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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先锋话题”论略

(2019-07-04 15:15:40)
分类: 诗歌研究


——兼及先锋与传统的关系


 

为了能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探究以往谈论新诗时常常使用的“先锋”、“先锋派”、“先锋诗歌”等系列命名,本文使用“先锋话题”来涵盖上述内容。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先锋话题”虽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增加言说的难度,但显然,这种思路也为言说增加了多重的维度,有助于辨析新诗先锋诸话题在使用过程中常常存有的意义杂糅、互换等现象,进而为新诗的先锋与传统之关系问题打开新的探索空间。

 

无论我们强调“先锋话题”包含了多少衍生的命名,都无法摆脱“先锋”一词的本源。考察先锋与诗歌的关系史,人们不难发现“先锋”最早付诸于新诗的批评实践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在1981年,徐敬亚就在他的学年论文《崛起的诗群》中相当自觉地使用了“先锋”一词来描述“朦胧诗”的特征。用“先锋”概括“朦胧诗”的特征主要取“先锋”的“开路者”、“探索者”之意,它和人们对于先锋一词的汉语基本义即行军或作战时的先遣将领或先头部队没有太大差别,只不过是使用了其比喻义。随着80年代文学的发展和批评及时的跟进,先锋开始和文学结合起来,进而诞生了“先锋文学”、“先锋小说”、“先锋诗歌”、“先锋戏剧”等命名并常常和“实验”、“前卫”等词互换使用,而在此过程中,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先锋派以及现代性理论的引入,更是为“先锋”一词的使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人们不仅用惯使用“先锋”概括那些带有实验性的创作现象和潮流,还将此命名向此前的历史延伸直至指向某些个体创作,先锋的涵义由此得以泛化、绵延至今。

从上述梳理可知:80年代之后频繁出现的“先锋”及其相关命名,在使用和接受、传播的过程中既有古今之变,又有中西结合的现象。事实上,对比古典小说、评书、戏剧中常常出现的“先锋”(也常常称之为“先锋官”、“先行官”)及其可以轻易理解的比喻义,西方的“先锋”一词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过程。正如卡林内斯库在考察“先锋”的历史指出的:“‘先锋’(avant-garde)在法语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一个战争术语它可以上溯至中世纪,而至少是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它已经发展出一种比喻意义。然而,先锋这个隐喻——表示政治、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一种进步立场——在十九世纪之前并未得到始终一贯的运用。这也从一个方面解释了‘先锋派’的称号为什么有着难以消除的现代面目”;“尽管我们是在战争语言中遇到‘先锋’这个词的,现代的先锋派概念却更多地同一种较晚近的战争即国内革命战争的语言、理论和实践有关。”“先锋”在进入现代社会阶段依然常常用于革命战争及其言论宣传,显然是与先锋的本源义密切相关,而使用者所处的时代、激进的立场又使其具有广泛的政治含义。“先锋”在随后的发展中逐渐转向文学和艺术领域,但与政治先锋派渴望通过宣传引领大众不同的是,文学和艺术上的先锋派虽也行为激进,但其目的却已转化为推翻此前所有束缚大众的文学和艺术传统及其形式,享受探索此前未曾经历过的全新创造过程中的激动人心和无限的自由。文学和艺术上的先锋派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进行了革命,而其特立独行的实践方式更多是背离了大众及所谓的大众风格。

文学和艺术上的先锋或曰先锋派肯定是极端现代的,因为“没有一种显著而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意识,先锋派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实上,在英美批评界也经常发生将先锋派和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混淆的现象,但先锋派肯定不是现代性或现代主义,它只是与后者关系极为密切。如果说文学和艺术上的现代性是反思社会现代性的结果,会在依赖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与其结伴同行、持续向前发展,那么,广义的先锋或曰先锋派就其内在本质而言就是这种现代性的内驱力甚至说是最前沿、最具革新的部分,它以不断变革的方式引领着文学和艺术的潮头。狭义的或者说具体的先锋或先锋派可以视为具体的现代派(如象征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等等),但只能作为具体现代派的初始阶段。具体的现代派在其初始阶段总是呈现为对业已形成传统的形式和技法的反叛,此时它难以掩饰自己的先锋面貌,但具体的现代派的目的是要实现自身的体制化,而此时先锋会扮演改变文学和艺术流通体制或曰拒绝其体制化的角色,以反叛的姿态导致新的现代派的诞生,实现自我对于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的追求。先锋派与现代派实践方式和目的的不同是两者主要的区别之处,与现代派一个接一个继起、名目繁多,先锋派自其诞生之日起一直没有改头换面、更名换姓,这在很多时候使先锋派可以泛指所有新的潮流,并逐渐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从而以笼统的、非明确化的方式游移于广义和狭义的先锋或曰先锋派之间,此后对于先锋或曰先锋派的厘定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下才能完成。

先锋派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之后,其实践或曰运行方式也确定下来:此时的先锋派其实不再是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流派,而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出现的、永恒变化的过程。先锋派的实验倾向常常使其超越单纯的艺术实践并具有较为强烈的甚至是明确的社会性、文化价值意义以及道德层面上的诉求。尽管,按照这种逻辑,每一种文学或艺术都应该有自己的先锋派,但先锋派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决定其不能脱离自己的生成和发展史,是以,先锋的比喻义及其使用也不能无限地扩散。

通过对先锋或曰先锋派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判断新诗的诞生虽在表面上颠覆了古典诗歌的传统,但其力量过于弱小、只处于尝试阶段;没有在艺术形式和技法上完成自己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更多是以借鉴和移植的方式呈现自身,都无法使其用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先锋来概括。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虽符合先锋派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时也真正地步入了现代,但中国现代派诗歌本身的单一性、实验空间狭窄和缺乏从现代主义的视域中找到对应的参照,都使其无法拥有从先锋和先锋派的角度加以言说的“资本”,而实际上,也很少有人以“先锋”的角度去考察这一时期现代派(如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等)的诗歌创作。中国新诗只有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拥有了以“先锋”命名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获得,不仅源于现代派书写在多年后的继起,还源于先锋派理论的本土介入。

 

在后来许多关于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叙述中,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后朦胧诗”、“后新潮诗”)多被看作是先锋诗歌的,这一论断的依据从今天的眼光看来,一方面是源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引领了当时的文学浪潮,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派、后现代派以及先锋派的理论以共时的状态被人们所接受与认知,并最终用于当代诗歌的批评实践之中。

毫无疑问,朦胧诗是80年代文学反思历史、重新回归自身的重要标志之一。接续70年代“地下诗歌”的脉络,朦胧诗以直面现实的方式步入了现代。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派,它虽然并不十分纯粹,融合了大量写实的成分,但它的出现却因人性的回归、不同以往的艺术实践,进而符合时代潮流对于文学的要求。对比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朦胧诗一直位于潮头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诗句,而围绕其产生的争鸣就事后看来也只能增加其受众度。朦胧诗后期杨炼、江河走向了文化史诗的探索之路,这一趋势就当时文学整体发展格局来看是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并和稍后的“寻根派”形成了对话。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虽有部分创作那里呈现出了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但其整体出场、“PASS”或“别了”朦胧诗人的口号以及口语化的实践,仍然使其保持了实验者和叛逆者的身份,何况此时的“语言转向”、后现代又为其提供了新的领地,所以这股浪潮依然可以在各种旗帜的掩映下走得很远。

按照钱文亮的考察:“80年代最早在文章中使用‘先锋诗歌’并使之成为一个富有阐释力的概念的,是朱大可的《燃烧的迷津——缅怀先锋诗歌运动》。这篇纵览70年代以后的现代前卫诗歌现象并将它们统统命名为‘先锋诗歌运动’的文章……到底还是考虑到当代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特殊性,在坚持特定诗歌理念的诗歌立场的同时,保持了先锋诗歌概念的历史性。种种迹象表明,朱大可的这篇文章对‘先锋诗歌’概念在90年代的流行具有直接的启动作用。”我们可以得出“先锋诗歌”是在充分考虑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样的逻辑自然使“先锋诗歌”具有鲜明的本土色彩,而与西方的、被借用的“先锋”概念有很大差异。“先锋诗歌”由于诞生时间短、客观上需要在近距离的历史中找寻实证、“因物赋形”,所以,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视作“先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这样的指认需要注意如下三点:第一,这种考察既是现象式的、流派式的,同时也是潮流式的、整体式的;第二,这种考察就命名本身而言,主要强调了对象“实验”、“前卫”的特质;第三,这种考察造成了现代派、后现代派在当代批评界就是先锋派的印象,而没有将两者有效地分开。也许,从学理上说,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命名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很长时间内本土语境对于先锋本身的认知及其限度。如果说在小说、戏剧等都可以加上前缀“先锋”之后,诗歌也加上“先锋”难免带有概念泛化、命名焦虑的倾向的话,那么,来自社会、艺术层面以及批评方面的种种力量,恰恰成为中国“先锋诗歌”出场、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

“先锋诗歌”在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成为诗坛一个共识性概念,其在具体展开过程中既包括研究者或曰批评家的指认,也包括诗人的自我代言。在此前提下,每个言及先锋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先锋,先锋也可以向80年代之前的历史追溯:任何一个可以作为时代主潮的诗歌都可以成为相对于之前诗歌的先锋,进而产生本不属于先锋范畴的先锋。鉴于90年代诗歌所处的环境及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圈子化”的倾向,所以此时最能代表“先锋”的是延续80年代以来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创作之余绪,在90年代逐渐分化为知识分子写作、民间派写作的两大诗人群落,而最能概括先锋诗歌生存和写作状态的语词则是“个人(化)写作”。如果从“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的幻觉——极端关键”的角度理解“个人写作”的先锋性,那么,这一概念显然是恰如其分的。不过,由于“个人写作”之“个人”更多不是从艺术实践的角度生成,而是从诗人生存和诗歌生态的角度得出并带有难以掩盖的被迫性,所以,这个充满歧义而又充满希望的概念并没有使先锋诗歌实现自身的历史建构:缺乏适度的沉积、诗歌之外的东西过多、诗人处理写作与现实之间的能力偏弱,都使得先锋诗歌的行进之路迂回、曲折。人人都可以以先锋自居,即使从来没有在写作中表现出现代意识;人人又都不是先锋,因为先锋的边界过于笼统,先锋泛化的结果其实是窄化并解构了先锋自身。

从潮流和现象的角度考察、指认当代诗歌中的先锋派,很容易使先锋诗歌最终淹没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之中,因为这种考察思路没有在时间上给先锋派留下充分发展的时间。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新诗发展的实际可知:随着曾经被视为先锋派的诗人创作日益减少、一些可以和先锋产生密切关联的命名也逐渐成为过去,真正可以冠以“先锋”二字的诗歌和诗人已越来越少,先锋似乎正等待一个新的历史契机,进而重现颠覆、反叛至少是与众不同的面貌。而语义意义上的先锋仍然可以在选本、批评中不时浮现,但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哗众取宠、自我标榜、相互吹捧的“先锋”也可以大道期行,所幸的是,这些可以称之为“伪先锋”的先锋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并很快烟消云散,这一情况告诉我们:在时间的淘洗下,“先锋”已成为一种渴望,内化于人们的心中,人们对于先锋本质内核的部分还是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曾经的先锋已经“终结”,而新的先锋正在“孕育”。

 

先锋的姿态很难让人将其和传统以建构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介入的角度和如何辩证地思考。反复阅读尤奈斯库在《论先锋派》中的说法,即先锋派“应当是一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这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来说,只有在先锋派取得成功以后,只有在先锋派的作家和艺术家有人跟随以后,只有在这些作家和艺术家创造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学派、一种能够被接受的文化风格并且能征服一个时代的时候,先锋派才有可能事后被承认。所以,只有在一种先锋派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它已经变成后锋派的时候,只有在它已被‘大部队’的其它部分赶上甚至超过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意识到曾经有过先锋派。”我们不难发现:先锋派在反叛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同时,其实也为文学或艺术的历史留下了经验,进而以“事后”的形式建构了相应的传统。

由上述逻辑看待80年代以来中国先锋诗歌,其形成的传统是多方面的。首先,自朦胧诗开启的先锋诗歌浪潮是将现代派、后现代派的种种技法实践了一遍,从而丰富了当代诗歌写作。当代诗歌由此开启了追赶世界诗歌的步伐并逐渐与其趋于同步,其表现力不断增强、艺术经验不断丰厚、主题不断多元,逐渐形成了多维度、多向度的态势。需要指出的是,先锋诗歌浪潮是在拥有强大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实现自己的实验之路,因而往往容纳了很多成分——先锋诗歌在实验的过程中总要将社会、文化因素考察在内,虽使其先锋性不典型,但却生动反映了中国特色,而这恰恰是中国先锋诗歌的独特之处。其次,先锋诗歌深入当代,探寻了诗歌与现实生活之间的有效对话方式。“先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地、刻不容缓地指向并深入时代。这样做是危险的,但不这样做却更为危险。先锋诗歌要创造和发现当代汉语的全部复杂性”。“深入当代”是先锋诗歌的使命,也是其赖以生存的资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实验性”、“变动性”和“求新性”。而先锋诗歌的文学史意义也由此凸显:不再让诗歌远离生活或悬浮于生活之上,不再让诗歌简单重复古典诗词已经表现过的意境和情怀,先锋诗歌在立足当代的同时保持着向未来敞开的无限可能。第三,打破了中国新诗写作和方法的简单化格局,让诗歌真正回归到自我,进而呈现前所未有的现代意识。正如当代语境中的先锋诗歌之“先锋”在具有前卫意识的同时,还隐含着进步意识一样,先锋作为一个时髦的词语还人们从肯定的角度使用它是密不可分的。当代语境下的先锋诗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诗歌已无法像80年代那样通过集体出场、标举旗帜保持自己的前沿姿态,而只能以个人的方式、比较的视野探寻诗歌未来的可能,这样的态势虽然可能使诗歌的“革新”变得低调、缓慢,但却可以在保持自由探索的同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可能性。毕竟,即使先锋也需要积累、需要一种观念的形成,且不能总处于高度运转的状态,何况在后现代和网络化时代,先锋本身就应当减速直至成为一种自我意识。

包括诗歌在内所有文学先锋性的减弱,既是时代语境变化的结果,也与人们对于诗歌认知性逻辑不无关系:在朦胧诗、第三代诗歌、90年代个人化写作之后,何种写作可以承担先锋的角色或至少是诞生先锋?这恐怕是所有关心当代诗歌未来发展的问题。对此,笔者持这样的观点:先锋肯定要找到寄居地进而获取自己的实验场所,对比诗歌,当代小说已经在“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晚生代小说”之后通过网络保持了自己的先锋性,玄幻、穿越等小说都以崭新的姿态为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新质,即使其中一些作品难免质量良莠不齐。那么,网络是否也会为先锋诗歌提供新的实验场所呢?这个问题就网络化时代本身来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的关键是何时诞生新的、有实验性的作品以及人们对于诗歌写作、发表以及传播媒介的重新认识。

总之,“中国的先锋派和西方的先锋派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先锋派是文学发展之中出现的,而中国先锋派是文学断裂之后开始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先锋派的时候出现了”,作家余华的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谈论诗歌的先锋话题必须针对中国文学现实才能有效。事实上,自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浪潮已经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的传统,如何继承这一传统并面向未来,理当是每一个关心当代诗歌未来发展的人所要思考、面对的课题!

 

注释: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1期。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5108109页。

同上,第105108页。

钱文亮:《“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江汉大学学报》,20054期。

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王忠琪等译:《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68页。

陈超:《深入当代》,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328页。

余华:《传统·现代·先锋——两个问题》,原载《今日先锋》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后收入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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