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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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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刊物”现状的对话(之三)

(2007-04-16 19:53:07)
分类: 诗歌研究

 

森子(河南,诗人,民刊《阵地》主编)
张立群(辽宁,文学博士,《中国诗人》编辑)


张立群:为了能够更好的呈现当下诗坛的“期刊”现状(包括民刊),以及让大家了解一些“隐秘的历史”,今天,《中国诗人》邀请了几位从事期刊编辑的诗人,通过自己的经历探讨诗歌期刊以及期刊之外的诗歌问题。首先,请诸位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刊物的历史和现状?

森子:
 《阵地》创刊于1991年,十余年间出刊9期,真实记录了90年代至今新诗写作的脉络和演化的过程,是研究、阅读自90年代以降新诗的重要资料之一。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平顶山的七八个诗人常常聚在一起煮酒论诗,并筹划一本有着长远目标的诗刊。第一期《阵地》(1990—1991)由我统稿,与海因一起找人打印、复印、装订,虽然是复印本,意义却重大。第二期《阵地》(1992—1993),我们决定胶印,由我、海因、罗羽、老船、冯新伟等一起组稿、校对、印刷。
1992年,平顶山的几位诗人去南方发展,《阵地》的骨干锐减。继续办下去还是到此为止,我和海因曾彻夜长谈,感觉越是困难,《阵地》越要办下去!第三期由我、海因、耿占春操办,郑州诗人高立学给予《阵地》很大的帮助。
从1993年至1998年,《阵地》的骨架主要由我、海因、耿占春三人撑起。1995至1997年,第五、第六期《阵地》不仅荟萃了国内一批优秀的诗人,还有几位前卫摄影家的作品。这两期《阵地》在诗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98—1999第七期《阵地》,基本上是我一人操作,丛小桦、陈鱼等伸出了援助之手,蒋浩帮助制作了这期《阵地》。接下来第八期,蒋浩、张闳、王晓渔为《阵地》出谋划策并帮助组稿,蒋浩编排、设计、印刷。这两期《阵地》推出了众多7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作品。
2004年,《阵地》第九期出刊,由我和青年诗人张永伟共同编定,印刷、设计和装帧还是由诗人蒋浩亲手操刀。这期《阵地》推出了平顶山七人诗选,这也是平顶山诗人较为集中的一次展示。
去年,我们曾也筹划出一期《阵地》,但因某些原因而推迟,希望今年能够顺利出刊。《阵地》的办刊原则不变,它不是一本地域性刊物,它是开放性的。更重要的是在民刊、公刊界限模糊的当下找到断续出刊的理由,并彰显其个性,而不是为了好看或普及而湮没在相似性中。

张立群:1985年以后的中国诗坛,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民刊的兴起进而推出了很多的诗人;进入90年代之后,纯文学的境遇不佳使正式期刊发表诗歌遭受一定程度的限制,民刊和网刊的盛行应运而生,而且,就装帧、排版而言,有时似乎很难说清孰优孰劣,记得,当时看森子邮寄来的《采花盗》,无论其名字还是是否就是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都让我大吃一惊(笑)。民刊和网刊的流行使诗坛活跃起来,在“圈子化”“小集团化”效应下,它们办刊灵活、极具个性色彩,这一点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叫“边缘的自由”,请谈谈其中隐含的问题特别是所谓的“权利意识”?

森子:
 《采花盗》能够以诗集的面目出现,要感谢《新诗》丛刊和诗人蒋浩,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如今《新诗》已经出刊11辑,其中个人专辑10期,诗合集1期。出诗集难,自己想办法,这也是诗人份内的工作。
 以前,我曾说过“边缘渴望中心”,这是一种病态心理,或者说是病态心理强加、投射到我们身上的一种反应。回头看“边缘的自由”也许是极权性的野史版,更加貌似自由,如果不警惕和自省,也会令人头大。
 在写作的自由和发表、交流的自由受到限制、阻塞的时候,“边缘的自由”以其受抑制后的增压不断在缝隙中探头,泄漏自己的意图和心愿。这种表达的愿望,有的喷薄而出,有的以变形姿态出现,这既是人的现实,也是写作的现实。
 我们更多的是以声音(文字即有形的声音)和图像证明自身的存在,在文学、艺术领域更是如此。于此,我们打量80年代以来的民刊和90年代末以来的网刊,便不难理解正常发声和不正常发声的区别。不正常状态下的正常,就是异常;正常状态下的异常可以接受为正常。因此,“权利意识”是生存、生活的政治本能。民刊、网刊的兴起、活跃,是对表达、交流自由的渴望,它们能在今天互动、共存是件幸事。
 既然办刊就免不了有倾向性,尤其民刊也不是普罗化的读物,选择即舍弃,也可能舍弃的是众多。也许,办刊人要的就是少,珍贵于此。
 倾向性重一点就是“小集团”、“小圈子”,我个人倒是希望这些集团、圈子多一些,而不是大而化之。至于圈子内部的问题由圈子去消化、解决;圈子与圈子之间的纷争也由他们自己去协调、改善,有矛盾、冲突不见得都是坏事,它至少告诉我们世上的路不止一条,如果你有能耐提前在罗马等他就是了,你半途而废或他迷路了走不动了,这都是个人的事情。
 在反对重复和资源浪费的前提下,传达自己的声音和图像,无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都是必要的,它既是健康的体现,也是对疾病的克服。

张立群:对于民刊和网刊的流行,对官方刊物形成所谓的“亚文化解构”趋势,我始终认为“百舸争流”并不是坏事,而且,事实上,在矛盾式的对立统一中,正式刊物比如《诗选刊》,也常常进行民刊的选辑,这显然是一个合力推进下的局面,请结合现状和自己的经验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森子:
 “百舸争流”当然很好,但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只能说有了较好的势头。民刊、网刊对官刊形成的“亚文化解构”趋势,我看也是被夸大了,官刊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主要在于它自身,自身的机制等等。
 网刊尤其是民刊在出刊频率、发稿量、流通渠道、诗歌活动、财力物力等方面无法与官刊相比,在办刊资历等方面上更是很难与官刊比,而影响力中最主要一项就是刊物的历史,如今能持续出刊10年以上的民刊极少(还多有断档),网刊刚起步几年,因此说民刊、网刊在以上这些方面对官刊构成威胁是不足信的。
 真正办民刊的人也不会把官刊当作自己的对手,不会这样,也不是这样的。写作与交流、
期待与阅读,这是诗人的日常生活。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诗人既在民刊、网上发诗,也在官刊上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无可厚非,既然写作就想让别人看到,读者是谁,这是一个奥妙的问题。读者的多寡对诗人写作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80年代以来,民刊成就了许多诗人,官刊只手遮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依我所见,国内选发民刊作品的有《诗歌报》、《诗刊》、《诗选刊》、《星星》、《诗歌月刊》等诗刊,还有一些文学期刊,这令人高兴,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应该是一件平常的事,不应该这么显眼。官刊选发民刊上的作品,只因为它们是诗,而不仅仅是一种姿态。
 我倒是希望看到,某一天民刊选发了各家官刊上的诗,那才有意思。其实,目前网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只是不充分、不标明而已。

张立群:任何一个诗歌刊物的编辑都会在办刊的时候,遇到可以称为有“难言之隐”亦或“难以释怀”的事情,这一点,在协办《中国诗人》时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了,在座诸位“校文字”的历史均比我长许多,能否就此为大家“泄密”一次(比如:日后成为诗人重要作品是在“我刊”首发的,哪件趣事让诗人终身难忘,等等),但一定要真实可信,否则,声明在先,本刊概不负责(笑)?

森子:
 办刊人轻易是不能诉苦的,因为真实性大受怀疑。尤其民刊多为朋友、同仁性质,强调诗作第一时,友情就会受损,何况你不能保证你的判断力总是对的,这样得罪人的事情就会发生。刊物的倾向性也迫使你必须选择,你若顾及情面,刊物就会出现偏差,离办刊的初衷就越来越远。没办法,是人在办刊,承认其局限性,方可释然一些。
 虽然我写过两篇关于《阵地》的文章,但我真是不愿意写办刊的回忆录,甘苦自知,它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如今,我愈加珍惜、信赖过去和现在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就没有什么了。喜悦、痛苦、烦忧,不都是为了一本刊物的分娩吗,留下一些脚印就已经足够。
 我、海因、罗羽、冯新伟、蓝蓝、阿九等人的重要作品都是首先在《阵地》上发表的。像孙文波的《祖国之书》、臧棣的《维拉的女友》、张曙光的《散步》、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陈东东的《喜剧》(首发时名为《炼狱故事》)、海因的《重叠的和展开的》、桑克的《火刑柱上的比较》、蓝蓝的《野葵花》、我自己的《乡村纪事》等均是在《阵地》上率先发表的。还有许多诗人的重要作品首发在《阵地》上,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趣的事情很多,说一件不太有趣的。90年代末,某城的一位陌生作者打来电话,表示愿意出钱出《阵地》,条件当然是发他的诗了。我同他聊了一会儿,没有答应他。之后,他又打来三四次电话,我说,我们不缺钱,言外之意他应该明白。其实,那时我生活紧张,没钱出刊。

张立群:能否以扫描诗坛的方式,说说当下诗歌期刊的基本现状?

森子:
 在传媒、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诗歌的阵地正从期刊向网络转移,当然这不是单纯的期刊影响力下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生活与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网络的方便与迅捷给诗歌提供了新的展示与交流的平台,不管好坏、水平高低,谁都可以登台表演。门槛低也是网络写作的特点,这里已经成为一大批初学者、新人的习武场。
 网上选稿,E—mail投稿与用稿,成为媒体、期刊编采的新手段。现在,多家官刊有自己的网站或论坛,约稿、发布消息和期刊目录,已经是诗歌刊物的日常作业。
 目前,网上还是看点,看点就是点击率,虽然虚拟却非常吸引眼球,去年一些与诗歌相关的事件、现象,也多在网上风兴作浪。它们虽然很少触及当代诗歌根本性的问题,却也让人们陷入对诗歌命运与现状的沉思。
 网络炙手可热,不等于诗歌刊物没机会,应该说网络给诗歌刊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网上的诗歌资源向纸媒转移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互利互惠的行为,也是网上诗人、新人的选择。网络虽然可以带来掌声,满足交流的欲望,但就目前来看还算不上权威,权威还是在官刊和民刊的手里。官刊和民刊也有责任,从网络中发现、挑选新人新作,只要他写得好,你管人家是网上还是网下呢。
 市场对诗歌期刊的压缩已成事实,但我还是认为:不是诗歌刊物少,而是有判断力的刊物太少。

张立群:诗歌期刊的存在当然不是解救诗歌的唯一途径,但却是诗人和诗歌生存的重要阵地,因此,诗歌刊物的未来会对诗歌的生存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请结合手中刊物的新年新举措来谈论这一关系?

森子:
 网上阅读给人带来兴奋,但古老的纸介阅读更适于品评一首诗,再说千百年来的阅读习惯也不是一天就能改得了的。在此意义上说诗歌期刊(不包括网刊)是诗歌和诗人的重要阵地,我是赞同的。
 诗歌不需要我们去解救,而是她在拯救我们,她的生命要比我们长得多得多,我们好好侍奉她就是了。我是不赞成诗歌危亡论的,好像她真的要上绞刑架了,她要上也是替我们上十字架呀!
 诗歌刊物的未来是与我们及后代读不读诗、写不写诗相关,只要还有人写、有人读,刊物就会存在,但存在的方式可能与今天有别。如果有一天官刊不存在了,也就没人再叫民刊了,大家都一样;如果只剩下官刊,民刊一本也没有,当然是悲哀。我们就退回到手抄本的时代。
 诗歌刊物的现状可能还要维持很多年,这也跟出版制度相关,对诗人的生存与写作有影响,但我们不宜把它看作是决定性的。
 如果今年条件成熟,我会推出最新一期《阵地》。我既想读到立意清新、隽永的新人的作品,也希望看到旨意高远、幽微的成熟诗人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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