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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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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从诗歌的底层出发

(2007-03-15 08:33:52)
分类: 诗歌研究
 

张立群   卢卫平

 

张立群(以下简称为张):卫平,你好!对于近来出现的关于“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等一系列的话题,我的见闻一直意见不一,看来,这必将是成为诗人与读者“双重心态”的问题。作为这一写作的代表诗人特别是被赋予“从身边开始的‘草根性’”之后,请谈谈你对上述命名的看法?

卢卫平(以下简称为卢):一个诗人,一个要写一辈子,并能够写一辈子的诗人,是很难用某种写作去命名的。我刚开始写诗时,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写了很多校园诗,被称为“校园诗人”。九二年到珠海后,我写了一系列涉及“打工生活”的诗歌,反映小人物在大城市的生存体验和生活状况,并且得到诗坛的关注。一些诗评家将我的诗歌写作,归类为“打工诗歌”和“底层写作”。我理解他们对纷繁复杂的诗歌写作的梳理和归类,但并不认为这样的命名能涵盖我诗歌的全貌。从二000年我母亲去世到现在,我写了三十多首怀念母亲的诗,其中《母亲活着》获得了《北京文学》奖,《修坟》被几所大学的文学院作为诗歌教学的文本解读。《星星》副主编靳晓静在读了我的长诗《在雨中送母亲上山》后,说她有很多年没有为一首流过泪,但我这首诗,让她一次又一次流泪。有不少评论家和诗人认为我写母亲的诗代表我的诗歌写作水准,但还没有人将我的写作称之为“亲情写作”。维特根斯坦说:要看清眼前的事物是多么难。我只写在我眼前,并被我看清的事物。所有对一个正在写作中的诗人进行的命名都是令人怀疑的。

张:对于社会常说的“北漂”、“南漂”的“漂泊一族”,相信你并不陌生。从湖北红安到南去珠海,相信其中的感受定会很多,能否结合《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当我对城市动了点真情》、《乡下人进城》等介绍一下?

卢:我是在红安乡下长大的,靠油灯下的苦读才进城的。从八五年大学毕业到九二年九月,我一直在湖北赤壁的一个大型纺织厂的子弟中学当老师,生活四平八稳,水波不兴,惟一让我激动的就是在大学就已经开始的诗歌写作。我似乎是要有意跟自己过去的生活告别,我选择了九月十日教师节这天挤上南下的火车,成了“漂泊一族”。在只有老鼠和蚊子陪伴夜晚和周末的出租屋里,我体会到了在我的乡村经验和教师生涯中从未体会到的孤独和卑微。高楼大厦的脚下,是无数像我一样为了生存和梦想而拼命挣扎的人。我体味到在灯红酒绿后城市的冷漠和无情,我看见在可以复印的笑容里城市的虚伪和傲慢,我从每天都能听到的车祸和工伤事故的消息里感受到城市的危险和恐怖。我在城市仓皇如鼠。九五年我出版了一本诗集,诗集的名字就叫《异乡的老鼠》。《当我对城市动了点真情》、《乡下人进城》是我九七、九八年的作品,是城市经验在我诗歌中真实呈现。《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写于二00二年春节前夕,是我的一首重要诗作,在《作家》杂志上发表后,为我的诗歌写作里带来不少声誉。我写的是一个我不止一次在水果街看到的真实场景,在城市打工的乡下姑娘在逛水果街时满脸红苹果一样的笑容让我感动。她们似乎只买苹果。苹果让她们感到幸福。她们是一群被城市乡下挑选到城里的苹果。这是一群健康的苹果,纯朴的苹果,善良的苹果,过年想家的苹果。

张:这是否与创作有关?

卢:这与我的创作密不可分。我很注重一个诗人在他自己诗歌中的现场感。

张:相信很多人都对你的“向下的诗歌”感兴趣,而且,我也不只一次听他人谈起;既然,向下可以代表一种方向感,那么,它对应的方向就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权利问题,请在解读“向下的诗歌”之后,说明这一问题?

卢:“向下的诗歌”是我在获得第三届华文青年诗歌奖后的获奖感言。我强调的是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一个有生命力的诗人必须扎根大地,表明我诗歌写作的日常性以及对细节的关注,很多很多在“世界大熔炉中被人们忽略的部分”(希姆博尔斯卡语)通过诗歌闪闪发光。在世界面前,人是渺小的,但诗人是强大的,诗人即使是向下的,仍然站在世界的高处,说出世界的秘密。

张:那么,“向下”之后,诗歌在语言上出现哪些新质呢?它与“追寻到生活的本质”这一命题有何关联?

答:阿赫玛托娃在告诉年轻的布罗茨基诗歌写作的秘诀时说,写诗要少用甚至不用形容词,要多用名词。在经过多年诗歌写作的练习后,我渐渐了悟到一些用名词去完成一首的魅力和难度。我开始叙事,开始用口语。我认为口语是最有张力的诗歌语言,它和口水有本质的区别。生活的本质就是一些名词,就是口语,用形容词描述的生活,是夸张的,变形的,不真实的。

卢:“底层写作”适逢世纪初文学成为一个话题,而与此相联的或曰在评论界继起的则是诗歌的道德伦理,应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如何?

答: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一个人在生活中是一个社会人,要恪守一个人在社会中最起码的道德伦理,没有别人的允许,你是不能当众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的。这是责任也是约束。而一个诗人在写作时,是个人的,除了要有悲悯心外,他只需要对诗歌负责,对语言负责。这种悲悯,是一个诗人对天地的悲悯,对时间和空间的悲悯。诗歌要不要承担这以外的东西,诗人要不要以诗人的身份充当某个社会、历史或人类的角色,这是一个没有最后答案的问题。这取决一个诗人为什么写作,这取决于一个诗人除了是一个诗人外,还想做什么。我认为一个诗人怎样写比写什么重要。谁能告诉我,在怎样写的问题上,什么道德,什么不道德。我写“底层”,思考得最多的是我写作的维度,看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准确地表达我的经验。

张:杰姆逊在《时间的种子》中,曾经以乌托邦来修复后现代解构后的历史,上述的诗歌道德伦理及其涉及的传统与现实的内容,是否也具有这一效果?“底层”与“道德”的盛行也许会让人联想到一种虚假的“作秀”,因此,究竟应如何看待它们在理性层面上对当下诗歌存有的意义呢?

卢:请原谅我阅读的有限。我没有读过杰姆逊的《时间的种子》,不了解乌托邦是怎样来修复后现代解构后的历史的。当下的诗歌有太多的非诗的东西,因此“底层”和“道德”才成为一个所谓的热门话题。“底层写作”和“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据说白居易写《卖碳翁》时,花天酒地,妾妓成群。我看到的当今的所谓“底层写作”大多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底层写作”,是作家诗人们站在高处对“底层”的一种微妙和复杂的把玩,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从这个意义说,他们的“道德”是不“道德”的。所有诗人的写作,都是传统的写作,也都是现实的写作,没有诗人在写自己的第一首诗时,就凌空高蹈。不知道别人的旧,你怎么知道自己的新。不站在大地上,你怎么知道你在空中时是在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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