香港定居,抗日战争中他又回到五华县居住。以后辗转各地,宣传抗日,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香港。1948年他以教练的身份参加第十四届奥运会,同年获英国国际足球裁判证,英国足球总会高级教练和伦敦球证会荣誉会员称号。他还曾先后任亚洲足球联合会副会长、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等职。他在各类比赛中共破门1000多次,获国内国际各种奖章近百枚,奖杯120多个,1923年被誉为“亚洲球王”,1976年被选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 
  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的守门员张邦伦,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其他球员中,后卫严士鑫、谢锦洪,中卫高保正三人来自上海;中卫邹文治、郭英祺,前锋李大辉三人为马来亚华人;其余的队员都来自香港。
  据说著名的“虎标万金油”老板胡文虎给足球队赞助了一笔经费,所以球队还聘请了胡文虎的儿子胡好担任顾问,但我们在这件签名信笺上没见到这项内容。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第14届伦敦奥运会的大致情况。
  这届运动会于1948年7月29日至8月14日进行,参赛国家和地区达59个,运动员共4099人,其中女子385人。比赛结果,美国共获得了38枚金牌,27枚银牌,19枚铜牌,居各国之首,东道主成绩不很理想,仅获3枚金牌,金牌数列第十二位。但它获得了14枚银牌,6枚铜牌,团体总分仍属前六名国家之列。中国代表团有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田径(4人)、游泳(1人)、篮球(10人)、足球(18人)、自行车(1人)五个项目的比赛,没能获得任何名次。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断12年后,第14届奥运会定于1948年7月举行,地点为饱受战争摧残的英国伦敦。此时,蒋家王朝尚处苟延残喘之际,再加上忙于内战导致“囊中羞涩”,面对奥运代表团,他们连续第三次(此前为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及1936年柏林奥运会)扎紧了“钱袋子”。  

  按预算,到柏林参加奥运会,全团需要美元15万元,当时主管体育工作的王正廷与张伯苓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理,放下颜面,多次到政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项“游说”工作始于2月,止于6月,整整4个月,终于从政府处磨到2万5千美元。为此,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忙得有些不亦乐乎,从申请到拿钱,他奔走于各衙门达41次,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趟。  

  可是还差10多万元,怎么办?这时,“趁火打劫”的“财神爷”来了。香港有个富商,名叫胡文虎,因为喜欢足球,他自己养着一支足球队,名为星岛队。他让儿子胡好找到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提出愿意支付足球队参赛费用,但条件颇为苛刻———必须选拔星岛队12名球员进入国家队,并参加奥运会比赛。当时,足球队一共只能上报18名球员参赛,这岂不是让星岛队升格为国家队吗?这个要求当即遭到拒绝,胡好则当即表示:要钱,没有。王正廷听说此事后,凭借其在中国体育界的声望(王正廷为第一个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中国人,曾任北洋政府外交部长),致电胡文虎。胡文虎表示,只能支付足球队出国的船票,前提为让想借机出国游览的胡好担任足球队顾问。为了钱,王正廷无奈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疲劳过度拼凑阵容应付比赛  

  鉴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前中国足球队在东南亚的“优异表现”,代表团决定,足球队再度“卖艺”东南亚,靠门票收入为全团筹款。  

  1948年4月底,中国足球队开始了长达4个月的江湖卖艺生活。  

  在菲律宾马尼拉。为节约开支,再加上当地华侨的帮助,全队住进当地一家体育俱乐部的集体宿舍,所谓宿舍,也就是一间由木制屋架和木制屋顶构成的大厂房。厂房内除了一排排头顶着脚、脚连着头的小短床,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家具。足球队在这里“蜷缩”着住了6天,踢了5场比赛,竟然全胜。  

  在越南,中国队成为当地的明星人物,受追捧情景宛如今日之巴西队访华。尽管当地天气极为炎热,但在比赛开始前两个小时,仅能容纳万人的看台已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临近比赛时,仍有上万名没买到票的观众徘徊在球场外,不忍离去。于是,有人爬到大树上“观望”比赛。更有甚者,居然爬到球场主席台的棚顶上。最后,棚顶不堪重负,轰然倒塌,很多人被压伤摔伤———这真是个凶兆!  

  比赛时,中国队对当地的高温天气极不适应,当地球场又极不正规,球场不但又短又窄,且遍地都是小石块儿。越南球员动作非常粗野,他们将一名中国球员猛撞倒地后,竟然又穿着铁钉鞋狠狠地踩在中国球员的胸口上。这名中国球员当场昏迷不醒。被抬下场后,经医生急救,他才渐渐有了知觉,但此后长久不能剧烈运动。后来的比赛,因大家极度疲劳,而且普遍伤痕累累,几乎不能排出完整阵容出战,只得拼凑应付。这样的情形,不知是“卖艺”,还是摧残。  

来,为争取时间多踢几场比赛,足球队搭乘飞机辗转于东南亚各地,不过,他们乘坐的飞机多是简陋、过时的小飞机。飞机不但飞得慢,还经常颠簸。一次,飞机的门窗嘎嘎作响,冷风由此呼呼而入,此时,机舱内的红灯不停示意大家系上安全带。有些胆小的球员吓得拿毛毯蒙住头,不敢动弹。  

  足球队领导怒打总教练  

  正当大家一路辛酸奔波于东南亚各地时,正在国内的郝更生(国际奥委会委员,当时国民政府的体育主管官员,新中国成立后定居台湾)却大骂足球队“伤风败俗”、“走私”。原来,足球队为筹款而没有参加同时举行的全国运动会,而全运会由郝更生全面负责,足球队不参加全运会,等于没给郝更生面子。  

  郝更生的谩骂于无意间传到了东南亚。7月,凭借足球队上缴的门票收入,郝更生得以获得出国费用,以总教练的身份率领奥运代表团其余队员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在这里与足球队会合后,准备开赴伦敦。  

  足球队领队容启兆见到郝更生后,让郝更生拿出足球队“走私”的证据,郝更生则矢口抵赖。历经磨难,却受冤屈,容启兆一时性起,给了郝更生两个耳光。郝更生毕竟是容启兆的上司,他大声喊道:“你怎敢动手打人?”容启兆不由分说,又给了他两个耳光。郝更生则一边躲藏,一边叫道:“我去报告蒋委员长,把你们足球队都拉回国!”此言一出,站在一旁的足球队员们一拥而上……  

  自己带粮食住奥运村  

  7月20日,中国奥运代表团抵达伦敦。此时的伦敦,战争创伤尚未痊愈,物资缺乏,物价昂贵,中国代表团只得从国内运去大米、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因为支付不起奥运村的租金,全团寄宿在伦敦当地的一所小学里,以教室为宿舍。  

  在伦敦,不但住宿条件差,饮食也遇到很大问题,基本都是从国内带来的大米、榨菜、腐乳、酱菜等。如果运气好,组委会偶尔会给队员配发少量肉类、牛奶及面包,但这些营养对运动员来说,还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中国队还是在抵达伦敦后的两场热身赛中,分别以5:2和3:2两次战胜美国足球队,士气大振。
  8月2日傍晚,根据抽签结果,中国足球队与土耳其队在伦敦市郊的富尔哈姆足球场展开初赛。据说在此之前,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工作人员,曾寄给李惠堂一封“密函”,详细告知有关土耳其足球队惯用的战略战术和各个队员的特长等情况,李惠堂据此加以分析和部署,结合本队队员情况,并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比赛规则,列出了出场阵容和每个队员在比赛中应注意的事项,还召集大家反复商议,最后定下应对策略、比赛方案和出场阵容。  
  比赛之时,天公不作美,细雨霏霏。双方健儿在赛前热身时,衣衫就已湿透。球场也有积水,球重地滑,控球很不容易,中国队原先布置的短传渗透战术显出劣势,而土耳其队球员身高马大,占尽优势。开赛不久,土耳其队前锋即发动强大攻势,屡屡进犯中国队禁区;中国队几位前锋—谢文良人小体轻,常常滑跌;张金海几次冲门,都被土耳其队高大后卫抢截出界;何应芬跑动被阻,徒劳无功。中卫宋灵圣、刘松生被迫留后,死守家园,不敢压出;后卫侯榕生认真对付,疲于奔命。土耳其队几次角球,虽然都没有成功,但一边倒的场面已经预示了中国足球队的失败。二十分钟后,土队传切配合默契,高吊中国队门前,高大中锋及时插入与守门员张邦伦争抢落点,猛一甩头一锤成功,中国队丢失了第一球。其后中国队虽然急起反攻,但因盘带过慢,足球屡屡被土队后卫夺去,边线吊中,也常常无人接应,上半时比赛土队以一球领先。 
  下半场,两队易地再战。中国队诸将体力消耗殆尽,土队则越战越勇,几次单刀直入,守门员张邦伦几乎应接不暇。中国队前方诸将无所作为,后防则陷入苦战;竭力支撑十五分钟后,中国队后卫铲球落空,被土队右边锋插入,扫射又得一球。此后,中国队前锋众将精疲力竭,行动迟缓,进攻形同虚设;后防队员,苦苦抵御,又被对方攻入两个头球,最终以0比4受挫。中国队初赛失利,便遭淘汰,最后,在18支参赛队中名列14。这种结局虽然令人失望,但恐怕也在意料之中吧。
  据说,这件珍贵的足球专题邮品,原本由我国著名的集邮家张庚伯先生收藏,还曾作为封底刊登在《近代邮刊》第三卷第九期上,足见其在当时集邮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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